“我们必须意识到太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物理学家劳拉·格雷戈近日在一场访谈中发出的提醒，把公众的视线再次拽向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当新一轮太空竞赛高歌猛进，大量卫星、探月工程和深空计划密集推进时，人文学科的位置在哪里？在技术狂飙的叙事之外，艺术、哲学、法律和历史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又能提供哪些不可或缺的视角？
杜伦大学教授阿比·加林顿在致《卫报》的一封公开信里，直接点出了这个缝隙。她指出，格雷戈不仅呼吁我们关注太空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还提醒要审视埃隆·马斯克通过卫星对太空进行的潜在“占用”，以及这个航天时代对地球代际管理、人类文化特殊地位所提出的深刻追问。同一篇访谈中，采访者艾达·埃德马里亚姆也注意到一个矛盾：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固然能带来灵感，但绝大多数人只能做一个目瞪口呆的观众，在关乎文明走向的重大航天决策面前几乎没有发言权。这些疑虑，单靠推高轨道高度、提升发射频次、刷新运载数据，是无法消解的。
加林顿在信里直言，科学和技术无法独自应对所有这些难题。历届英国政府持续向STEM学科倾斜，即将出台的国家太空战略也把重心放在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上，这使得监测、探索与通信技术突飞猛进，一场名副其实的第二次太空竞赛已然成形。然而，正如格雷戈所揭示的，在卫星星座覆盖地球近地轨道、深空探测器不断拓展人类足迹的过程中，人们还急需构建新的国际协作框架、延伸出适用于行星际活动的管辖权理论和法律体系；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人”，怎样理解人类文化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如何承担起跨星球环境责任；同时还要对历史上人类因傲慢而付出的代价保持足够清醒的审视。所有这些，恰恰是人文学科和艺术最擅长耕耘的领域。
加林顿给出的两个方向，或许让人看到一线融合的可能。杜伦大学的太空研究中心，以及莱斯特大学新设立的Leverhulme人类与太空中心，正在尝试把科技维度与人文视野真正编织在一起。它们不再是简单地在工程课题里点缀几个伦理学选项，而是把对太空资源分配、天体环境保护、跨文明接触准则的思考，纳入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全过程当中。在加林顿看来，这种跨界探索，才是英国在太空新阶段真正实现繁荣所需要的智力基础。
然而，与这种需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大学人文学科正面对的新一轮收缩。信中提到，埃克塞特和爱丁堡等高校近期的裁员，只是冰山一角。英国科学院所担忧的“冷区”现象正在扩大：一些地区的学生将会因为课程裁撤而失去接触这些本应丰富人生的学科的机会。加林顿强调，人们固然要担心学生们被剥夺了学习权利，但更应该看到，这些削减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自我降级——砍掉的并不仅是选修课，而是那些能够帮助英国在太空探索新纪元中保持思想引领和制度构建能力的核心素养。当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可以单方面改变近地轨道生态，当各国争相在月球圈定潜在资源区，如果缺少能够从历史、哲学、文化角度提供深层思辨的人文力量，再先进的火箭也可能只是把旧日的地球冲突搬到了更遥远的地方。
加林顿的公开信，表面看是一封为人文学科鸣不平的呼吁，内里却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新一轮太空竞赛的喧嚣声中，如何确保技术不会脱离人的尺度。格雷戈的警惕、埃德马里亚姆所看到的观众化困境，以及英国科学院对学科生态的忧虑，最终汇成一个共同的提示——没有谁能仅凭推力就抵达文明的下一个目的地，对意义、责任与共有未来的追问，同样是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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