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里那天来了个老头，手里提着个褪了色的布袋子，站在门口往里张望，没敢进来。
我正在柜台后面整理账本，抬头一看，是于磊。
他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褶子像刀刻的一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领口都磨出了毛边。和十年前比，他像老了不止十岁。
我赶紧站起来：“叔，您怎么来了？”
他笑了笑，笑得很勉强，走进来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把布袋子搁在脚边。
我给他倒了杯水，他伸手接的时候，我看见他手腕上套着一条蓝白条纹的手环——省城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的。
心里咯噔一下。
他没急着喝水，两只手捧着杯子，拇指一直在杯沿上来回摩挲，像是有什么话堵在嗓子眼，说不出来。
我也不催他，坐在他对面，点了根烟等着。
店里就我们两个人，墙上的钟嘀嗒嘀嗒地走着，显得格外响。
过了好一会儿，他哑着嗓子开了口：“小年，叔这回是实在没脸来找你，但叔没办法了。”
他说着，眼眶就开始泛红。
我心里一紧，赶紧把烟掐了：“叔，您说，能帮的我一定帮。”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唇抖了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叔想跟你借十万块钱……给于玫救个急。”
于玫。
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快十年了，平时不去碰它，也不觉得疼。
可这会儿从于磊嘴里说出来，那根刺就像是被人猛地拔了出来，带出一块肉。
“于玫怎么了？”我问。
他没说话，手指一直抠着帆布包缝线的边缘，指甲都抠白了，抠出一道印子来。
我又问了一遍：“叔，您跟我说实话，于玫到底怎么了？”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他不打算说了。然后他抬起头，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不是我外孙女……病了。”
外孙女。
这三个字砸过来，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叔，您说啥？”我的声音都有点变调了，“于玫……有闺女了？”
于磊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那个瞬间，我脑子里像是被人倒了一盆浆糊，什么都是乱的。于玫有闺女，那她什么时候结的婚？跟谁结的？孩子多大了？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想问，但嘴张了张，一个问题都问不出口。
于磊站起来，把那杯水一口气喝完了，抹了抹嘴：“小年，叔知道这事不该来找你。但实在没办法了，能借的都借遍了，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你不帮，叔也不怪你。”
他说完，拎起布袋子就要走。
我反应过来，一把拉住他：“叔，钱的事您别急，我想想办法。”
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嘴巴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小年，你是个好孩子。”然后转身就走了。
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2
那天晚上我关了店门，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发呆。
王姐那条“你不知道吗？”的微信，我看了好几遍，心里越想越乱。我干脆直接拨了个电话过去，响了五六声才接。
王姐的声音听着有点犹豫：“小年，你咋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王姐，您跟我说实话，于玫到底啥时候有闺女的？孩子多大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传来一声叹气：“唉，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那闺女，都快九岁了。”
九岁。
我脑子飞速地算了一下——我们离婚是十年前。
如果闺女九岁，那于玫是离婚后第二年生的孩子。
可那时候她一个人在省城打工，也没听说她再找个人啊。
“她……结婚了？”我问得很小心。
“结啥婚啊，她一个人过的。”王姐的声音压低了，“她从来不提孩子爹是谁，谁也不让问。有回老街坊张婶多嘴问了一句，她当场就翻脸了，以后就没人敢问了。”
我握着手机，半天说不出话来。
“小年，这事你还是别打听了。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各有各的日子，何必呢。”王姐劝了一句，又说，“你那二十万……真给了？”
“给了。”
“唉……”王姐叹了口气，没再多说什么，挂了电话。
我坐在黑暗里，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过着十年前的事。
于玫提出离婚那天，是深秋，下了很大的雨。
我那天刚从外面工地回来，浑身湿透了，进门就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一张离婚协议书，字已经签好了。
她抬起头看我，眼眶有点红，但没哭。
“郑年，我们把婚离了吧。”
我整个人都懵了，问她为什么。她就那一句话：过不下去了。
我跪下来求她，拉着她的手，她的手凉得跟冰一样。她把手抽了回去，说签字吧。我说我不签，她说你不签也没用，这日子我真的过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夜，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没出来过。第二天一早她出来，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但她没在我面前掉一滴眼泪。
我签了字。
她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其他什么都没要。
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家，然后撑开伞，走进了雨里。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雨很大，她的背影很快就模糊了。
我没追上去。
当时我觉得她是嫌弃我没出息。
我妈刚走，她又伺候了一年多，可能是累到心凉了，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我心里虽然不好受，但也觉得她有自己的选择，我一个男人，不能死缠烂打。
可现在想想，我真是蠢到家了。
她要是嫌弃我没出息，当初就不会嫁给我，也不会在我妈床前伺候了一年多。她要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为什么不早点离，偏要等到我妈走了才提？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03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于磊家。
他家还在老地方——镇子东头那栋旧楼的三楼，楼梯间的墙皮都脱落了，露出灰色的水泥。
楼道里堆着几辆破自行车和一些杂物，角落里放着几把蔫了的青菜。
我上了三楼，站在他家门口，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没人应。
我又敲了两下，还是没人。
我正准备转身走，门开了一条缝。于磊的老伴，于玫她妈，蔡秀娥，站在门缝里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警惕和不安。
自从离婚后，我再没见过她。
她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碎花衬衫，手里攥着一块抹布，像是正在擦什么东西。
“你来干啥？”她的语气冷冷的。
“阿姨，我昨天叔去我店里了。我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蔡秀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神里的警惕慢慢变成了别的东西——像是一口气憋了很久，想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最后她打开门，侧身让我进去了。
屋里不大，收拾得还算干净，但明显能看出来日子过得紧巴——沙发上的布套子都洗得发白了，茶几上搭着的桌布打了补丁，墙角堆着几个装满空的饮料瓶的编织袋。
蔡秀娥让我坐下，然后给我倒了杯水。水杯有个豁口，她不好意思地用手转了转，把那豁口转到另一面去了。
“叔呢？”我问。
“去医院了。”她把抹布搭在椅背上，在我对面坐下，“可欣今天要做检查。”
可欣。这应该是那个孩子的名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口：“阿姨，我想问您个事。于玫那闺女是谁的？”
这句话问出来，空气一下子像是凝固了。
蔡秀娥看着我，没说话。她端起自己面前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放下，手指在缸子沿上转了好几圈，像是在想要不要告诉我。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小年，你离婚都快十年了，现在来问这个，有啥意思呢？”
“我就是想知道。”
“知道了又能咋样？”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忽然就红了，“你要是当初对她好点，她也不会走到那一步。”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直直地扎在我心口上，疼得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蔡秀娥站起来，走进里屋，翻了半天，拿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一张照片，边缘都磨得发白了。
照片上，于玫站在一个出租屋门口，怀里抱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她瘦得厉害，颧骨都凸出来了，头发随便扎着，但她在笑。
那个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不是开心的那种笑，更像是劫后余生的人，终于喘过来一口气的那种笑。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手指都在抖。
“孩子是她离婚后第二年生的。”蔡秀娥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我们问她孩子爹是谁，她死活不说，谁问跟谁急。我们也就没敢再问了。”
“这么多年，她一个人带孩子，省城那边打工，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房租就去了一千多，剩下的要供孩子吃穿、看病。这孩子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可欣刚查出这个病的时候，于玫在医院走廊里蹲着哭了一整夜。第二天她擦干眼泪，回去接着上班。这么多年，她从没跟我们说过一个苦字。”
蔡秀娥说着说着，声音就开始抖了。
她背过身去，用手背抹了把眼睛：“小年，阿姨以前对你是有意见，觉得你不会心疼人。但昨天老于回来跟我说，你二话没说就拿了二十万……”
她说不下去了，摆了摆手，转身进了厨房。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攥着那张照片，心脏像是被人用手捏住了，一抽一抽地疼。
04
从于磊家出来，我站在楼下抽了好几根烟。
县城不大，从于磊家到我店，走路也就十分钟。我走在街上，两边都是熟悉的老店，菜市场门口的煎饼摊还在，裁缝铺子的老板娘还在门口择菜。
可我觉得这个县城变得不一样了，像是蒙了一层灰，什么都看不太清楚。
回到店里，我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最后从柜子底层翻出那个旧相册。
那里面装着我和于玫的结婚照。
照片上她穿着一件红棉袄，笑得很好看，两个酒窝浅浅的，眼睛弯成了月牙。我穿着一件廉价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傻呵呵地搂着她的肩膀。
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们会白头偕老的。
我合上相册，靠在椅背上，太阳穴突突地跳。
到了晚上，我坐不住了。打了个电话给于磊，问他明天什么时间去省城。他说早上六点出发，去省城医院看孩子。
我说正好，我也去，坐您的车。
于磊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然后说了一个“好”字，声音哑哑的。
第二天早上六点不到，我就到了于磊家楼下。
他已经在等着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背有点驼。
他脚边放着那个褪色的帆布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蔡秀娥站在他旁边，拎着一个保温桶。
看到我来了，蔡秀娥把保温桶递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小年，路上你开车慢点，老于一晚上没睡好。”
我接过保温桶，点了点头。
上车的时候，我把保温桶放在后座，又从口袋里掏出两万块钱，塞给蔡秀娥：“阿姨，这个您先拿着用，给孩子买点营养品。”
蔡秀娥看着那沓钱，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伸手要推回来。
我不等她推，转身就上了驾驶座，发动了车子。
从县城到省城，走高速得两个多小时。
一路上于磊坐在副驾驶座上，一句话没说，一直看着窗外。
窗外的风景一茬一茬地往后退，田野、村庄、工厂的烟囱，再后来就是高楼大厦了。
到了医院门口，我找了个车位停好车，跟着于磊往里走。
省城第一人民医院，是个大医院，楼很高，人来人往的，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
大门口进进出出的，有推着轮椅的家属，有拎着片子出来的病人，也有蹲在门口抽烟的、满脸愁容的中年男人。
于磊走得很快，步子有点急，我跟在后面，穿过门诊大厅，拐进住院部，上了五楼——血液科的病房区。
走廊里很安静，护士站的护士在低头写东西。有几个家属搬着小凳子坐在走廊里，手里拿着手机，脸上都是一模一样的疲惫和焦虑。
走到走廊尽头，于磊在一个病房门口停下了。
“可欣就住这儿。”他小声说。
他从门上那个小窗户往里看了一眼，然后回头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复杂。
鼓了好大一口气，我才敢把视线投进去。
然后我看见了她。
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大眼睛。
她坐在病床上，膝盖上放着一本图画书，正在一页一页地翻。
她的头发很短，稀稀疏疏的，一看就知道是化疗剃掉的，现在才长出一点来。
她的床头上挂着一个输液瓶，透明的药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
她翻书的时候，动作很慢，翻一页，看一会儿，再翻一页。
病房里还住着另外两个病人，一个老奶奶在睡觉，一个年轻女人靠在床头玩手机，看见有人来，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了。
于玫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
她比我想象中要瘦得多，穿着一件灰色的针织衫，头发剪短了，扎在脑后，脸上的线条比以前硬朗了很多。
她的眼窝有点凹，眼底下一圈淡淡的青色，一看就是长期没睡好的人。
她正低着头剥橘子，把橘子上的白丝一根一根地撕干净，然后一瓣一瓣地递给孩子。
这个画面，让我鼻子猛地一酸。
于磊推门进去了。
“可欣，外公来看你了。”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很温柔，跟昨天在我店里的时候判若两人。
孩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叫了一声“外公”，声音软软的，带着点沙哑。
于磊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小玩具车，红色的，塑料的，几块钱那种。他递给小女孩：“外公给小乖买的。”
孩子拿着玩具车，很认真地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笑了，那一刹那，我看见她脸上的两个酒窝。
像于玫。
不，更像我自己。
05
我站在门口，脚像灌了铅一样，怎么都迈不动步子。
于玫抬起头，看见了我。
她手里的橘子掉在床单上。
我们隔着几步远，谁都没说话。走廊里的光线从门缝里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但很快就被她压下去了。
“妈，这是谁？”孩子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于玫没回答。她低下头，弯腰把橘子捡起来，放在床头的柜子上，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一点缓冲的时间。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她比我印象中矮了一截，也许是瘦了的缘故，整个人看起来单薄得很。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可我能感觉到那种平静底下藏着的东西。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很轻，不带什么情绪，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一样平淡。
“叔昨天去找我了。”我说。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回床边，坐下了。
于磊站在旁边，看看我，又看看她，然后找了个理由出去了，说去楼下买包烟。病房里就剩下我们三个人，空气僵得跟快冻住了一样。
孩子放下画书，好奇地看着我。她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长，眉眼之间，我能看见我自己的影子。
“叔叔，你是谁呀？”她问。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该说什么？说我是你爸？可你妈从来没告诉过你我的存在。说我是你妈的朋友？那我为什么要来这儿？
于玫替我说了：“可欣，你先画画，妈妈和叔叔说几句话。”
她把孩子面前的画书合上，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往外走。我愣了一下，跟了上去。
走廊尽头有一个小小的露台，摆着几盆快枯死的绿萝，墙角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
于玫靠着栏杆，双手抱在胸前，等我走过来。
“钱是你送的？”她没回头的问。
“嗯。”
“为什么？”
“你爸都找到我店里来了，我不能不管。”
她转过头来盯着我：“我问你为什么？”
她的眼眶红了，但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忽然发现，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不是不能，是不知道从哪说起。这十年积攒的话太多了，多到像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来。
“因为我觉得对不起你。”我说。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一下，那个笑比哭还难看：“对不起我？你对不起我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觉得，你一定是有苦衷的。”
她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
走廊里有人推着轮椅过去，轮子碾过地砖，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于玫站了一会儿，忽然蹲下去，蹲在那个角落，背靠着墙。
“我就知道，他去找你了，我就知道。”她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我不让他去，他就瞒着我去了。他跟我说是去老张家的，我就该猜到……”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得吓人：“郑年，你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非要来掀开这个盖子？我都快忘了，我都快把过去的事忘了。十年了，我好不容易习惯了，你为什么要来？”
她的声音越来越抖，最后几个字几乎是挤出来的。
我蹲到她面前，我说：“因为那是我闺女。”
她愣住了。
“照片我看过了，可欣的脸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的声音也开始抖了，“于玫，她是我闺女，对不对？”
空气安静了几秒钟，像是整个世界都按了暂停键。
她没回答我，没点头也没摇头。她只是看着我，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然后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我们中间的地板上。
是一张发黄的纸。
纸已经起了毛边，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折痕都快裂开了，能看出被人珍惜地保存了很多年。
我捡起来，展开。
上面写着：省第一人民医院，产前检查报告单。患者姓名：于玫。检查结果：宫内早孕，存活。
报告日期，是我妈走之前的那个月。
06
我拿着那张报告单，手一直在抖。
我妈走之前的那个月。也就是说，于玫在提离婚前，就已经怀孕了。
“你……”我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于玫抱着自己的肩膀，蹲在墙角，没看我。
“告诉你，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一起想办法啊。”我的声音一下子就急了起来，“我这个人再怎么不靠谱，也不至于把老婆孩子扔下不管。你到底在想什么啊，这么大的事你瞒着我？”
于玫猛地抬起头，那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但她没有哭出声来。
“你以为我没想过告诉你吗？”她的声音很轻，“那个月你妈刚走，你天天喝酒，喝醉了就哭，说妈没了，什么都没了。我挺着肚子站在你面前，你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倒头睡了。”
我的心脏像是被人猛地攥住了。
“你从来没注意过我。”她又低下头去，声音闷闷的，“你妈走的那一天，你觉得天塌了，但我呢？我没了一边安慰你，一边去做检查，自己拿着单子，一个人坐在医院走廊里，从天亮坐到天黑。”
“我也怕啊，我怕这个孩子不能要，我怕吃了药对孩子不好，我比谁都怕。我多希望你能问一句检查结果，但你从来不过问。”
“郑年，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怀着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的孩子，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的眼泪终于没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手里的检查单上，把那上面的字洇得一塌糊涂。
“然后呢？”我问，声音抖得厉害，“然后你就决定一个人扛？”
“我不敢告诉你，是因为你妈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跟我说了一句话。”于玫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她说，小玫，你要是过不下去了，就别委屈自己。”
我抬起头看她。
“你妈走之前，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心里，让我照顾好你。然后又单独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小玫，你这个人太会忍了，什么苦都往肚里咽。以后要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你就走，别委屈自己。”
“郑年，我那个时候不懂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后来我懂了。”
她站起来，抹了把脸上的眼泪，声音慢慢平静了下来：“我妈说孩子不能要，医生也说风险太大。但我不舍得。我一个人去的省城，租了个城中村的单间，在那里把孩子生下来了。生她的时候大出血，差点没过去。”
“孩子的身体一直不好。三岁的时候查出来是血液病，医生说要骨髓移植。我等啊等，等了六年，还是没等到合适的供体。”
“后来医生说，如果有亲生父母的骨髓，匹配的几率会大很多。”
她说完了，靠在墙上，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整个人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松下来，却也快断了。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张检查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很久，我才问：“现在……有什么我能做的？”
于玫没说话。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可欣正抱着那本图画书，看见我进来，抬起头朝我笑了笑。那笑容和于玫的一模一样。
“叔叔，你和我妈妈是朋友吗？”
我站在她床边，点了点头：“嗯，很多很多年的朋友。”
“那你怎么不早点来看我呀？”
我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缓了好一会儿才说出口：“因为叔叔……不知道你在这里。”
可欣歪着脑袋看我：“那你以后还会来看我吗？”
“会。”我说，“叔叔以后天天来看你。”
那天晚上从医院出来，我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上，一个人从傍晚坐到天黑。
手机里翻到于玫的微信头像，对话框还是十年之前的记录，最后一条停在一个日期上。
我打了几个字：“单子，我能留着吗？”
过了一会儿，她回了：“留着吧。”
07
配型的过程比想象中要复杂一些。
医生说，亲生父母配型成功的概率高一些，但也要看具体指标。要做一系列检查，抽血、筛查，折腾了两三天。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就怕配不上。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我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手心全是汗。
于玫坐在病房里陪着可欣，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但她一直在抠手指甲，指甲都抠秃了，露出底下嫩红的肉。
于磊和我并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谁都没说话。
过了不知道多久，医生拿着报告出来了。他看了看报告，又看了看我，脸上没有表情——看不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的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家属？”
“我是。”我站起来，声音都在发虚。
“配型结果出来了。”他把报告递给我，“50%相合。”
我愣了一下：“那是……好还是不好？”
“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能做移植，但成功率大概在40%左右。这孩子体质弱，可能会出现排异反应。”
我问他：“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医生沉默了一下：“还有一条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再生一个孩子，用新生儿的脐带血来移植。脐带血的配型要求没那么高，成功率可以达到70%以上。”
他话音还没落，身后传来了于玫的声音：“不用想了，我不会再生了。”
她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空了的输液瓶，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
“可欣已经上小学了，她什么都懂。我不能让她觉得，她妈生她是为了救她。更不能让她觉得，她妈现在为了另一个孩子，把她扔一边。”
医生推了推眼镜，看看她，又看看我，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走廊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郑年，别想着那条路了。”她的声音忽然软下来，带着一点疲惫，“做手术吧，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认了。”
我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医院附近的一个小诊所。
说是诊所，其实就是一个老医生开的私人的地方，能做点小手术。我进去的时候，老医生正在戴着老花镜看报纸。
“同志，你哪里不舒服？”
我在他面前坐下来，说：“医生，我想做结扎手术。”
他放下报纸，从老花镜上方看着我：“小伙子，你多大？”
“四十八。”
“有孩子吗？”
“有。”
“那你跟老婆商量过吗？”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医生，帮我做了吧。”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大概看出了我脸上那副“不用劝”的表情。他没再多问，摘了眼镜，站起来，去里屋准备器械了。
手术的时候打了麻药，不怎么疼，但因为是门诊手术，做完就能走。我扶着墙站起来，慢慢走回医院。
一路上，腿一直在隐隐发软。
我坐在医院楼下的长椅上，靠着墙闭了一会儿眼睛。
我就在想，如果可欣真的没挺过这一关，那至少，于玫不用再面对那个两难的选择了。她不用再纠结“要不要再生一个救我闺女”。
就这一个了，是死是活，都认了。
08
手术定在星期四。
之前那几天，我基本都泡在医院里。
早上六点的车，天还没亮就到医院了，晚上等可欣睡着了才走，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十五块一晚上的那种，墙皮都起泡了，隔音也很差，隔壁打呼噜听得一清二楚。
但我也不怎么睡得着。
可欣倒是跟我越来越熟了。她叫我叔叔，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称呼，就停在那儿上下打量我。于玫在旁边说“叫叔叔就行”。可欣就乖乖地叫叔叔。
有一天下午，我陪她在病房里画画。她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小船，船上坐着三个人，两大一小。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去海边。
她把画递给我，说：“叔叔，妈妈说等我好了，有人会带我去看海。”
我说：“是啊，到时候叔叔带你去。”
她看着我，很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妈妈说那个人是我爸爸。”
我的画笔顿住了。
“那叔叔，你是我爸爸吗？”
一个小孩子提出的问题，不带任何修饰，直接得像一把刀子，扎进我心窝里。
我看着她那双大眼睛，睫毛长长的，像于玫，眼神却像我。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于玫正好端着一杯水走进来，听见这句话，脚步顿了顿，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到床边，把水放在床头柜上。
她站了一会儿，像是在想什么。最后她蹲下来，把可欣的椅子转过来，让她面对着我。
“可欣，妈妈跟你说一件事。”
可欣歪着脑袋看着她。
“这个叔叔，就是爸爸。”
病房里安静了三秒钟。
可欣看着于玫，又看了看我，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像是没反应过来。
然后她低下头，玩了一会儿自己的手指头，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
我蹲到她面前，我说：“是爸爸不好，来晚了。”
她想了想，伸出小手摸了摸我的脸：“那你以后不许再走了。”
我抓住她的小手，她的手很小很瘦，手背上还有针眼留下的淤青。我说：“不走了，爸爸哪儿也不去了。”
她咧嘴笑了，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于玫转过身去，假装去收拾床头的药盒子。但我看见她在低头那一瞬间，用手背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签了手术同意书。
我拿着笔的时候，手是稳的。
于玫站在我旁边，等我签完字，她看了那张单子很久，然后抬起头看了看我，没有说话。
那晚我走出了医院，在外面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秋天的风有点凉了，吹在身上冷飕飕的。街对面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飞蛾绕着灯飞来飞去。
我掏口袋想找根烟的时候，顺手摸到一张纸，硬硬的，折角有点毛了。
是那张B超单。
我展开来，在手心捏了很久。
那张泛黄的纸已经皱得不像样了，上面的指尖在被我的汗浸过之后，糊成了一片。
但那个日期还是很清楚，那个“宫内早孕”四个字也很清楚。
她一个人怀胎十月，一个人生下孩子，又一个人等了九年的骨髓配型。
她就在省城，离我的店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么多年了，我们却一次都没有碰到过，一次都没有。
而我一直觉得亏欠她的，只是一句“过不下去了”的离婚理由。
其实到头来，真正欠她的，是这十年。
09
手术那天早上，我五点钟就醒了，在旅馆里翻来覆去躺不下去，干脆起来洗了把脸，穿上衣服去了医院。
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于玫已经在那儿了。
她坐在床边，帮可欣梳头。
说是梳头，其实可欣头上没剩多少头发了，化疗掉的，只剩下细细的几根绒毛。
于玫拿一把小梳子，很轻很轻地梳着，像是怕弄疼她。
可欣乖乖地坐在那儿，手里攥着那辆红色小玩具车，翻来覆去地看。
“爸爸。”她看见我进来，叫了一声，声音软软的。
我嗓子一下子发紧，赶紧应了一声：“哎。”
于玫没回头，但我看见她梳头的动作顿了一下。
没多久护士就来了，推着一个轮椅。可欣坐上去，于玫把她的图画书和玩具车装在一个小包里，挂在轮椅后面。
从病房到手术室的那段路，不长，但我感觉走了很久很久。
可欣坐在轮椅上，小手一直抓着于玫的一根手指头。她没哭，也没喊疼，只是时不时地回头看于玫一眼，好像在确认妈妈还在。
到了手术室门口，护士说：“家属在外面等。”
可欣被推进去的时候，她没有哭，回头冲于玫摆了摆手：“妈妈，我一会儿就出来了。”
于玫蹲在那儿，拼命地点头。然后那扇门合上了，手术中的灯亮起来了。
于玫靠着墙站了一小会儿，然后慢慢蹲下去，蹲在墙角，抱着膝盖。
我没有走过去。
我知道她这个时候不需要人安慰。
她忍了太久了。
九年，她一个女人，单枪匹马走过来，从来没对谁掉过一滴眼泪。
现在她蹲在那儿，是她的身体在告诉她：于玫，你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我站在两三步开外的地方，给她留出一个足够的空间。
时间变得很慢。一分钟像一个小时那么长。
走廊里很安静，偶尔有护士推着车走过，轮子碾过地板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还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一束一束的，看得见浮尘在里面飘。
不知过了多久，于玫的肩头忽然轻微地抖了一下。
她没有哭出声来，身体克制地轻微起伏，像在努力压制着什么。但她没能压住，一滴眼泪掉在手背上，她飞快地擦了。
然后又是一滴。
最后她索性不擦了，任凭眼泪往外涌，双手捂着脸，哭得浑身都在发抖。
那个在雨夜转身离开的女人，那个独自生孩子的女人，那个一个人扛了九年的女人，终于哭了。
我走过去，蹲下来，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上。她没有挣开，反而微微偏了一下身体，把额头抵在我的肩膀上。
过了漫长的几个小时，手术室的门开了。
医生先出来，摘下口罩：“手术挺顺利的，就看后续的恢复了。不过第一关算是过了。”
于玫站起来，腿都软了，扶着墙才站住：“我能看看她吗？”
“等麻药过了稳定了，就可以进去看了。家属先去休息室喝口水吧，别急着回去。”
我们又等了一会儿，护士探出半个身子：“可以进来了。”
可欣睡在推床上，还没醒，小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但呼吸平稳。
于玫趴在她床头，握住她的小手，额头靠在上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像是把一整年以来压在胸腔里的东西，终于呼出来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转过身，背靠着墙，仰起头，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被我偷偷地用袖子擦掉了。
10
可欣恢复得还算不错，虽然中间出过两次发烧，但都扛过来了。
我在医院附近待了一个多星期，每天来医院陪着。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秋天的太阳晒着暖洋洋的。可欣坐在轮椅上，于玫推着她，我拎着一个装衣服的袋子，里面还有那辆红色小汽车。
于玫租的住处在城南一个城中村里，从医院坐公交过去要四十分钟。
房子很小，一间卧室，一个逼仄的厨房，一个只能转身的卫生间。
窗户上的玻璃裂了一道缝，用透明胶带粘着的。
房间虽然旧，但收拾得干净利索，墙角没什么落灰。
于玫把可欣安顿在床上，给她掖好被角。
可欣躺了一会儿，大概是累了，很快就闭上眼睛睡着了。
于玫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悄悄退出来，轻轻带上门。
客厅里就剩我们两个人。
光线很暗，只有窗外的太阳透进来一点点。
墙上挂着几幅可欣画的画，我在医院见过的那些——小花啊，太阳啊，还有那条她梦想中的船。
“坐吧。”于玫指了指客厅里唯一的一把椅子，自己坐在床边。
我坐下，沉默了一会儿，用手指了指厨房的方向：“我就不进去了。”
她愣了一下，很快明白过来——一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她住在这儿，我一个大男人，进去也不合适。
她没挽留，只是点了点头。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子上。里面是我五金店的一张卡，里面是我这些年攒下的存蓄，大概有七万多块钱，零头不计了。
“密码是可欣生日。”我说，“就那天我在住院登记处看到的那个日期。回头万一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就刷这个。”
于玫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去接，也没有推辞。良久，她低声说了一句：“这钱，我以后会还你的。”
“不用还。”我说，“十年了，这是头一回让我觉得自己终于当上了个父亲。”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的神色很复杂，像是要说什么，又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只是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放下。
“那我走了。”我站起来。
她没起身，只是说：“路上小心。”
我走到门口，轻轻拉开门。
秋风吹进来，凉丝丝的，带着巷子里炸油条的香。巷口有个卖橘子的老头蹲在板车边，用帽子扇着风。对面快餐店里传来电视的声音。
“叔叔爸。”
背后忽然传来一个细细的声音。
我站住了，没有回头。
我听见于玫的脚步声响了两下，然后是压低的声音：“可欣，你怎么醒了？”
“妈妈，我梦到叔叔爸走了。”
“他……他明天还会来看你的。”
“妈妈，他叫我爸爸了吧？”
“那他还会当我的爸爸吗？”
屋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然后我听见于玫的声音，和十年前的沙哑声线不一样了，添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她说：“他本来就是。”
我站在门外，秋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从我脸上一遍一遍地刮过。
我没有回头，抬起脚，往巷子的另一头走去。
走了十几步路，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叔叔爸，明天见！”
那声音软软的，带着童稚，从半掩着的门缝里传出来，传进耳朵里，钻进心窝里。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抬起头，看着巷子尽头那棵歪脖子老槐树，叶子已经很黄了，在风里沙沙地响。
我没回头，怕一回头，就不想走了。
但我往上扯了扯嘴角，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明天见。”
十年了，我头一回觉得，这县城的风，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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