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更具帝国主义强权色彩的对外政策：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史无前例的关税战，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购买”格陵兰岛，“建议”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伙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对古巴进行极限封锁，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美国的霸权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尤其是关于“世界向何处去”的讨论。

近期，美国、加拿大、芬兰、俄罗斯、西班牙等多国政要与学者纷纷刊发文章，从不同视角探讨国际秩序变革议题。这些文章提供了大量事实素材，也有不少分析和看法，但总体来看，大多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对国际力量对比这一层面的关注，缺乏对秩序变革实质问题的研判和剖析。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分析的理论高度，努力揭示帝国主义时代各类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当前国际秩序变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走向。本文拟在梳理外国政要与学者一些主要观点的基础上，逐一评析，并阐释中国的立场和主张。

一、关于“国际团结与合作”

2026年6月2日，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网站发表题为《国际团结与合作在世界各地备受推崇》的文章。该文援引多项民意调查指出，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和水安全、健康、贸易等全球性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公众，对国际团结与合作的支持是“稳健且不断增长的”，政治活动家“不应羞于为此发声”。“事实证明，以国际主义立场处理全球事务，可能成为一项极具号召力的政治主张。”

这一观察有其事实依据。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团结合作是唯一出路。然而，该文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上，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为什么国际团结与合作如此困难？为什么霸权国家口头上讲合作、实际却在搞对抗？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看，国际团结与合作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与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跨国垄断资本对市场、资源和投资场所的贪婪追逐，决定了帝国主义国家必然推行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不断制造分裂对抗。这并非因为它们不愿合作，而是因为开展真正平等的合作，就会动摇其获得垄断利润的根基。当全球化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自由攫取利润时，它就鼓吹“自由贸易”；当全球化损害其垄断利益时，它就挥舞关税大棒；当地区冲突能为军工复合体开辟市场时，它就策动军事干预。这种“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实用主义恰恰说明，跨国垄断资本需要的不是国际合作，而是垄断控制；它反对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对其攫取垄断利润产生制约的平等的合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团结与合作不可能实现。各国人民对合作的渴望是真实的，意志是强大的。这正是打破垄断资本霸权的社会基础。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合作”，而在于合作的主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是掌握在国际垄断资本手中，成为其控制世界的工具？还是掌握在各国人民手中，成为共同发展的纽带？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众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全球184个经济体征收所谓“对等关税”，把某些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作为支撑其实施霸权的武器，这些行为不仅损害特定国家的利益，也损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它必然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垄断资本的对抗逻辑，终将在各国人民的联合反抗中碰壁。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国际垄断资本分裂对抗逻辑的明确否定，是对各国人民合作愿望的坚实维护。只有打破垄断资本对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事务的垄断、控制和干预，各国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团结合作。

二、关于“中等强国崛起”

2026年6月2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发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伊夫·蒂贝尔吉安的文章《如何修复大国造成的破坏》。文章指出，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权力转移、多极化趋势给中等强国带来难得的机遇。由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组成的中等强国联盟，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当今世界面临的系统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使国际秩序稳定下来。

文章援引数据指出，按现行汇率计算，全球北方中等强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占全球34%，美国占27%，中国占17%；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跻身全球前50的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的经济规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8%。因此，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人口基数，中等强国的占比都已达到全球一半以上。

文章还介绍了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6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的演说。蒂贝尔吉安认为，卡尼发出了“中等强国的时代宣言”。卡尼说，世界秩序已经“破裂”，虚伪的旧秩序不会再回来了。他呼吁中等强国“共同行动起来，因为如果我们不能上桌，就会成为菜单”。

蒂贝尔吉安的分析触及了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现实。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正从“西方中心化”向多极化演进。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肆意挥舞关税大棒，不仅使南方国家深受其害，而且令加拿大、欧洲国家等中等强国倍感霸权压力。在这个意义上，中等强国联合崛起，客观上可形成对美国霸权的牵制，具有积极意义。

但蒂贝尔吉安和卡尼的分析都存在明显缺陷。他们把秩序变革仅仅理解为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回避了背后的阶级实质。旧秩序的“破裂”不是自然演进，而是美国长期架空、扭曲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必然结果。

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由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缔造，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然而，美国凭借其超强实力，越来越将这一秩序异化为服务于自身霸权的工具：美国一方面在联合国框架内操纵投票机制，另一方面又绕开安理会发动战争；在联合国框架外，美国另搞一套“基于规则的秩序”，把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用单边制裁取代多边协商，用军事同盟绑架集体安全。当这个被扭曲的秩序能顺畅地为美国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时，它就是有效的；当新兴市场国家要求公平发展权、挑战其垄断地位时，它就被视为“过时的”，需要改革的。

蒂贝尔吉安和卡尼都呼吁“共同行动”，但没有指出，如果不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不打破跨国垄断资本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扭曲和破坏，中等强国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历史证明，任何不触动帝国主义霸权根基的“改革”，最终都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是“旧瓶装新酒”的霸权延续。

还需指出，蒂贝尔吉安和卡尼所指的“中等强国”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既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北方中等强国，也包括印度、印尼、巴西、阿根廷、土耳其、沙特等南方中等强国。前者是现行体系的重要受益者，后者却长期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和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双重压迫之下。对中等强国联合崛起的动向，应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卡尼作为加拿大总理，其立场受到加拿大垄断资本利益的制约，既有自身抵制美国霸权的积极一面，又有旨在维护美西方整体特权和利益的、针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另一面，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挑战帝国主义体系。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支持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尽管北方中等强国的政策立场带有阶级局限性，但在当前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具体斗争中，其客观诉求与全球南方存在利益交汇点。中国欢迎并支持北方中等强国抵制美国霸权的行动，同时更注意团结南方中等强国，以此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关于“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秩序”

2026年4月10日，美国彭博社网站发表新美国智库高级政策分析师戈登·拉福热的文章《新的世界秩序更加危险，也更需要合作》。该文对21世纪国际秩序变革作出了系统性分析。

文章借用英国已故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有关“21世纪将是一个复杂世纪”的预言，指出一个“狂野、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正在取代权力高度集中于美国的旧秩序，并援引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拉斯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达的观点，认为丛林法则忽略了即使在荒野中也同样有大量充满合作的行为。形形色色的生物体之间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关系，以此实现自身的生长与繁荣，并借此克服重重障碍、化解各类风险。文章由此提出一个论断，即“新的世界秩序将由没有霸权的互联互通来定义”，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将围绕特定议题形成灵活协作的网络。

文章详细分析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如沃尔玛一家公司的营收就超过瑞典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天有逾35亿人通过Meta旗下的各类应用程序进行社交活动、获取新闻资讯或开展商业往来；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从1955年的1000家激增至眼下的4.5万家。文章特别指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打破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长达7年的政策共识，成功说服特朗普政府批准对华出口H200芯片。这一案例表明跨国科技企业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文章还分析了“多极共生”式的地缘政治现象，肯定加拿大总理卡尼推出的“可变几何”策略是一种进步。

然而，文章也承认，并非所有议题都能契合这种新模式，尤其是国家安全问题。当前，卷入冲突的国家数量已达二战结束以来最高水平，说明丛林法则依然适用。

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事实材料，对我们认识当代国际秩序的复杂性有重要参考价值。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数字治理的新前沿、中等强国的“摇摆”策略、全球互联互通的深化，这些现象无不反映出国际秩序的新变化。

然而，该文的错误在于解读框架出现了偏差。它把这些现象纳入“去中心化”、“无霸权”的叙事逻辑，将其描绘为一种“进步”和“公平”的趋势，而没有看到，这些变化背后的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对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渗透和控制，是数字时代金融寡头统治的新形式。跨国科技公司财富超过民族国家，国际金融资本控制关键技术，政府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延伸”——这不是“多极共生”意义上的民主化，而是全球政治进一步被垄断资本寡头化控制的表现。

文章所列举的科技寡头、数据寡头、平台寡头、媒体寡头、军工寡头，成为当代帝国主义统治的新支柱。这些寡头不是“去中心化”的力量，而是比传统国家权力更隐蔽、更高效的控制体系。它们通过算法、数据、平台、算力，实现了对全人类生活前所未有的渗透。沃尔玛营收超过瑞典国内生产总值，Meta控制35亿多人的社交——这不是“没有霸权的互联互通”，而是国际垄断资本以“互联互通”为名进行的全方位统治。

文章也承认，特朗普、莫迪等领导人“把企业视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并迫使大学、媒体等机构屈从”。这正说明，所谓“非国家行为体崛起”，实质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机器的深度融合，是国家权力为垄断资本服务的体现。国家机器非但未“退场”，反而以更隐蔽的方式，深度嵌入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轨道。

该文对“无霸权互联互通”的乌托邦式想象，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意识形态神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典论断“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此得到新的印证。当跨国垄断资本通过算法霸权、数据殖民和平台垄断重构全球数字秩序时，其标榜的“技术中立”和“去中心化”不过是资本权力拓扑学意义上的形态转换。这种转换通过三个维度完成：其一，将实体垄断转化为技术标准和协议体系中的隐性垄断，使控制权隐匿于技术标准体系；其二，用“互联互通”的修辞掩盖数据提取的实质，将用户数字劳动纳入全球剩余价值循环；其三，以治理多元化为名瓦解民族国家数字主权，建立跨国资本仲裁体系。所谓“无霸权”状态，实则是数字寡头通过链式控制（从芯片架构到应用生态）实现的更高级别的权力集中。它用“分布式技术”的外衣，包裹着比传统帝国主义更为精密的剥削结构。

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必要的，但必须区分其性质。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学术机构、社会团体，应在联合国框架内活动。但跨国垄断资本及其控制的平台、企业，不能成为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工具。中国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正是要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公平合理的数字规则，防止科技垄断资本成为新的“数字帝国主义”。习近平主席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四、关于“西方的最后机会”

2026年3/4月号的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杂志刊登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的文章《西方的最后机会》。该文对当前国际秩序变革作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斯图布指出，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正在瓦解。2001年“9·11”事件后，西方以反恐为名发动多场战争，背离了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观；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了西方经济模式的声誉；2022年俄乌冲突后，美国不再能独自主导世界政治。“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的三角竞争正在形成，但决定新世界秩序走向的是“全球南方”。西方应抓住最后的机会，同“全球南方”开展合作，否则世界将走向分裂与冲突。斯图布为此开出三个“药方”：改革多边体系；践行基于价值观的现实主义；通过合作而非霸权重建信任。

斯图布的论述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正在瓦解，开始承认“全球南方”的决定性作用，这比沉浸在“历史终结论”幻想中的那些人要高明。但他开出的药方并不正确。

第一，所谓“改革多边体系”。首先要问的是改什么、谁来改、为谁改？现行多边体系的核心机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国际法院、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大多是二战后建立的，体现了当时的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追求。然而，现行多边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在投票权、规则制定权上长期被少数西方国家垄断，成为跨国垄断资本扩张的工具；联合国框架下不少决策机制同样存在代表性不足、被少数大国把持的问题。斯图布所说的“改革”，是要真正打破垄断、让全球南方国家平等参与吗？还是要借“改革”之名，进一步将南方国家纳入西方的轨道？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口中的“改革”，往往是当现有体系不能顺畅服务于其利益时所作的策略性调整，而非要真正让渡权力。

第二，所谓“践行基于价值观的现实主义”。实质是用价值观作幌子继续维护西方霸权。“基于价值观”就是要继续把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标准强加于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现实主义”就是要根据西方利益灵活调整策略，该用霸权时用霸权，该讲合作时讲合作。可见，“价值观”是幌子，“现实主义”是手段，霸权主义才是内核。

第三，所谓“通过合作而非霸权重建信任”。前提是西方仍然要当“领导者”、制定规则、掌控话语权，即条件和议程仍要由西方设定。这哪是什么平等合作，不过是霸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全球南方”要的不是恩赐式的“合作”，而是平等互利、共同决策的真正伙伴关系。西方若真有诚意，就应首先承认历史欠账、放弃单边制裁、停止干涉内政，而不是用“重建信任”的空话回避实质性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斯图布的“药方”之所以缘木求鱼，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自由主义秩序的瓦解，不是“运作不善”，而是它的本质——维护国际垄断资本利益——决定了其必然要瓦解。斯图布的“最后机会”论，表达出西方统治阶级面对衰落时的深度焦虑：既想维持霸权，又知霸权难以为继；既想拉拢南方，又不愿放弃特权。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通过完善主权平等、共商共建的具体机制，打破少数国家把持国际事务的霸权模式。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一改革方向的集中体现。它不是任何国家或集团的“价值观输出”，而是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路径，核心就是拒绝任何国家将其自身模式强加于他国。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这一理念以“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为鲜明特征，为构建真正包容、平等、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五、关于“为实现多极世界而奋斗”

2026年4月29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发表该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特列宁的文章《多极世界：从意识形态到实践》。该文从俄罗斯视角对多极化趋势作出了系统阐述。

文章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为实现多极世界而奋斗”一直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这场奋斗已经取得胜利，多极世界已成为事实且已存在10多年。单极世界时代即美国霸权不受任何实质性挑战的时代已经结束。如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衰落期，世界格局演变的客观趋势，并不会因为衰落中的霸权国有意重塑格局而停滞。

文章进一步分析，争夺未来世界秩序定义权的斗争有两个主要参与者——美国和中国。华盛顿开展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强化本国实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削弱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挑起地区冲突、发动贸易战、强化军事同盟、试图与俄做成交易等。最终都是要阻止中国获得资源和市场，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同时破坏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文章认为这些手段无法扭转历史大势，多极化进程将继续得以深化。

文章还分析了俄罗斯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定位。特列宁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世界两大主要国家”，虽然世界不会出现泾渭分明的阵营分裂，但中美两国周围都会形成“引力区域”。这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捍卫自身主权和独立的其他大国而言，也会形成明显挑战。俄罗斯是世界文明国家，拥有丰富资源、强大军事实力和广阔地理空间，“完全有能力成为全球平衡的守护者，还能够扮演全球调解人的角色”。俄罗斯“从现在起，就需要为面对这一状况和扮演这种角色做准备”。

特列宁的论述正确认识到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并指出了美国霸权衰落的客观性。然而，他把国际秩序变革理解为大国争霸的延续，陷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谓“权力转移”的误区——这一理论把国际政治简化为大国之间的实力消长，仿佛历史只是霸主更替的循环，从而掩盖了帝国主义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和压迫这一根本问题。他把围绕世界新秩序的斗争看作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夺，实际上还是自觉不自觉地用霸权逻辑来理解新的世界格局，陷入的是“修昔底德陷阱”或“霸权稳定论”的思维模式；他还赋予俄罗斯“全球平衡守护者”和“全球调解人”的使命，这同样是落入了少数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传统窠臼，而非考虑站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国家的立场上去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大国权力转移，而是反帝国主义力量同帝国主义体系展开的尖锐斗争。全球南方的崛起，不是某个新兴大国要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主，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广大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国家要求打破帝国主义垄断、打压和封锁，实现自主发展、平等发展的历史性运动。同样，中国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为了“争霸”，而是为了实现14亿多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全人类进步事业。

邓小平同志1982年8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区别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标志。中国倡导的世界多极化，不是大国争霸的多极化，而是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本质上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的多极化。这不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是全球治理体系底层逻辑的重构，是打破“中心-边缘”依附体系的根本路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原则、主持公道正义，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六、关于“复合型安全竞争”

2026年6月8日，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发表美国战略学家、退役陆军上校以赛亚·威尔逊三世的文章《霍尔木兹海峡与未来战略格局》。文章指出，当前美伊对峙已超出双边范畴，是对美国霸权体系的严峻考验。过去美国虽经历多次失败，却从未动摇其全球地位；而此次伊朗若成功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则将“重塑整个国际体系的架构”。这种失利的性质“迥异于美国在二战后遭遇的历次挫败”。

文章进一步描述了当代安全困境的复杂性。伊朗依托全球深度互联体系，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节点，对石油、天然气、化肥、铝等大宗商品运输形成非对称制衡能力。这种能力与海底数据光缆、商用卫星网络等新型薄弱环节交织，使每次精准打击都能在全球经济中引发连锁反应，令美国陷入两难境地：升级军事行动可能毁灭海湾能源设施，不升级则默认伊朗控制权。威尔逊据此提出“复合型安全竞争”的概念，主张将国防、外交、发展、商贸、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与对盟友的管理统筹起来，打造一个具备整体竞争力的体系。

威尔逊的论述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当代安全困境的复杂性。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安全威胁已超越传统军事领域，呈现出“复合型”特征——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供应链安全相互交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叠加。这是其可圈可点之处。

然而，威尔逊的整个论述是从维护美国霸权主义立场出发的。他担心的不是霸权主义给世界带来灾难，而是担心进一步推行霸权主义将遇到阻碍。他提出“复合型安全竞争”，将国防、外交、商贸、科技等“统筹”为具备整体竞争力的体系，目的不是放弃霸权，而是要确保美国继续控制全球战略要地、垄断国际资源、压制竞争对手、获取超额利润。由此可见，这种“统筹”不过是霸权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升级。

从这一立场出发，威尔逊必然回避美伊对峙的真正根源。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焦点，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对中东石油资源的垄断控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制裁伊朗，支持以色列——这一切皆为控制中东石油、维系石油美元体系。威尔逊将伊朗描述为弱势一方，称其“通过控制强国依赖的体系来形成非对称制衡”，这实际上是在为美国霸权作辩护：只质问伊朗为何“威胁”美国依赖的体系，却不反思美国为何必须控制他国资源。

所谓“复合型安全竞争”，不过是国际垄断资本在新形势下争夺资源、市场和战略要地的一种谋略，本质未变，只是手段更隐蔽、范围更广泛。要打破这种垄断控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安全架构，必须摒弃帝国主义安全观。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安全应该是普遍、平等、包容的，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来换取所谓自身的绝对安全。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反对霸权干涉，这正是全球安全倡议的生动实践。

七、结语

综上所述，辨析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域外认知图景，绝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显微镜”与“望远镜”。当前国际舞台上的种种乱象——无论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与科技战，还是数字空间的规则之争，抑或是中等强国的摇摆与焦虑等，其底层逻辑皆根源于资本增殖的无限冲动、全球剩余价值分配的剧烈重构，以及帝国主义体系日益加深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西方政要与学者的种种认知迷思，归根结底在于其受困于资本逻辑的阶级局限，从而无法超越“中心-边缘”依附体系的理论盲区。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我们穿透现象的迷雾，把握经济基础演变的客观规律，不仅是为了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更是为了在实践中锚定航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垄断资本剥削逻辑与霸权主义秩序的历史性超越。它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精神旗帜，不仅致力于跨越跨国资本的统治逻辑，更旨在引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生历史性变革，从而开辟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境界。这既是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底气，更是引领人类社会迈向真正平等、包容、共赢新秩序的必由之路。

（审核：李小华、戚易斌、卫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