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顾总，两机间隔就五米，您真要上？」
1978年的沈阳，歼8试飞拖了九年，跨声速抖振查不出病根。48岁的总设计师顾诵芬决定亲自坐进歼教-6后舱，去看清前面那架飞机尾巴上绑着的一排红毛线。
可他的体检是偷偷做的，医生开的一个月空勤灶，他一顿也没敢去吃。
01
1937年7月28日，天刚亮。
北平西郊，燕京大学的家属院。七岁的顾诵芬睡得正沉，被一声闷响掀了起来。
窗玻璃碎成渣，撒了一炕。他光脚跳下地，鞋都没顾上穿，跟着大人往院子里挤。
天上一排排日机飞过。几公里外，二十九军的驻地正冒烟。
院里乱成一锅粥。有人抱着孩子往门外冲，有人往桌子底下钻，有人杵在原地不动。
西屋住着一位韩汝霖老师，刚从德国回来，受过防空训练。
「都别跑！」
他扯着嗓子喊。
「钻桌子底下去！房顶震塌了，砸的就是脑袋！」
顾诵芬被大人一把塞进方桌下面。桌板离他头顶不到一尺，每响一下，桌腿跟着一跳，灰从缝里簌簌往下掉。
他趴在那儿，眼睛盯着窗外那片天。
天上飞的那个东西，是别人的。
别人的东西飞过来，你就得钻桌子底下。
多年以后，记者问他为什么一辈子跟飞机较劲。
「没有飞机，中国人只能处处受欺负。」
02
顾诵芬1930年2月生在苏州。父亲顾廷龙是国学大师，后来做了上海图书馆的馆长。母亲潘承圭念过书，那年头算稀罕人。
家里全是书。线装的、洋装的，堆得跟墙一样高。
按老理儿，这样的门户该出个文人。
父亲也这么打算。从小教他念《纲鉴易知录》，清代人编的简明通史，字不多，事儿全。
十岁生日，堂叔送来一样礼物。
一架飞机模型。
从那天起，父亲的算盘就落了空。
1939年，家里出了大事。哥哥顾诵诗夭折，母亲一下子垮了半边。顾诵芬成了独子。
同年，顾廷龙南下上海筹建合众图书馆，全家跟着搬走。
十三岁，顾诵芬照着《科学画报》上的图纸削竹篾、糊桑皮纸，橡皮筋绞紧了当动力。废了好几架，终于飞起来一架，在院子里兜了大半圈。
父亲在旁边看着，没拦，只丢下一句。
「当工程师也得懂古文，中文要学好。」
这是一位老派读书人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他明白一件事：路得孩子自己挑。
后来顾诵芬进了南洋模范中学。
一帮半大小子，航空的书念了几年，连真飞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有人打听到龙华机场停着飞机，六七个人一合计，摸了过去。
那会儿的龙华是个土机场，条件差，场子外头挖着一道深沟。他们贴着地皮溜到铁丝网跟前，把网挑开一道缝，一个接一个钻了进去。
草地上停着一排。
美国的P-51。
那是顾诵芬头一回见到真飞机。他没敢往近凑，蹲在远处端详那个螺旋桨、那个座舱盖、机身上一颗一颗的铆钉。
那阵子开明书店给顾廷龙送来一批书。顾诵芬翻出其中一本，苏联人雅科夫列夫写的《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
书里写的是一个少年怎样从做滑翔机起步，一路成了飞机设计师。
1947年，他考进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教《航空概论》的姜长英教授在课上开书单，头一本就是这个书名。
顾诵芬又读了一遍《一个飞机设计师的故事》。
03
1951年夏，快毕业了。
系主任找他谈话：留校吧，当助教。
在那个年月，这是一条又体面又稳当的路。
他回家一说，母亲高兴坏了。儿子不走了，就在上海，抬脚就能回家吃饭。
然而一道号令下来：所有航空专业的应届毕业生，赶赴东北。
半年前1950年12月，周恩来连着几次主持会议，议题只有一个：中国的航空工业怎么建。当时朝鲜战场上打得正紧，大批作战飞机等着修，家底却是一穷二白。
1951年元旦刚过，重工业部的何长工带队飞莫斯科谈援助。临行前陈云去送行。
「你坐飞机上天了，我也要『上马』了。」
意思是中央得为这件事筹出一大笔外汇。
几个月后，航空工业局挂牌，隶属重工业部，何长工代部长兼着局长。人从哪儿来？只能从当年的毕业生里出。
华东地区航空系的学生，全部先调北京。
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集中在交大学了一个多月，主题就一条：毕业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建设。
学习班一散，期限压了下来。
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
前脚还说着留校，后脚人就要走，去的还是几千里外的地方。母亲没缓过这口气来。
第三天，火车站。
父母都来送。顾诵芬提着行李上了车，从窗口往外看。
母亲站在下面，一句话没说。
那天晚上，顾廷龙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
「舐犊之情，何能自已。」
往后几天，他又断断续续地记：连日想念不已，念儿殷切，心绪不宁。
儿子这边一路北上。到了北京，七八个人一块儿去重工业部报到，被指到前门外打磨厂的一家小旅馆。
航空工业局驻京办事处就设在那儿。
管事的叫朱节，一个一个谈话，谈完再定去处。
北京留不下。北京只有一个第四设计院，清华那一批已经填满了，外校来的一律外放。
轮到顾诵芬，四个字。
去沈阳吧。
母亲原本还存着一线指望：儿子留北京，她在北京住过，将来还能过去照看。
沈阳两个字一出来，这个念头断了。
她开始睡不着。整宿整宿地熬，不吵不闹，就那么坐在床沿上对着窗户。
顾廷龙托人在图书馆给她派了点抄写的活儿，指望分分心。
没用。
后来孙子顾衡没人带，只能写信让儿媳接回沈阳。
家里人气又少了一层。
1967年8月，潘承圭在忧郁中辞世。
顾诵芬接到电报时人在北京，往回赶，赶到上海的家，人已经火化了。
没见着最后一面。
这件事压了他一辈子。晚年再提起，老人眼里就有了水光，只说得出一句。
「我是独子，多年在外，没有尽到孝心。」
「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他辜负至亲，这不是最后一回。
04
1956年8月，沈阳。
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112厂挂牌。一间屋子，几十号人。
带头的是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顾诵芬26岁，当气动组组长。
设计室没有成套的设计资料，没有像样的风洞数据，连一本靠谱的航空工程词典都找不着。
徐舜寿自己动手编译了《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又亲笔写了《飞机性能及算法》，还翻译出版了《飞机构造学》《飞机强度学》。
理论上的口粮，是这么一本一本啃出来的。
顾诵芬那阵子干得最多的是抄。
抄公式，抄图表，抄外文期刊上的数据。抄完了自己算，算完了跟人吵。
一架飞机，就这么从一张白纸上长了出来。
1958年7月26日，歼教-1首飞成功。
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两侧进气的路子，在国内是头一遭。
1961年8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设计研究所在沈阳成立，就是后来的601所。顾诵芬参与组建气动室。
新分来的大学生眼睛都长在设计图上，基本功却虚。他不客气，先摁着练。他自己列了一份文献清单，谁进来先照单子读，读完了才准碰设计。
那份清单后来成了所里的基本功大纲，一用许多年。
同一时期，另一件大事压下来：摸透米格-21。
苏联专家撤走了，图纸留下一堆。
图纸只告诉你「是什么」，不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机翼是这个后掠角？为什么进气锥是这个行程？为什么这块地方非加一片加强板不可？
问遍了，答不上来。
顾诵芬心里那根刺，就是这时候扎进去的。
从建空军起，米格-15、米格-17、米格-19，一路到米格-21，走的全是别人的路子。仿了十几年，仿出了一批熟练工，也仿出了惰性。
他后来把这个叫「跟随的倾向」，说得再直白些，叫「仿制的习性」。
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靠买来的家伙什儿武装自己的部队。
钱是一层。更硬的是另一层：外头风向一变，连维修零件都拿不到。
他有一句话被引了无数遍。
「没有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
05
1962年8月，顾诵芬结婚。妻子江泽菲是位医生。
这门亲事牵出一层关系：江泽菲的姐姐，嫁给了黄志千。
按老话讲，顾诵芬和黄志千是连襟。
按所里的辈分讲，黄志千是新中国第一位飞机总设计师，是顾诵芬的师傅。
黄志千1914年生在江苏淮阴，早年在国外的飞机公司干过，1949年6月回国。歼教-1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所里的人都听他讲过「苗子尖子论」：技术拔尖的是尖子，暂时不拔尖但有潜力的是苗子，苗子出尖子，尖子带苗子，队伍才活得起来。
1964年，601所承担的歼8正式启动。
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款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总设计师黄志千，顾诵芬管气动。
方案争了很久，两个关键点最后定了下来：双发动机，机头进气。
1965年5月17日，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了新机的战术技术指标，定名歼8。
图纸铺开，人员到位，一屋子人摩拳擦掌。
三天以后。
5月20日，黄志千带队赴西欧采购试飞测试设备，乘的是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机途经开罗上空失事。
黄志千遇难，终年51岁。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消息传回沈阳那天，气动室的门开着，没人进出。走廊上碰见谁，谁都低着头往前走。
刚批下来的项目，总设计师没了。
顾诵芬和另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凑成技术办公室，把这副担子抬了起来。技术工作则由副所长叶正大主持。
家里那边，是另一场塌方。
姐姐守了寡。江泽菲陪着姐姐熬了一天又一天。
那段日子过去之后，江泽菲跟丈夫提了一个要求。
「以后，你别坐飞机。」
就这一句。
她不是信不过飞机，是再也经不起第二回。
顾诵芬答应了。
这个约定没写在纸上，也没跟第三个人提过。
夫妻俩心里都明白，这一句话是拿一条人命换来的。
06
1969年7月5日。
歼8首飞。试飞员尹玉焕。
前一天夜里，顾诵芬做了一宿噩梦。梦见什么他没细讲，只说自己惊醒过来，把同屋睡的人都吓着了。
第二天上午，飞机滑出跑道，拉起来，兜了一圈，稳稳落回地面。
成了。
塔台底下掌声一片，有人抹眼睛。
顾诵芬心里那根弦没松。对一架新飞机来说，首飞不过是把门推开了一道缝。
没过多久，麻烦来了。
试飞进到跨声速那一段，飞机抖得厉害。
飞行员下来形容。
「就跟一辆破公共汽车，开进了坑坑洼洼的马路。」
「人的身子实在受不了。」
抖振要命。轻的影响操纵，重的能把结构抖散。这道坎迈不过去，歼8的「双二」指标就是一句空话：两倍音速、两万米高度，一样也够不着。
够不着指标，就定不了型。定不了型，十几年的活儿全白干。
所里开始查。
风洞吹，地面试验做，理论分析算。
想出一个个新招，飞一次，不成。换一招，再飞，还是不成。
一年，两年。
争到后来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人咬定机翼，有人怀疑平尾，还有人说是发动机的振动传上来的。
各说各的理，都有数据撑着，也都撑不到底。
排振的每一趟，飞行员都是拿命去换的。有一次讨论方案，试飞员王昂说了一句话，屋里静了半晌。
「实在没有办法，那牺牲了也就牺牲了。」
1972年，顾诵芬正式担起歼8总设计师的担子。1978年，又被任命为601所总设计师兼副所长。
位置越高，压得越沉。
他怕的不是难题本身，是「挂账」。
遗留问题一笔一笔挂在账上，等到设计定型审查那天，账本翻开，全是窟窿。
1978年，这本账上最大的一笔，还是抖振。
07
那天会开到后半程，吵得没了下文。顾诵芬憋出一个土办法。
「在后机身贴毛线条。」
一屋子人愣住了。
气流看不见，毛线看得见。气流顺，毛线就服服帖帖趴着；气流一乱、一分离，毛线就翻、就抖、就被撕断。
飞机上去转一圈，落地看毛线，哪块儿出事一目了然。
用的是红毛线，一排一排，贴满后机身。
卡在下一步。
落地只能看出「断了」，看不出「怎么断的」。要紧的信息全在空中那几秒钟里。
想抓住那几秒钟，就得拍下来。
那会儿国内没有能上飞机的高清摄影器材。镜头拉不近，画面糊成一片，什么也分辨不出来。
只剩一条路。
人上去，拿眼睛盯。
一架飞机咬住另一架的尾巴，两机间隔保持五米左右，用望远镜看。
五米。
在地面上，五米是一间屋子的宽度。在万米高空，两架高速飞机之间的五米，是一个说塌就塌的距离。
谁去？
试飞员鹿鸣东找上门来，开门见山。
「顾总，生死观这个问题，对试飞员来说早就解决了。」
「您别替我操心。」
「只要有可能排振，我都愿意飞。」
顾诵芬没接话。他推门出去，在跑道边上站到天黑。
第二天，他撂出一个谁也没料到的话。
他自己上天。
飞行员会开飞机，看不懂气流。技术员懂气流，可谁最熟这架飞机的后机身？
是他。
图是他画的，参数是他定的，那一片的每一个转折半径他都记得。同样一排毛线，别人看见的是乱，他看见的是流场。
所里批了。那年头管理还松，教练机后座上带非飞行人员，也不是没有先例。院所点头，就能上。
接下来是体检。
按规矩两道关：先过厂里的卫生科，再送试飞大队的航医。
顾诵芬穿着一身工作服去的，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医生翻着单子，抬头瞟了他一眼。
「48了？」
「嗯。」
「营养状况还行。」
医生在纸上写结论：可以上机，但要先吃一个月空勤灶，把底子再垫一垫。
空勤灶是专给试飞人员开的伙食，油水足，管够。
顾诵芬拿着单子出来，心里咯噔一下。
空勤灶在晚上开饭。
他要是天天去吃，就是天天不回家吃饭。
江泽菲是大夫。丈夫几点进门几点上桌，她比钟表还准。一天不回来吃可以说加班，两天可以说开会，第三天她一定要刨根问底。
刨出来，就全完了。
晚上的空勤灶，他一次没去。
整整一个月，天天准点回家扒饭。
江泽菲还挺高兴，说老顾最近怎么这么规矩。
他「嗯」一声，低头夹菜。
上天前一夜，家里做了两道菜。
饭桌上没什么话。孩子在里屋写作业。
江泽菲给他盛了碗汤，推到跟前。
「今天累不累？」
「不累。」
他把汤喝了个底朝天。
第二天早上七点，停机坪上并排搁着两架飞机。
一架歼8，尾巴上贴满了红毛线。
另一架歼教-6，后舱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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