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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燕志华
最近这段时间，中国籍数学家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的新闻，一直成为大家热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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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国内不少网民，在面对西方社会一些做法的时候，常常表现出一定的评价反差。比如一个著名的奖项，如果颁给了我们不认可的人，就会进行严厉的批评。但是如果颁给了我们的人，则又爆发出雀跃般的喜悦。无论是批评还是雀跃，背后都是和这个奖项的对话，意味着奖项巨大的文化影响力。这是一种西方软实力的体现。
中国的科技硬实力已经毋庸置疑了，我们多年来也一直在进行设立世界性奖项的尝试，希望转化为一种国家软实力。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某个奖项吸引了西方国家关注并影响科学动向，那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国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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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网民开始拷问王虹：为何不回国工作？也有人在反思：如果王虹在国内工作能获奖吗？
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就是陷阱。在全球化背景下，优秀人才在全世界寻找适配自己兴趣能力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所长。王虹在北大数科院念了本科，去法国念硕士，去美国念博士，再到法国工作，这本身是个人才流动的全球动线。当中国人在全世界都找到能够发挥最大潜力的位置，会形成中国人的影响力，必将会反哺中国的。否则美国为什么关键岗位对中国人设防？
我们有无数的小镇做题家出身的人，在远离故土数十年之后，从未回去工作过，但是故乡已经以你为荣，也激励了更多的后来人，而你也永远知道你的根在哪里。
这方面还要看看印度人。人才全世界地跑，去美国做CEO，去英国做首相，希望移民到中国，他们更多的人还要出去。
中国要持续深入推动改革开放，要义之一，是依然要进一步解放人才，为他们配置最佳成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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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科的命运，在中国历经了一个大圆圈。在改革开放之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将数学重要性推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又在接下来的制造业大潮里，数学沦为基础学科，就业遭遇了困难。再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数学重放光彩，中国的数学人才，已经在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集体地投射了巨大影响。
王虹获奖后，将数学学科的影响力带回了中国，带到了中国社会舞台的中心，带到了网络舆论的焦点位置。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而独特的社会价值。
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时代，有过工程师时代，接下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数学作为其底层学科，必将迎来一个数学或者数学家的时代。
我说数学将产生独特的社会价值，主要是和当下的学风相比较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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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往往只有一个答案，或者答案指向一个固定的域。而社科领域，往往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社科的这种特点，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科意见市场，又缺乏唯一的、标准的答案，由此大家会倾向于选择一个权威答案作为重要答案，乃至唯一答案。
如果一个学者在此领域深耕数十年，著作等身，那当然是权威。但是因为这样的学者在当下变得稀缺了，那就可能会演变成，谁的学术权力或者行政权力大，谁就是权威，谁的答案就是权威答案。这部分地导致了文科学阀现象的产生。
这方面大家都知道是痼疾，但是几乎无解。因为社科很多问题的答案是开放性的，市场的投票，会倾向于选择一个更“权威”的答案。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往往成为较大的影响因素。
这又导致另外一个后果，无数后起者为了获得类似的学术权力，证明自己的权威性，倾向于去争夺行政岗位和各种人才帽子。位子、帽子一旦拿到了，那就有了权威性，自己答案往往就能一锤定音了。但是决定帽子花落谁家的，依然是学术权威。这就是学术权力的可怕之处。我们在今天讨论权力的时候，很多人更多想到的是行政权力，但却往往没有意识到学术权力、舆论权力，以及作为系统末端的微细权力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权力。
每个学术不端事件的爆发，都会引发网民的强烈不满，认为是一种腐败行为。很多知识分子痛恨行政权力的腐败，却未意识到学术不端也是一种腐败，是群众痛恨的社会腐败。近期蒋方舟和贾浅浅的学位被撤销，网民一片叫好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数学能够走到社会舞台的中心，其确定性的答案和思维模式，或将改变上述这种无序乱象。如果数学能掌握更大的学术权力和学术影响力，那对中国的学术领域是有积极的影响力的。
这也是王虹获奖带给我们的一种独特社会贡献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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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俭耕作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由此将“天道酬勤”视为一种人生观，由此认为“勤能补拙”“人定胜天”，却忽视了人的资源禀赋各不相同这一点。人的天资微小的差别，可能导致人生的巨大悬殊。
再加高考是追求总分的高低，在实际学习中的最佳策略，就是“取长补短”，哪门不行补哪门，而单一学科的特长不光不是长处，更被视为“偏科”，拖累总体实力。这可能是中国人的一个认识盲区。人们很少意识到，人生的成功真相，更多时候需要“扬长避短”。
就以王虹来说，在其获奖之后，无数人开始拆解她的成功路径和模式，认为可以复制又一个王虹。在我看来，这是极其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承认王虹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她通过自己努力，进入北大的数科院，更幸运的是，她在几乎难以坚持的时候，能遇到良师，得以继续自己的研究爱好，直到获得成功，被世人看到。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学习她，而是获得人生启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天赋，你只需发挥自己所长，并且坚持下去，总有发光发热的一天。
杨振宁在阿里森实验室发现自己不适合实验物理，就改到了理论物理，结果闯出了巨大空间；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物理学，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就投身到互联网行业，成为世界首富。
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无数人在忙着“挤独木桥”，为了某种职业、某个岗位、某个学位挤破了头。在涌向共同的目标的过程中，个体的个性、资源禀赋的差异性都被抹平了，人人都在发展和磨练某一个特长，结果导致了白热化的竞争和严重的内卷。
我们由此理解，为何建立一个社会化的社保如此重要。因为在社保提供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不再为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而竞争同一个目标，而可以根据自己各自的兴趣特长，寻找适合自己本质特征的岗位。当人们获得这种自由的时候，个体能够发挥最大的潜力，社会由此获得了进步。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就会知道让王虹考公务员是一种错配；让马云搞数学，也大概一事无成。
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特长，并且能够发挥出来，个体和社会都是幸运的，这就是幸福的、成功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说，王虹是幸运的，也是国家和社会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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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杰出人物，无论是体育、科研等领域，他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为世界带来了“中国冲击波”。
美国胡佛研究所报告显示，DeepSeek的研究者中，145 人（占比为53.5%）在其职业生涯里，没有在海外求学，没有在海外发表论文，没有在海外任职。31 位核心研究者中，有 10 人从未离开中国。三分之一最核心的贡献者，完全由中国本土教育和研究体系培养。
从世界发展的历史看，一个国家蒸蒸日上、步入发展正轨的时候，会出现“天才涌现”的现象。中国现阶段正在出现这种现象。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教育领域，国内培育的本科生，往往在外面大获成功。也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认识并探讨这种现象，有助于我们反思教育短板，推动中国教育体系的改善和优化。虽然游历国外的人才，终将为国家带来回馈，但是如果他们在国内就能发光发热，就近跻身影响人类进步的杰出人物的行列，那于国于家于个人，无疑都是最佳结果，也是我们破解“钱学森之问”的最佳切入口。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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