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事儿，还得从那条臭水沟讲起。我们那会儿住的筒子楼，红砖墙都让煤烟子熏成了花瓜，楼道里永远飘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儿，谁家炖个白菜豆腐，整层楼都能闻出里头搁了几瓣蒜。公共水房的水龙头一到冬天就冻得跟铁疙瘩似的，得拿开水浇半天才肯吐口水。我们这些棉纺厂的职工，一个月挣那三十八块五毛的工资，日子过得像厂门口那条臭水沟——流得慢，还浑得看不见底。

我那年刚满二十一，在车间里修机器，成天跟机油和铁锈打交道。手糙得能当砂纸用，耳朵让机器震得嗡嗡响，下了班就爱蹲在楼道口听收音机里的评书。我那会儿年轻气盛，心里却总空落落的，像缺了块什么。直到那年春天，四月的风还带着点凉意，我瞧见了楼上那个洗衣服的女人。

她叫周敏，大我整八岁，男人刘德胜在肉联厂当车间主任，一个月挣八九十块，在家属院里走路都带风。周敏模样不算顶俊，但耐看，眉眼淡淡的像幅水墨画，皮肤白净得跟刚剥的鸡蛋似的，说话轻声细语，走路也轻飘飘的，生怕踩死蚂蚁。她跟院里那些爱扎堆嚼舌根的娘们儿不一样，从不掺和那些闲言碎语，端个盆子默默来去，跟影子似的。

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心动，就知道老想瞧她。早上磨蹭着等她下楼，傍晚掐着点儿在院里晃悠，就为看她提溜着菜篮子从厂门口回来。她穿那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袖口总挽得齐齐整整，露出两截白生生的手腕。我这人嘴笨，跟厂里姑娘说话都脸红，更别提跟她搭腔了。可老天爷像是故意安排，让我撞见了不该撞见的事。

五月份那会儿，天开始热了。我去四楼刘婶家拿鞋样子，经过周敏门口，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和压抑的声响。德胜那大嗓门隔着门板都跟打雷似的，骂骂咧咧的听不真切，但周敏那低低的抽泣声却像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我当时年轻气盛，拳头攥得咯吱响，可人家两口子的事儿，我一个外人怎么插手？只好灰溜溜拿了鞋样子下楼，那晚上翻来覆去烙了一宿饼，耳朵里全是她那压抑的哭声。

六月份厂里搞技术比武，我算是露了回脸。二十分钟排除三个故障点，拿了第一，厂长亲自发奖状，还奖了二十块钱——那会儿二十块顶我大半个月工资了。高兴劲儿还没过，晚上回来就在楼梯口撞见周敏坐在台阶上哭，肩膀一耸一耸的，像只受伤的猫。她抬头看见是我，赶紧拿手背擦眼睛，那模样看得我心里头跟刀绞似的。从那天起，我算彻底明白了，我对她不是可怜，是真动了心了。

我那时候才二十一，没谈过正经恋爱，可我心里明镜似的，这事儿要是让德胜知道，非扒了我的皮不可。但我管不住自己。帮她拧衣服、扛米袋、搭把手晾被子，我变着法儿地往她跟前凑。她话不多，但每次跟我说谢谢，那眼神里头藏着的东西，比说一百句话都让人心痒痒。七月份德胜喝醉了拿菜刀那回，我硬着头皮上去把刀夺了。他瞪我的时候，我腿肚子其实在打颤，可看见周敏缩在墙角脸色煞白，我什么怕劲儿都没了。从那以后，她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温温软软的，像化了的糖。

八月初最热那几天，德胜去省城出差，周敏敲开了我家的门。她穿着白衬衫，头发湿漉漉的，站在门口说一个人在家害怕。我跟着上了四楼，她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墙上挂着月份牌，桌上搪瓷缸子印着“为人民服务”。收音机里邓丽君正唱《甜蜜蜜》，那软糯糯的调子把空气都泡甜了。她站在窗边，月光把她影子拉得老长，跟我说谢谢我那天帮她。我看着她亮晶晶的眼睛，脑子一热就亲了上去。她没躲，嘴唇凉丝丝的，身子微微发抖。那个吻短得跟蜻蜓点水似的，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几秒钟。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可那会儿我们俩就跟中了邪似的，德胜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在门口摆双鞋尖朝外的拖鞋当暗号。我深更半夜蹑手蹑脚上楼，推开门就看见她坐在床沿上等我。有时候她在缝衣服，有时候就干坐着，看见我进来那笑容，比夏天院子里开的喇叭花还好看。我们在一起不怎么说话，就靠着听收音机，她给我织毛衣，灰色的，穿身上暖烘烘的。她说要给我做件中山装，说我穿中山装肯定精神。那两个月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像人的日子——下班有人等，回家有热乎饭，红烧肉、糖醋排骨，她变着花样做，我那阵子脸上都长肉了。

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搂着她说等我攒够钱就带她走，去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过日子。她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我肩膀上，嘴上说我傻，不值当为她这样，可手却把我搂得死紧。我那时候不明白，她心里比我清楚得多——这世道，一个离了婚没工作的女人，天大地大哪有她的容身之处？可我不管，我那会儿就觉得，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十一月份出事儿那天，我正下班回来，院里围了一圈人。德胜揪着周敏头发在地上拖，她脸都让打破了，血顺着嘴角往下淌，愣是一声不吭。德胜跟头疯牛似的吼着问奸夫是谁，我站在人群里头浑身哆嗦，拳头攥得指甲掐进肉里。就在他扬手又要打下去的当口，我脑子“嗡”的一声，冲出去喊了一嗓子：“是我！”

那一拳打在脸上的时候，我反倒踏实了。他踢我肚子、踹我肋骨，我蜷在地上没还手——我欠他的，这事儿不地道，我心里有数。派出所来了又走了，厂里处分下来了，停职一个月。我爸气得差点犯病，我妈哭得跟泪人似的，说我伤风败俗。德胜跟周敏离了婚，周敏搬走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我满世界找她，火车站、汽车站、她娘家，能去的地方都去了，可她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后来才听说她去了南方，又听说她嫁了个老实人，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二十五年了，我四十六了，闺女都上中学了，可有时候半夜醒过来，还能梦见那筒子楼、那红砖墙、那昏暗的楼道。梦见她坐在床沿上，抬起头来，温温柔柔地说：“建国，你来了。”

去年厂里老职工聚会，有人提起德胜发了财娶了个小媳妇，有人提起周敏过得还行。张婶拍着我肩膀说：“别想了，都过去了，人这一辈子有些缘分就那么一段。”我嘴上应着，可心里头那地方，硬硬的，凉凉的，摸上去还在。

去年翻旧东西，翻出张老照片，背面有行清秀的小字：“建国，愿你一生平安。”我拿着照片看了半晌，眼泪啪嗒掉在发黄的相纸上。照片里头那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笑得傻乎乎的，他哪儿知道后来会遇上这么个人、这么段事？

我闺女问我后悔不，我说不后悔。她问为啥，我说有些人值得你不顾一切一回。可我没跟她说的是，这世上最好的姑娘我二十一岁就遇上了，在红砖墙的筒子楼里，在煤烟子和饭菜香混在一块儿的楼道里，在邓丽君的歌声和昏黄的灯光底下。那两个月偷来的时光，够我嚼一辈子了。

您说，这人心里头搁个人，搁了二十五年还热乎着，这事儿荒唐不荒唐？可谁心里头还没个过不去的坎儿、忘不了的人呢？日子还得往前过，闺女得养，老婆得陪，班得上。可偶尔夜深人静，我还会咂摸咂摸那滋味——像那会儿她做的红烧肉，咸中带甜，软烂入味，一口下去，满嘴都是香气，可咽下去了，就再也找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