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罍街，大合肥餐厅小聚，认识了年轻的朋友，叫阿伟。目光澄澈，笑容灿烂，三七开的二分头颇有古典风范，让人想起上世纪留欧的徐志摩，徐悲鸿。
阿伟是哈尔滨人，身上却没有一点东北壮汉的影子，大碴子味早被洋面包中和掉了，他在巴黎啃了十一年法棍，回国不久，是我两周前在合肥市图书馆观赏的现场艺术作品《对号入座》的主创之一。
留法，学的是小众的艺术？还是更小众的戏剧？读的是巴黎第八大学，有一众大名垂宇宙的哲学和艺术大师校友。
家里有矿？
阿伟说，条件尚可而已。硕士毕业后留法国工作七年主要还是靠自己，拿到一项艺术基金会全程资助，而这一资助通常只给一年；留学生毕业拿五年签证，他因一个奥运相关艺术创作，直接批了十年。
法国，浪漫！我说。
阿伟又露出一口白牙，灿烂地笑了，说，但法兰西的“散漫”也够人喝一壶的。毕业半年了还没拿到毕业证书，移民警察查身份要学历资料，学校慢腾腾寄来，打开一看，竟然张冠李戴还是别人的！
阿伟联系购买一件戏剧著作权，对方回邮件“收到”后石沉大海。思忖着对方要休长假——仅比天人永隔好一些，打电话过去也无人接听——只是无人接听，而不代表办公室没有人。他有一位同学在巴黎一家大剧院做票务总监，说这就是办公室文化——任你电话响得多倔强，大家任由它响到自动消停。
对效率之上的中国人来说，说不上渎职，犯罪，也是匪夷所思啊！
职场如此，何论大学？
聊起近日风头正劲的菲尔兹奖得主王虹。她在北大时，压抑、紧绷，在评价体系里为生存而挣扎；而到了法国呢，她坦言，自己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宽松，没有学术之外的压力。你不必伪装成永动机，可以迷茫，可以停顿，甚至可以去旁听建筑课、去事务所实习一圈再回来做数学。导师不会拿“非升即走”的鞭子抽你，只会说，去弄清楚你到底爱什么。
数学如此，戏剧课堂更可想而知了。阿伟说，课堂氛围轻松愉快，可以吃东西。有个同学坐在前排织毛衣，针尖在光里一闪一闪，吸引了大半课堂的注意力。老师说，干什么呢？学生答：只有手里动着针，脑子才能集中精力听课。老师点点头，说行，但织针舞得太欢可能戳到旁边的同学，有安全隐患，还是挪去后排吧。
于是手工作坊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织。
——这便是宽容：不拿整齐划一的纪律掐灭个体的怪癖，只在底线之上予你自在。
还有，艺术学院嘛，俊美的天体是一道寻常风景。排练时随手脱衣并不少见，以至于老师偶尔都忍不住调侃：“有必要这样吗？”
阿伟说，“相对于法国戏剧，法国电影太保守的了。”所谓“裸体癖”只是表象，底下是一种对人身与表达不去过度审视的松弛。
你若带着“高效、规训、排名、考核”的尺子去量，法国学校处处是槽点；可你若换个眼光，便会看见鼓励与容纳的分量。王虹在数学的纯粹世界里被呵护的那份自信，和庆伟在戏剧课堂里看见的织毛衣同学，本质上是同一回事——人被当人了，而非工具。
我们讲拼搏讲产出讲结果，讲得太多，以至于忘了创造的前提往往是松绑。王虹能在法国沉下心来做研究，最终站上菲尔兹奖的领奖台，不是因为她离开了中国的根基，而是她在那边找到了适配自己的土壤——宽松、长期主义、对人的信任。
能在一种鼓励的环境里被好好对待过的人，眉宇间总有一点不一样的光。
那光，叫不被催促的生长。
你可曾向往过那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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