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四川眉山徐松故意杀人案开庭，这场造成三死一重伤的惨案，撕开了一条尖锐的法律矛盾：立法出于人道，给精神障碍者设置从轻处罚通道，可这份法律人性化的兜底，最终买单的却是几条毫无过错的普通人命。
回看整件惨案，凶手徐松的行凶全程充满清晰规划，完全不像失控的重症精神病患者。他提前备好匕首，按顺序登门，先杀害独居残疾舅舅，再路边截杀大伯，随后专程找上当年管教过自己的八旬老师，最后又持刀伤害亲戚，行凶目标、作案路线、逃跑方式都经过思考，事后骑电动车逃窜直至被抓获。被害人家属全程无法认同华西鉴定给出的“精神分裂症、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结论，庭审核心矛盾也全部围绕这份鉴定展开。
法律设置精神病人从轻规则，初衷本是兼顾人道与法理。刑法规定，未完全丧失辨识控制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犯罪，可从轻量刑，背后逻辑是病人受病理影响，主观恶性和常人有区别，给予宽宥是法律包容人性的体现。可落到本案，这份包容显得无比沉重。徐松早有多次犯罪前科，2022年就因持刀报复邻居获刑，当时法院已考虑其精神问题从轻处理，可刑满返乡后，亲属、村民多次发现他言行怪异，反复向村干部求助，希望介入管控送医，村委会却全程置之不理，社区随访、民警重点管控等制度全部落空，监管链条彻底断裂，才让隐患发酵成灭门惨案。
受害者全是与他有血缘、师生情谊的普通人，八旬教师当年只是正常管教学生，残疾舅舅收留无处可去的他，无辜亲戚仅仅没能力接济，没有一人与他存在深仇大恨。三条鲜活生命永久消逝，一名男子落下终身重伤，破碎的数个家庭，再也等不来完整生活。检方虽考虑其累犯情节建议判处死刑，但“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果，仍会成为庭审从轻裁量的重要依据，这也是受害者家属最大的绝望。
法律的温情，不该以普通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如今不少恶性案件中，精神病鉴定成争议焦点，根源在于监管缺位与量刑平衡失衡。对有暴力倾向、多次肇事的严重精神障碍者，不能只靠事后司法从轻，更要落实事前社区管控、强制医疗机制。司法裁判也应当兼顾双方公平，不能只倾斜行凶者的疾病困境，忽视无辜受害者失去生命的惨痛代价。
人道包容值得坚守，但生命权是所有人最基础的权利。如何平衡精神障碍者权益与普通民众安全感，补齐基层监管漏洞，让法律温情不变成受害者的伤痛，是此案留给司法与社会必须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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