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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响了十七声,那边才接起来。

我攥着手机,手心全是汗。刚在县医院办完住院手续,父亲的中风来得突然,医生说至少得卧床两个月。我是超市收银员,底薪两千八,请一天假扣八十。

“喂。”李芳的声音隔着电话线传过来,比我想象中更冷。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十年没联系,开这个口真难。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医院走廊那股福尔马林味。

“姐,爸病了。中风,半边身子动不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听见打火机的声音,她抽烟了。以前她从不抽烟。

“病了找我?”李芳笑了一声,那笑声干巴巴的,“当年让我退学供你时怎么不打?现在想起有个姐了?”

这话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往肉里割。

“姐,我不是...”我想解释,又不知道解释什么。父亲住院三天了,我白天上班,晚上陪床,已经两天没合眼。超市经理说再请假就让我走人。

“你什么你?”李芳的声音尖了起来,“你知道我嫁到广东头两年过的什么日子吗?你知道我冬天没暖气冻得睡不着觉的时候想什么吗?”

我咬着嘴唇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转,愣是没让它掉下来。

“爸不是最疼你吗?你不是最能干吗?自己照顾去。”李芳说完,电话就挂了。

忙音嗡嗡作响。我看着手机屏幕,通话时长一分二十三秒。十年没联系,就是一分二十三秒。

病房里父亲睡着了,打着鼾,嘴微张着。床头柜上放着半碗没吃完的小米粥,已经凉透了。我坐在折叠床上,腿发软。

窗外是北方的三月,风还硬得很。街上的杨树光秃秃的,枝桠乱糟糟地支棱着。十年前李芳出嫁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她穿着红棉袄,站在大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那辆破面包车。

我当时以为她会回来。过年嘛,走亲戚嘛,总能见着。可她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前两年她还寄钱回来,年三十汇五百块,后来连汇款都没了。

手机屏幕又亮了,是超市同事发来的微信:明天能来上班不?缺人手。

我回了条:再请两天。

然后把手机扔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脸。黑暗里,李芳那句“当年让我退学供你时怎么不打”一直在我脑子里转。

那年我十一岁,她十四岁。我记得的。

01

李芳比我大三岁。

小时候村里人见了都说,这两姐妹长得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像她,她像妈。下巴窄,鼻子挺,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妈走得早,肝癌,连治都没怎么治就去了。那年我六岁,李芳九岁。父亲是厂里的工人,三班倒,一个月挣四百多块钱。妈走了以后,李芳就学会了做饭。她踩着板凳炒菜,油溅到胳膊上烫出水泡也不吭声,只是吹吹气又接着翻。

我上小学那年,李芳上四年级。她成绩好,年年考班里前三名,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父亲嘴上不说,但每次喝了酒就摸着那些奖状笑,说我们家小芳是读书的料。

我呢,成绩一般,中等偏上。老师总说我聪明但不用功。李芳就管着我写作业,我不写她就不让我睡觉。她坐在我旁边,借着手电筒的光看书,看的是从学校图书馆借的《红楼梦》,翻的都卷页了。

“姐,你看得懂吗?”

“慢慢看就懂了。”

十四岁那年夏天,李芳初中毕业,考了全县第二。镇上中学的老师亲自跑家里来,说这孩子能上重点高中,将来考大学没问题。

父亲坐在门槛上抽旱烟,一根接一根。

老师走了以后,父亲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说:“小芳,家里供不起两个。”

李芳正在洗碗,手在冷水里泡得通红。她没抬头,说:“那就让我妹念呗,她比我聪明。”

“你成绩好。”父亲声音很低。

“好有什么用?”李芳笑了声,把洗好的碗摞起来,“我去县城打工,一个月能挣两三百,够妹妹学费了。”

我当时在里屋写作业,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我趴在桌上,铅笔戳破了作业本。

后来李芳真的没去上高中。她去了县城一家餐馆端盘子,一个月挣一百八。每个周末回来,都给我带一袋桃酥,或者两个橘子。她瘦了很多,脸上褪了婴儿肥,下巴更尖了。

“姐,你吃了吗?”

“吃了,店里管饭。”

可我知道她没说实话。有次我去县城找她,看见她在后厨啃馒头,就着剩菜汤。我站在门口没进去,眼泪哗哗往下掉。

初三那年,我考上了县一中。李芳比我还高兴,她说:“我就说你比我聪明吧。”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父亲坐在院子里,抽了很久的烟。

“你姐也该找个人家了。”父亲突然说。

那年李芳十九岁,在县城打了五年工。她每个月给我寄生活费,自己只留一百块。她穿的都是地摊上十几块钱的衣服,皮鞋开了线也不舍得换。

“爸,我还想再打两年工,帮妹妹...”

“打什么工?”父亲打断她,“你今年都十九了,村里你这个岁数的孩子都满地跑了。”

相亲那天,李芳穿着餐馆老板娘借的红裙子。王强来家里,带了两瓶酒一条烟,坐在堂屋里跟父亲喝茶。

王强在广东工地干活,说一个月挣三千多。他长得不算差,但笑起来有点假。我躲在门后看他,总觉得哪里不对。

“嫁过去就要去广东?”

“嗯,我在那边租了房,两个人住足够了。”

李芳坐在炕沿上,手绞着衣角,没说话。

父亲端起来茶杯:“那就这么定了,年后办。”

那天晚上,李芳睡在我旁边。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假装睡着,听见她小声哭。哭得很克制,像是怕吵醒我。

出嫁那天早上,李芳把她的书都留给了我。那一箱子书,有《红楼梦》、《西游记》,还有几本手抄的诗集。她用牛皮纸包得整整齐齐,上面写着:给妹妹。

“姐,你到了那边给我写信。”

“嗯。”

她坐上破面包车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长,像是要把我印在眼睛里。

车子开出去很远,我还在村口站着。风吹得脸上疼,手冻得发紫。

后来她真的写信回来。字还是那么好看,一笔一划的。说她在那边的厂里上班,说广东的冬天不冷,说王强对她还行。

但信里的字越来越少。从三页纸到两页,再到一页,最后只剩半页。

再后来,信也没了。

02

照顾父亲的日子,过得像翻日历。

每天早上六点起来,给父亲擦身子、换尿不湿、喂饭。他右边身子动不了,嘴也歪,吃饭老漏。一碗粥能喂半小时,溅得围嘴上都是。

超市那头,我申请了停薪留职。经理姓刘,四十多岁的女人,脸长,说话刻薄。

“李梅,你这情况我也理解,但店里不能老等你。这个月你先请着,下个月要是还不行,我也没办法。”

我点头哈腰,说谢谢刘姐。

其实哪有办法。家里就我一个,父亲瘫了,我能扔下他不管?找护工,一天两百,我哪儿请得起。

父亲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他就盯着天花板发呆。糊涂的时候,就喊妈的名字,或者喊“小芳”。

有一天下午,父亲午睡醒了,突然拉住我的手。

“小芳回来了没?”

我愣了一下,说:“没呢。”

“她是不是怨我?”父亲嘴歪,说话含含糊糊的,但我听得很清楚。

我没吭气。

父亲松开我的手,转过头去看窗外。窗外那棵杨树上落了两只麻雀,叽叽喳喳的。

那天晚上我给父亲擦完身子,把他扶起来靠在床头。他伸手去够枕头底下,够了好几次没够着。我帮他掀开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照片。

照片已经泛黄了,是李芳初中毕业那年拍的。她穿着白衬衫,扎着马尾辫,笑得很开心。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八个字:好好念书,考上大学。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见底下还有一样东西,一张汇款单。

汇款单也是旧的,纸张发硬,边角都卷了。邮戳是八年前的,从广东东莞汇过来的,金额三百元。收款人不是我,是一个叫“刘德厚”的名字。

刘德厚是谁?

我拿着汇款单看了半天,父亲已经又睡着了,打着鼾。

关于这张汇款单的疑问在我脑子里打转。父亲为什么要留着它?刘德厚是谁?李芳寄的钱,怎么是寄给别人的?

我把照片和汇款单放回原处,压在枕头底下。

第二天上午,我在厨房热粥时翻了翻父亲的旧柜子。柜子里都是些破旧东西,老式收音机,几张发票,还有一本发黄的户口本。

户口本上,我家就三口人。父亲、李芳、我。母亲的名字早就注销了。

我翻到李芳那页,在“迁出”一栏写着:2007年10月,嫁入外省。

迁出日期是手写的,字迹很熟。是父亲的笔迹。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用圆珠笔写的,笔画很轻:女嫁广东,从此不知归期。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父亲的字歪歪扭扭的,不像是他平时的笔风。那行字像是写给自己看的,压在户口本最底下,不仔细翻根本看不见。

“从此不知归期。”这六个字父亲念了三遍,声音轻得像叹气。

我把户口本合上,放进柜子里。门吱呀一声开了,邻居张婶端着一碗饺子进来。

“小梅,给叔尝尝,韭菜鸡蛋馅的。”

张婶是个热心肠,六十多岁了,住隔壁。她放下饺子,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咋了婶?”

“没啥。”她搓了搓手,“听说你给李芳打电话了?”

“嗯。”

张婶抿了抿嘴,像是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她现在过得咋样?”我问。

“唉,能咋样。”张婶叹了口气,“嫁那么远,听说这些年也不容易。”

“她是不是不想回来?”

张婶没接话,端起空碗走了。走到门口,回头说了句:“有些事,你也别问了。你姐命苦。”

门关上了。我站在厨房里,手里还握着那张汇款单。

命苦?

李芳从来没跟我说过她命苦。她写信里都说挺好的,吃得饱穿得暖。可她到底过得怎么样?为什么十年不回来?为什么连电话都不打?

我忽然想起来,零九年秋天,李芳好像回来过一次。

那天是周末,我上高二。放学回家,看见院子里放着个红色塑料袋,装了半袋橘子。父亲说是李芳托人捎回来的。

“她人呢?”

“走了。”

往后的日子,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心里都像堵了块石头。

我重新翻出那张汇款单,看了又看。刘德厚。这个名字我记下了。

窗外的杨树哗啦啦响。起风了。

03

跟姑妈打电话那会儿,我手里攥着那张汇款单复印件。

“姑妈,我姐在广东那边到底过得咋样?你知道她电话为啥换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姑妈声音压得很低:“梅啊,你姐嫁过去之后就没怎么跟老家联系过。我也是听你三婶说的,好像过得不太好。”

“怎么个不好法?”

“就是……那个姓王的,脾气大,挣不到啥钱。你姐在那边没个亲人,日子肯定紧巴。”姑妈顿了顿,“你别问了,问了她也不会说。”

我挂了电话,坐在父亲床边发了会儿呆。窗外是三月的风,吹得窗框咯吱响。

父亲醒了,歪着嘴喊要水。我倒了温水,一勺一勺喂他。他喉咙里咕噜咕噜响,喝了一半洒了一半。

“爸,我姐到底为啥不回来看你?”

父亲眼睛看向别处,不吭声。

我把汇款单复印件从兜里掏出来,在他面前晃了晃。父亲眼神闪了一下,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后只吐出几个含混不清的字。

“别…别问了…”

我气得把碗搁在床头柜上,转身出了门。

县城不大,骑车十几分钟能逛完。我去了三婶家,三婶正在院子里择菜,看见我来,愣了一下。

“梅啊,你咋来了?”

“三婶,我想问问你,我姐在广东那边到底咋回事?”

三婶手上的动作停了。她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你姐命苦啊。”

“怎么苦?”

“嫁过去没多久就怀了孩子,孩子没保住。后来身体一直不好,那姓王的也不管她。有一年你姐实在受不了,想回来,可你爸……”

三婶说到这儿住了口。

“我爸怎么了?”

“你爸让她别回来,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姐在电话里哭了,你爸也没心软。”

我愣在原地。

三婶叹口气:“你姐那时候才多大啊,二十出头。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钱没依靠。你爸那时候脾气你也知道,认死理,说啥是啥。”

我咬着嘴唇,指甲掐进掌心里。

“她后来还打过电话吗?”

“打过,有一回是零九年秋天,你姐说想回来看看,你爸答应了。她回来那天你没在家,你姐带了半袋子橘子,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零九年秋天。我想起来了,那段时间我在县城打工,住宿舍,很少回家。

我姐回来过,而我连面都没见着。

从三婶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街边的店铺关了门。我推着车往回走,脑子里乱成一团。

父亲枕头底下那张照片,汇款单,姑妈的欲言又止,三婶的话。

我姐不是不想回来,她回不来。

或者说,有人不让她回来。

回到家里,父亲已经又睡了。呼噜声很大,口水顺着嘴角流到枕头上。我坐在床边,看着他那张布满老年斑的脸。

小时候,父亲确实最疼我。家里没钱,每次姐姐要买新本子,父亲都说“你妹还小,先紧着她”。姐姐考上镇重点的那年,父亲沉默了好几天,最后说:“咱家供不起两个,你妹还在上小学,你退学吧。”

姐姐当时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我以为她认了。

现在想来,她那个时候才十五岁,能说什么呢?

我翻出手机,又拨了姐姐的号码。响了十几声,没人接。我发了一条短信:“姐,爸病了,我在照顾他。你能不能回个电话?我想跟你说说话。”

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等了十分钟。

没有回复。

窗外的风大了,吹得窗帘飘起来。我关窗的时候看见对面楼里亮着灯,有人在做饭,厨房里飘出油烟味。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姐姐在灶台前炒菜的样子。她比我高半个头,系着母亲的旧围裙,锅铲在手里翻来翻去。那时候她就学会了做饭,因为爸妈都去厂里上班,她放学回来得给咱俩弄吃的。

她炒的土豆丝特别好吃,切成细细的丝,放点辣椒和醋。

我姐的手很巧,什么都会做。衣服破了能缝,头发长了能剪,连家里的电灯泡坏了她都能换。

可她就是没把书读完。

衣柜里传出响动。我打开柜门,从父亲那件旧棉袄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张存折,还有几封信。

存折上只有几百块钱。

信是姐姐写的,日期是零八年。字迹潦草,信纸皱巴巴的,像是被揉过又展平的。

“爸,我在东莞找了份工,在电子厂。一个月能挣一千五,我给家里寄了五百,你收到了吗?妹妹考上了高中,让她好好念,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不回去了,这边的活离不开人。爸你保重身体。”

信很短,但每个字都像是用力写出来的。

我把信叠好,放回纸包里。手有点发抖。

我姐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些。

她从来没说自己在电子厂打工,没说她每个月往家里寄钱。我只知道她嫁了人,去了广东,然后就没了消息。

可她现在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我躺到沙发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姐姐的声音,那个在电话里冷冰冰说“当年让我退学供你时怎么不打”的声音。

我把那句台词在大纲里标记为强制引用,现在想起来心口还疼。

她那时候一定恨透了我。

我闭上眼,迷迷糊糊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超市请假。店长皱眉说:“你爸那个情况,你能照顾得过来吗?”

“凑合吧,先请三天。”

“行吧,下不为例。”

从店里出来,我去了医院。父亲的药快吃完了,得再开一些。排队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

我姐回短信了。

只有一句话:“你别管我了,好好照顾爸。”

标点符号都是对的,语气却冷得像冰。

我回复:“姐,我想见你。”

等了很久,她又回了一条:“没必要。”

我把手机塞进兜里,手凉得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窗外阳光很好,街边的玉兰花开了,白得晃眼。

可我一点都不觉得暖和。

04

父亲的药取回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顺路去菜市场买了点肉和菜。卖菜的刘婶认识我,问:“你爸好点没?”

“还那样,嘴歪着,说话不太利索。”

“唉,年纪大了就这样。”刘婶顿了顿,“对了,你姐的事你知道了吗?”

我愣了一下:“什么事?”

“我也是听人说的,你姐在广东那边,好像日子特别难过。有个老乡去年从那边回来,说看见你姐在街上摆摊卖衣服,瘦得皮包骨。那姓王的也不管她,喝醉了就打。”

我手里的塑料袋掉在地上,萝卜滚了一地。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吧,大概秋冬时候。”

我蹲下来捡萝卜,手抖得厉害。刘婶帮我捡起来,拍拍我的肩膀:“梅啊,你姐不容易。当初你爸让她嫁那么远,也是没办法的事。你别怪你姐。”

我点点头,嗓子眼堵得说不出话。

回到家,父亲在房间里喊我。我放下东西进去,他正费力地想坐起来。我把他扶起来,靠在我身上。

“爸,你知道我姐在广东过得不好吗?”

父亲的身体僵了一下。没说话。

“你知道吗?”我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些。

父亲转过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挤出几个字:“她…她嫁人了…”

“嫁人了你就什么都不管了?她被人打,你也不管?”

“我…我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刘婶说去年就有人看见了,你认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不知道?”

父亲不说话了,又把头转过去,看着窗外。

我气得浑身发抖。那一刻我真想冲着他喊,把所有话都说出来。可看着他歪着嘴流口水的样子,我又说不出口了。

扶他躺下之后,我坐在客厅里发呆。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刘婶说的话,“喝醉了就打”,“瘦得皮包骨”。

我姐嫁给王强的时候,我才二十出头,什么都不懂。家里人说那男的在工地上干活,挣得不少,就是脾气急了点。姐不愿意,父亲骂了她一顿,说嫁过去就对了,别挑三拣四。

姐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她收拾东西,坐上南下的火车。

走的时候她没哭,也没回头。

我那时候在县城上班,连送都没送。

后来她打过几次电话,声音都是哑的。我问她过得怎么样,她都说还行。我说让她回来看看,她说忙,等过年再说。

结果过年也没回来。

一年,两年,三年。

后来电话就打不通了。

我给姐又发了一条短信:“姐,我错了。当年你退学的事,我一直觉得欠你的。你回来吧,我照顾你。”

这次回复得很快。

“李梅,你别假惺惺的了。我退学是我自己选的,跟你没关系。你也别来找我,我不想见你。”

我盯着屏幕,眼泪掉下来。

自己选的。

她说是自己选的。

可十五岁的小孩,能选什么?爸说“你妹还小,你先退学”,她能说不吗?

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

眼泪顺着指缝流下来,滴在裤子上,洇出深色的印子。

父亲又在房间里喊了。我擦了擦眼泪,走进去。他要上厕所,我扶着他去卫生间。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走路很费劲,整个人靠在我身上。

“爸,你觉得欠我姐吗?”

父亲没说话。呼吸很重,喉咙里呼噜呼噜响。

“我觉得欠。”我说,“咱全家都欠。”

上完厕所,我又把他扶回床上。他躺下之后,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照片,递给我。

照片上,姐姐穿着白衬衫,扎着马尾辫,对着镜头笑。那年她十六岁,刚刚退学,在工地旁边的小卖部打工。

她在照片背面写着“好好念书,考上大学”。

我拿着照片,眼泪又涌上来。

晚上十点多,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一眼屏幕,是个陌生号码,广东东莞的区号。

我接起来,喂了一声。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声音:“是李梅吗?”

声音很轻,很哑,像很多年没说话的人。

“是我。”我说,“你是……”

“我是你姐。”

我愣住了。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我听到她吸了一口烟,然后慢慢吐出来。

“姐,你还好吗?”

“还好。”她说,“就是有点累了。”

“你在哪儿?我过去看你。”

“不用。”她的声音很平静,“我挺好的,你别来。”

“可我想见你。”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烟吸了一口,又吐出来。

“李梅,”她的声音突然有点发抖,“你恨我吗?”

“我恨你啥?”

“我打电话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我没别的办法。”

我攥紧手机:“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苦。”

“你不知道。”

她说完这三个字,就把电话挂了。

我再打过去,关机了。

我坐在黑漆漆的客厅里,手机屏幕的光照在脸上。窗户外面有风,树影在窗帘上晃动。

我突然觉得很冷。

裹着被子缩在沙发上,脑子里全是姐姐的声音。那个声音很陌生,跟我记忆里的完全不一样。我记忆里的姐姐说话脆生生的,像山泉水一样清亮。

可刚才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压得变了形。

她抽烟了。以前她从来不抽烟的。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睡过去。梦里看见十六岁的姐姐,穿着白衬衫,站在阳光底下冲我笑。

她说:“梅,你好好念书,考出去。”

我使劲点头。

然后画面一转,姐姐不见了。我站在一片空地上,四周什么都没有。

我从梦里惊醒,天已经亮了。

05

早上七点,我起来给父亲弄早饭。

稀饭熬好,端到床边。父亲吃得慢,含含糊糊地嚼着。我一边喂他,一边想着怎么跟姐姐再联系。

她昨晚的电话,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

我心里堵得慌。

喂完饭,收拾碗筷。手机就放在茶几上,屏幕亮了一下。

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的短信,只有一行字:“你姐肝癌晚期,她不让告诉你。”

我盯着那行字,脑子嗡嗡响。

手指点进去,想打电话过去,又犹豫了。那个号码再拨过去,已经关机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抖得按不住手机。屏幕上的字像针一样扎进眼睛里。

肝癌晚期。

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转得我晕。

我姐才三十八岁。她怎么会得肝癌?她身体一直挺好的,从来不生病。

我想起昨天电话里她说“我有点累了”。

那个声音那么轻,那么弱。

我拿起手机又拨了一遍,还是关机。又拨了一次,还是关机。

冷静下来之后,我突然想起什么。手机里那条短信应该还有线索,我翻到发送号码,犹豫了一下,拨了过去。

响了三声,一个男人的声音接起来:“喂?”

“你好,请问……”

“你是李梅吧?我是你姐的朋友,姓刘。她让我别告诉你,可我觉得你该知道。”

“我姐她……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去年冬天。一直拖着,没治。上个月去医院复查,医生说已经扩散了。”

我嗓子眼堵得说不出话。电话那头的男人叹了口气:“你姐不让跟你说,怕你担心。可我觉得,你不能不知道。”

“她人在哪儿?”

“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化疗做了一次,反应太大,就没再做了。”

“县医院?哪个县?”

“就是你们老家的县医院。”

我愣住了。

我姐回了老家?就在县城医院?离我不到五公里?

“她现在在医院吗?”

“今天出院。她说想回广东,那边……那边还有事要处理。”

“别让她走。”我说,“我现在就过去。”

挂了电话,我冲进房间换衣服。父亲在屋里喊我,我没顾上回应。拿上包和手机,出门的时候差点绊倒。

下楼的时候腿是软的,扶着栏杆才没摔下去。

骑上电动车往县医院赶。三月的风吹在脸上,还有点冷。我油门拧到底,电动车嗡嗡叫着往前窜。

到医院的时候,我直接冲进去。问了护士,姐姐住在三楼肿瘤科。

我跑上楼梯,推开门,走廊里消毒水味很重。护士站的小护士看我气喘吁吁的样子,问:“你找谁?”

“李芳,昨天还在的。”

“出院了,早上走的。”

我腿一软,靠在墙上。

“她什么时候走的?”

“八点多吧。有个男的来接的,说是她老公。”

王强。

他把我姐接走了。

我掏出手机给那个陌生号码打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又打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我蹲在走廊里,手机握在手里,汗湿了屏幕。

一个护士走过来:“你是李芳的家属?”

我抬头看她:“是,我是她妹妹。”

“她留了个东西,说如果你来找,就给你。”护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信封,“她说你可能会来。”

信封皱巴巴的,上面写着“李梅收”。

我接过来,手抖得厉害。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泛黄的退学申请书,字迹是我父亲的。

“本人李国强,因家庭困难,申请女儿李芳退学,供小女李梅继续读书。”

下面有父亲的签名和他的手印。

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信封里还有一叠单子,我抽出来一看,是汇款单。收款人都是我的名字,汇款人一栏写着“刘德厚”。

每一张金额不大,有的三百,有的五百。最早的日期是二零零七年,最近的一张是去年十月。

一共二十三张,加起来有一万两千多。

我蹲在医院的走廊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汇款单一页一页翻过去,手指头抚过那些模糊的字迹。

我姐从来没跟我说过。

她从来没说自己在外面吃这么多苦,从来没说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给我寄钱。

她让我好好念书,考上大学,自己却在电子厂里熬日子。

旁边有护士过来问我没事吧。我摇摇头,站起来,擦了把眼泪。

手机震了一下。那个陌生号码发来一条短信:“李梅,你姐让我告诉你,她很好,让你别去找她。”

我回了一条:“我要找她。我不管她在哪儿,我一定要找到她。”

发完之后,我把退学申请书和汇款单小心地折好,放进包里。

然后骑着电动车出了医院。

风刮在脸上,冷得刺骨。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我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