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据美国主流媒体近日报道，美国国内多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正在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

其中，福克斯新闻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正面评价大幅下滑：2019年，登记选民对资本主义的好感度净差值为30个百分点（57%持正面看法，27%负面），现在则滑落到了仅剩4个百分点（50%持正面看法，46%负面）。该结果不仅与盖洛普去年进行的同题民调结果类似，还同美国国内逐年增多的工人罢工相互呼应。康奈尔大学劳工行动追踪系统显示，2022年美国参与罢工的工人总数为22.4万人，较2021年的14万人同比增长‌60%‌；2023年全年罢工人数接近54万，较2022年大幅增长‌141%‌，创下近40年来峰值。2024年开始，罢工频次稍有回落，但呈现出餐饮、医疗、物流、汽车制造等多行业覆盖以及46个州250多个城市大范围扩散之势。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乡下人的悲歌》恰恰用阿巴拉契亚山区底层白人的真实成长史，刻画了那些曾是“资本主义最忠实信徒”的铁锈带工人家庭，如何在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失去工作，陷入毒品成瘾、家庭破碎、社区瓦解的惨境，他们曾经笃信的“努力就能成功”的优绩主义信条，最终变成困住一代人的精神枷锁。

上述情况均折射出如今的美式资本主义已经很难像120年前维尔纳·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判断的那样，凭借“烤牛肉与苹果派”式的高生活水平、普遍的男性普选权、开放的阶层流动通道等消解阶层反抗意识，并成为“美国梦”的底层逻辑。

美国社会近年来对资本主义信心渐弱，或许可从以下一些方面找到原因。

第一，自由主义全球化遭遇逆流，打破美国资本与政治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共谋”。

经济全球化红利期内，美国资本与政治形成某种“稳定默契”：资本层面依托全球化产业链布局，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且将部分收益反哺国内，维持社会表面繁荣；政治层面，民主、共和两党无论如何轮替，都默认服务于资本的核心利益，通过放松金融监管、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为资本全球扩张扫清制度障碍，同时用“美国梦”叙事掩盖贫富分化的事实，换取选民的支持。

但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操作，自由主义全球化遭遇严重挫折，国际贸易壁垒抬升，美国跨国资本愈发难以再像过去那样在海外获取超额利润，只能更多转向国内收割存量市场，结果就是进一步挤压了劳工阶层的分配份额。截至202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总财富占比仅为2.5%，而顶层1%人群掌握的总财富已经超过底层90%人群的总和。这直接打破了美国国内“让渡小部分红利换取社会稳定”的潜规则，使得两党都无法约束资本恶性逐利、无法兑现对普通民众的福利承诺。为了赢得选票，他们只能在极化道路上渐行渐远，导致资本不受约束地收割自身利益、政治体系进一步沦为资本逐利的附庸。相关现实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戳破了美国人“纯靠努力就能从资本扩张中分一杯羹”的集体幻觉。

第二，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社会掠夺触发了“社会反向运动”。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当市场肆意侵蚀社会边界，必然会激起社会的自我保护。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实践恰恰在配合市场完成从社会中“脱嵌”的过程：1980年至今，美国联邦学生贷款总规模从不足200亿美元膨胀至2025年的1.7万亿美元，平均每个借款人负债超过2.8万美元。另外，医疗负担沉重，凯泽家庭基金会2024年针对美国民众医疗费用负担开展的调查显示，75%的脱保成年人和37%的参保成年人称曾因费用高昂而选择拖延或放弃治疗。就居住条件而言，2025年美国的住房自有率约为65%，与1980年水平大体相仿，其中非西班牙裔白人的这一指标高达73.8%，黑人则仅为45.9%。

与此同时，劳工保障体系遭到蚕食，私人部门工会入会率从1983年的16.8%跌至2024年的6%。加之美国多个州陆续出台政策限制工会集体谈判权、削弱工会影响力，叠加资本全球化流动带来的“产业外迁”，普通工人的薪资议价能力被大幅压制，1978年以来美国工薪阶层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购买力几乎没有增长。

当越来越多美国人发现“努力就能实现美国梦”越来越不真实时，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便很容易被激活。这类“社会反向运动”本质上是美国社会对资本无度掠夺的一种集体反抗，它不局限于欧洲那种为对抗资本而爆发的传统社会主义运动，还以左右翼极端思潮崛起、对建制派的反叛、对现有资本主义秩序的普遍质疑等形式呈现出来，直接瓦解资本主义维系自身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和舆论阵地。

第三，从工业城市到中小城镇再到近郊社区，那些被美国人视作“资本主义繁荣符号”的诸多生活空间，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衰落。

这一日常可感的现实，成为削弱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信心的直接推手。美国一些传统工业城市首当其冲，底特律、克利夫兰、扬斯敦等老的制造业重镇，大片工厂厂区废弃，部分核心街区的空置率长期维持在30%以上。产业和人口外流导致城市财政状况堪忧，路面坑洼得不到修缮，路灯大面积损坏无人维护，警力、消防等基础公共服务不断收缩，部分街头的毒品营地和流浪者聚集点逐年扩张。

美国中部和南部的不少中小城镇同样陷入“凋敝循环”。随着本地加工厂、农业配套企业接连关闭，一些城镇主街上曾经热闹的百货店、餐馆、影院等也相继歇业。城镇的活力随着人口外流一点点被抽干，渐渐沦为“被遗忘的角落”。就连过去曾被奉为“美国梦终极形态”的中产郊区，也告别了原本的安稳幻象。美国社区调查数据显示，从2019到2022年，美国贫困人口增加了150万，其中超过60%发生在郊区。当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从小到大熟悉的繁荣生活场景难以重现，这种沉浸式的衰败体验比任何抽象的理论批判都更有冲击力，直接让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持续繁荣、人人向上”的承诺失去信任。

第四，美国代际更替下的社会心理转向，消解了资本主义曾经赖以赢得信任的文化共识。

“桑巴特时代”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的认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将个人成功归因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系。但如今，这一心理对美国“千禧一代”和“Z世代”而言已经不复存在。从反映父辈收入对子女收入影响程度的“盖茨比曲线”观察，“沉默一代”的代际收入弹性仅0.3，超70%的人收入超越父辈；2025年该数值升至0.6，能超越父辈收入的年轻人占比已跌破50%。从现实看，美国当代年轻人并未经历过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而成长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经历之后经济复苏长期乏力的现实，这些对资本主义的“负面记忆”都使他们形成某种集体代际心理。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民主党人）对资本主义的好感度总体上远不如15年前。50岁以下的民主党人中仅有31%对资本主义持正面看法，而2010年该比例为54%。这种自然生发的代际观念转向绝非短期的情绪宣泄，而更像是一场持续的认同范式转移，即当长期支撑资本主义合法性的“美国梦”共识逐步失去代际传递能力时，资本主义的受欢迎程度自然出现不可逆的下滑。

回望维尔纳·桑巴特的百年命题，今天的美国恰恰走到了它的反面。那些曾经营造资本主义“良好形象”的主流政治力量托举、安逸便捷的生活圈和阶层流动通路等，正被资本主义的无序、恶性扩张破坏。当美国人从骨子里不再认同这套体系的价值叙事时，资本主义用来掩盖社会内部矛盾的那些缓冲机制便日趋失效。如今，美国民众对这套体系的失望乃至反叛，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