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门是玻璃的，透亮。
我推开门的时候，里面十几双眼睛齐刷刷看过来，像看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猴子。
吕家辉坐在主位上，手里转着笔，脸上挂着笑。
他说，薛主管，你今天迟到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八点零一分。
那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在会议上说过一句真话。
一年后，公司赔了两千多万。
吕家辉红着眼睛来找我，我把那本笔记本摊开，一页一页翻给他看。
01
那天早上，电动车在半路上爆胎了。
后轮“噗”的一声瘪下去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把车推到路边，蹲下来看，轮胎上扎了块碎玻璃。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七点二十。
平时到公司要二十五分钟，推着车走就更慢了。
我把车往肩上一扛，开始跑起来。
那车不轻，扛了不到两百米，肩膀就酸得不行。
换了个手，继续跑。
路上碰见遛狗的邻居老陈，他喊了一声：“小薛，这么早干嘛呢？”
“车坏了，赶着上班。”我头也没回。
跑了十来分钟，到了一家修车铺。
铺子还没开门，我使劲拍门。
半天，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小伙子探出头来，说老板还没来。
我说那你能不能修？
他说他不会，得等老板。
没办法，我又给弟弟薛磊打电话。
他开修车铺的，离这儿骑车要十分钟。
薛磊接电话的时候声音还迷糊着，听我说完，骂了一声，说“你等着，我这就过来。”
我到路边蹲着等，又看了一眼手机——七点三十八。还有二十二分钟。
薛磊骑着摩托车来的，一看我的车，嘴里骂骂咧咧的，手上却没停。
拿工具撬开轮胎，往里塞了新内胎，打上气。
前后不到十分钟。
我说多少？
他摆摆手，你赶紧走，别迟了。
我骑上车就冲了出去。
路上骑得飞快，好几个路口抢了红灯。到了公司门口，我看了看手机——七点五十九。
松了一口气。
把车停到车棚里，锁好，快步往办公楼走。
刚走到一楼大厅，就看见门前站了一排人。
吕家辉站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人事部的朱秀荣和几个我不认识的人。
吕家辉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看我走进来，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薛主管，”他说，“你看看几点了。”
我掏出手机，屏幕显示八点零一分。
“八点零一分，”吕家辉说，“规定八点准时到岗，你迟到了。”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
吕家辉没给我机会，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印着几个字——“员工违纪处罚通知书”。
内容写得明明白白：薛民，2023年10月15日，上班迟到，按公司规定，记旷工半天，罚款一万两千元。
“吕总，”我说，“我就迟了一分钟。”
“一分钟也是迟到。”吕家辉说完，转身走了。
我站在大厅里，手里攥着那张纸。
朱秀荣走过来，小声说：“薛主管，你也别往心里去，吕总新官上任，抓纪律抓得严。你先回去上班，这事回头再说。”
我没说话，攥着那张纸回了办公室。
坐在工位上，我把那张纸看了三遍。一万二，我一个月工资才八千多，这一下子罚了将近一个半月的工资。我干了十五年，从来没见过这种罚法。
心里堵得慌，去茶水间接水。碰见财务部的苏桂兰，她看了我一眼，问：“听说你被罚了？”
我说嗯。
苏桂兰压低声音说：“你也是倒霉，今天吕总亲自在大门口抓考勤，你是第一个撞枪口上的。”
我说就一分钟的事，至于不至于？
苏桂兰摇摇头：“新来的这个吕总，不好伺候。你以后小心点。”
我喝了口水，回了办公室。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去了工会。
工会主席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姓梁，平时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
我把处罚通知给他看，梁主席戴起老花镜，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这罚得有点重了。”
“梁主席，您看能不能帮我反映反映？”
梁主席把通知还给我，说：“行，我帮你问问。”
我等了三天，没有回音。再去工会找梁主席，人不在，办公室的门锁着。打他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
我心里清楚，这事没人管。
02
第四天，我直接去找吕家辉。
他去吃午饭的时候，我站在他办公室门口等。
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回来了，身后跟着赵俊德。
赵俊德是今年新来的研究生，二十六七岁，戴个眼镜，说话嘴甜，吕家辉喜欢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吕总，”我迎上去，“我想跟您说说罚款的事。”
吕家辉进了办公室，坐到椅子上，说：“有什么事，说吧。”
我站在他办公桌前面，把那天早上的情况解释了一遍。
说爆胎了，找弟弟修车，一路赶过来，就迟了一分钟。
我说吕总，十五年了，我在这公司干了十五年，从来没迟到过。
这一次确实是特殊情况。
吕家辉靠在椅子上，看着我：“薛主管，公司不是你家。公司有公司的规矩，你干十五年也好，干五年也好，规矩面前一视同仁。”
“那也不能罚一万二啊，我一个月工资才八千多。”
“罚款是按规定来的，”吕家辉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册子，“公司制度明文规定，迟到半小时以内，按旷工半天处理，罚半个月工资。你自己看看。”
他把册子扔到我面前。
我没接。心里那股气涌上来，脸都有些发烫。
“吕总，”我说，“我不是不认罚，但这个罚法，我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你可以走人啊。”吕家辉说。
他这句话说得轻飘飘的，像在说今天食堂的菜不好吃一样。我站在那儿，愣了几秒钟。赵俊德站在旁边，低着头，假装在看手机。
我转身出了办公室。
走到走廊尽头，天台的门没锁。我推门出去，站在天台上，点了支烟。风不小，烟点着了，被风吹得直往我脸上扑。我没动，就那么站着。
干了十五年，从二十三岁干到三十八岁。
刚进厂那会儿，老板还没发家，我们几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画图纸，加班到凌晨是常事。
那时候老板跟我们称兄道弟，过年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他老婆包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
后来公司做大了，老板有钱了，不经常来公司了。
办公室搬到这栋写字楼里，一层楼全是我们的。
新招了一批人，年轻的，一个比一个会说。
老板在外面挖来了吕家辉，说是要搞改革，把公司做大做强。
从吕家辉来的那天起，公司就变了。
每天早上要打卡，迟到一分钟就算迟到。
上班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吃零食，不能聊闲天。
开会必须带笔记本和笔，不能光坐着听。
方案必须提前一天交，交了就得通过，不通过就是工作态度有问题。
我们这些老员工，私下里没少骂。但骂归骂，活还是要干。
烟抽完了，我把烟头摁灭在栏杆上。回到办公室，张高义坐在我旁边工位上，看我脸色不对，小声问：“薛哥，怎么了？”
“没事。”
“我听说你被罚了，”张高义说，“那一万二？”
我没说话。
张高义也叹了口气：“这个吕总，太狠了。上个星期销售部老王迟到三分钟，也被罚了三千。老王都要去劳动局告了，后来被人劝住了。”
“告了也没用，”我说，“老板向着吕家辉。”
张高义不吭声了。
晚上回家，老婆把饭端到桌上，看我脸色不好，问怎么了。我把罚款的事说了，老婆一下就急了：“一万二？他们凭什么罚那么多！”
“说是按规定。”
“什么狗屁规定！”老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去告他们，这分明是欺负人！”
“告也没用。”
“你怎么知道没用？你试都没试！”
我夹了口菜，没说话。
老婆念叨了好一阵，后来不说了，把碗收走了。
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机开着，放的什么我根本没看进去。
脑子里翻来覆去想那件事——就一分钟。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吕家辉说话时那副嘴脸。凌晨两点，我干脆爬起来，穿了件外套，出了门。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半天，走到薛磊的修车铺门口。铺子早就关了，我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抽了小半包。
手机响了，是薛磊发来的消息：“哥，还没睡？”
我回了句：“睡不着。”
“又出啥事了？”
我没回。过了几分钟，薛磊打过来：“你在哪儿呢？”
“你铺子门口。”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薛磊说：“等着，我过来。”
03
薛磊骑着他那辆破摩托来的。下车的时候，手里拎着两瓶啤酒和一袋花生米。他把铺子门打开，我们俩坐到里面的小板凳上。
“说吧。”薛磊把啤酒开了，递给我一瓶。
我接过瓶子，灌了一大口。冰的，从喉咙凉到胃里，整个人打了个哆嗦。
“公司罚了我一万二。”
“啥？！”
薛磊差点把酒喷出来。“一万二？犯啥事了？”
“迟到一分钟。”
薛磊愣了半天，然后骂了一句：“这帮孙子，真当自己是阎王爷了？”
我没吭声，又喝了一口。
“哥，”薛磊说，“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你要我说，”薛磊剥了颗花生米丢嘴里，“那公司不值得。你在那儿干了十五年，他们给你啥了？该涨的工资不给涨，该提的职位不给提，现在连迟到一分钟都要罚你一万二。你说你是不是傻？”
“那不是干了十五年嘛。”我说，“换个地方，从头再来？”
“总比在那儿受气强。”
我没接话。
薛磊不了解我那个行当——机械设计，说起来好听，但在这个城市里，对口的工作就那么几家公司。
换一家，工资未必有现在高，福利也未必有现在好。
“哥，”薛磊又说，“你要真不想走，也行。但你得换个活法。”
“什么意思？”
“以前你是啥样？加班你第一个，方案你写最多，开会你话说最多。你图啥？图公司好，图老板念你的好。”薛磊看着我，“结果呢？你图到啥了？”
薛磊把剩下的花生米倒出来，从中间挑了一颗最大的递给我：“这颗花生米，是公司。你给它剥了壳，它装好人了。可它心里压根没你。”
我看着那颗花生米，接过来，丢嘴里嚼了。
那天晚上在薛磊的修车铺里坐到半夜。薛磊把两瓶啤酒都喝完了，我喝了一瓶。走的时候，薛磊说：“哥，记住一句话。别再往里搭了，不值当。”
我没应，骑上电动车回去了。
第二天上班，我坐在工位上，把电脑打开。屏幕上是一份还没写完的方案，甲方催了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改。今天看这份方案，怎么看怎么烦。
张高义走过来，递了杯咖啡给我：“薛哥，昨天那个方案，甲方那边又提了新要求。”
“什么要求？”
“要加一个应力测试的数据分析，三天的活儿。”
我喝了一口咖啡，说：“行，我知道了。”
嘴上说着行，心里却想的是，我为什么要加这个班？
方案签下来，奖金是大家的，出了问题，责任是我一个人的。
一天三天的加班，换来一句“薛主管辛苦了”，值吗？
那天我没有加班。到点就收拾东西走了，走到门口，碰见朱秀荣。她看我拎着包，有些意外：“薛主管，今天走得早啊？”
“嗯，有点事。”我说。
走出大楼，外面天还亮着。
十五年来，我几乎每天都是天黑才回家，头一回在太阳还没下山的时候下班。
心里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像是卸了什么东西，又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骑上电动车，没有直接回家，去了菜市场。
买了条鱼，买了斤排骨，买了把青菜。
回到家，老婆正在厨房里忙活，看见我提着菜进来，愣了一下：“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嗯，没什么事。”
老婆接过菜，看了我一眼，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没接话，洗了手，坐到沙发上。
老婆在厨房喊：“去，把桌子摆一下。”
我站起来，把碗筷摆好。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老婆和女儿一边吃一边聊学校的事，说她们班主任换了一个年轻的男老师，说话风趣，全班都喜欢他。
女儿讲得眉飞色舞，老婆听得直乐。
我看着她们，心里忽然软了一下。这顿饭吃了一个小时，比平时多了不少。
吃完饭，老婆去洗碗，女儿回房间写作业。我坐在阳台上，点了支烟。楼下有人在遛狗，有个小孩在拍皮球，拍得“砰、砰”响。
我抽着烟，想了一件事——我为了公司，亏欠这个家多少？
04
日子就这么过着。
每天早上七点一刻出门，提前十五分钟到公司。
不迟到，也比以前早到了。
但和以前不一样的是，我不再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开工的人。
以前我到了先烧水、拖地，把办公室拾掇干净，然后把昨天没干完的活接着干。
现在到了就坐下来，等别人来，别人不动，我绝不动。
开会的时候，以前我喜欢发言。方案有问题，我说。进度慢了，我催。同事有困难，我帮。现在我不说话了。主持人点到名，我就说“听领导的”。
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张高义觉得奇怪。开完会，他凑过来小声说：“薛哥，你今天咋一句话没说？那个方案你觉得行吗？”
“领导说行就行。”我说。
张高义看了我半天，没再问。
第二次、第三次，大家就习惯了。吕家辉在开会的时候还会点名：“薛主管，你的意见呢？”
“我没意见，听您的。”
吕家辉点点头，继续往下讲。
我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笔，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本子上写的是今天下班买什么菜、明天要做的事。和项目有关的，一个字没写。
有一次开项目评审会，赵俊德拿着一个方案上来讲。
那是我的方案——一个月前我熬夜赶出来的，我把它存档在共享文件夹里，赵俊德改了改页面格式，就成了他的。
他讲的时候，吕家辉频频点头，说这个方案做得好，有深度，有创新。
我心里一万个不爽，但我什么都没说。
“薛主管，”散会的时候，吕家辉忽然叫住我，“你觉得小赵的方案怎么样？”
我看了赵俊德一眼，他脸上挂着笑，厚厚的眼镜片子后头，那双眼睛有点闪躲。
“挺好的。”我说。
吕家辉说：“那就好。年轻人嘛，要多给机会。薛主管，你这当师傅的，多带带他们。”
“好的。”
我转身走了，脚步不紧不慢。回到工位上，打开电脑，桌面还是那张干了十五年的机械设计图。我看了半天，没动它。
张高义端着水杯走过来，靠在我桌边：“薛哥，你没事吧？”
“没事啊。”
“我觉得你最近变了，”张高义说，“以前你不是这样的。”
“以前是哪样？”
“以前你说话特别多，开会抢着发言，方案写了一大堆，谁有困难你都搭把手。”张高义说，“现在你一句话也不说。”
我说：“那不是挺好吗？领导不就是想要听话的员工吗？”
张高义张了张嘴，没接上话。他端着水杯走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知道自己变了。
变到最后，我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以前我对这个公司，是有感情的。
图纸画到了凌晨，困了在地上铺个纸壳子睡一觉，醒了接着干。
给公司省过钱，也赚过钱。
老板以前动不动就夸我，说“小薛是公司的脊梁”。
现在想想，脊梁？
脊梁撑久了，也会断。
又过了一个月，公司接了个大项目。
甲方是南方的一家设备厂，项目金额两千多万，是公司今年最大的一单。
老板亲自打过电话，让技术部全力以赴。
吕家辉在会上讲了，这个项目做成了，公司年终奖翻倍。
散会后，吕家辉把我叫到办公室。
“薛主管，这次我要对你委以重任了。”吕家辉递给我一份资料，“这个项目的核心技术方案，你亲自来写。别人我不放心。”
我接过资料，翻开看了看。是一个大型设备的控制系统方案。说实话，这种方案我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
“行。”我说。
“一个月时间能搞定吗？”
“差不多。”
“好。”吕家辉拍了拍我的肩膀，“辛苦了，薛主管。”
我拿着资料出了办公室，回到工位上。张高义凑过来看：“薛哥，这次项目你负责？”
“嗯。”
“那可得好好干，这项目做成了，你就牛逼了。”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那个月，我每天都加班。写到第十天的时候，方案框架就出来了。写到第二十天，初稿完成。写到第二十五天，我找到了三处设计隐患。
要换以前，我会直接去找吕家辉，把问题指出来，想出解决方案，大家一起商量着改。这一次，我没有。
我在方案最后一页附了一行小字：“本方案存在三处设计隐患，详见附件注释。”
附件注释写得很详细，每一条问题都列了出来，对应的解决思路也写了。但位置很隐蔽，一般人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把方案交了上去。
吕家辉看了，很满意，说：“薛主管出手，就是不一样。”
我说：“吕总过奖了。”
第二天，方案被发到各个部门，开始推进。我看着邮件里“方案已通过”几个字，把手里的笔记本合上，锁进了抽屉里。
抽屉关上的时候，发出“咔哒”一声。我手指按在锁扣上，顿了一下。
有些事，做了就回不了头了。
05
方案通过后的第三天，赵俊德找到我，说吕总让他牵头执行这个项目。他说吕总的意思是，他年轻，需要锻炼，让我从旁协助就行。
我说好。
从那天起，这个项目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赵俊德带着几个年轻人在技术部那边忙活，每天泡到半夜。
我坐在工位上，该干嘛干嘛。
赵俊德偶尔过来问我几个问题，我也说，但只说一半——够他把事情做完，但不至于把事情做对。
有一次，赵俊德拿着一个参数来找我，说这个数据对不上，问我有没有算错。
我看了看，心里清楚是前期设计时一个参数的取值有问题。
要是按图纸上的来，做到一半肯定要出问题。
“这个数据我没算过，”我说，“你先按图纸上的做吧，到时候再看。”
赵俊德犹豫了一下：“图纸上的数据，总觉得不对。”
“图纸是经过审批的，有问题也轮不到咱们说。”
赵俊德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他挺认真的。可惜，他选错了靠山。
又过了一个星期，张高义来找我。
他脸色不好看，说底下的车间已经把样品做出来了，结果装机一试，出了问题。
一个关键部件因为工艺设计的原因，和实际的不匹配，整批货全废了。
“什么情况？”我问。
“不知道，”张高义挠头，“设计图上那个参数，好像算错了。车间那边是按照图纸做的，结果装不上去。”
“那找赵俊德啊，他不是项目负责人吗？”
“找了，他也不懂。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翘起腿：“图纸不是我画的，我帮不了。”
张高义愣在那里：“薛哥，这个项目，不是你做的方案吗？”
“方案是方案，图纸是图纸。执行的人又不是我。”
张高义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第二天，赵俊德来找我，急得满头大汗。他说甲方那边催得紧，样品出问题，整个进度都要拖。吕总那边让他三天内搞定，他实在没办法了。
“薛哥，”赵俊德摘下眼镜，擦了擦，“这项目是你做的方案，你最清楚。你帮帮我。”
“小赵，”我说，“不是我不帮你。这个方案我没参与执行，中间改了哪些参数，我不知道。”
赵俊德的脸色白了一下。
那天下班的时候，我在走廊里碰见了吕家辉。他正在打电话，脸色很难看，电话挂了以后，他看见我，叫住了我。
“薛主管，”他说，“那个项目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听说了。”
“你有什么想法？”
“吕总，”我说，“这个项目现在是赵俊德在管，我不方便插手。”
吕家辉盯着我看了几秒。他的眼神很复杂，有不满，有疑惑，也有一点点——我看不太清楚的东西。
“薛主管，”他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没有。”
“那为什么不肯帮忙？”
“不是不肯帮忙，”我说，“是不敢。您不是说过了吗，规矩就是规矩。方案不是我执行的，我不了解情况，贸然插手，出了更大的问题，谁负责？”
吕家辉没说话。
我继续说：“吕总，我一直听您的。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您说不需要我说话，我就不说话。您说让赵俊德牵头，就让他牵头。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
说完，我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天台上站了很久。风很大，吹得我外套的领子直往后翻。我抽了三根烟。
我心里清楚，那个问题只是开始。
更大的，还在后头。
06
第一个项目黄了以后，公司上下都知道了。
吕家辉在会上发了好大一通火，把赵俊德骂得狗血淋头。
赵俊德低着头，一句话不敢说。
吕家辉骂完他，又把气撒到车间主任头上，说车间的水平不行，工艺不过关。
车间主任是个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姓杨。
他平时不爱说话，但脾气挺犟。
吕家辉骂他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但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很不服气。
会开完以后，杨主任找到我，拉到楼梯口说话。
“薛主管，”杨主任递给我一支烟，“那个问题，你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吧？”
“什么？”
“那个参数，”杨主任压低声音，“方案上写的那个参数，本身就是错的。我们车间是按图纸做的，错不在我们。”
“那你找吕总说去啊。”
杨主任吸了一口烟，苦笑了一声：“我说了，吕总不听。他说是车间工艺不行，让我整改。整改就整改吧，但问题根本就不在工艺上。”
杨主任掐灭了烟：“薛主管，你在这公司干得久，你跟我说句实话。那个参数，到底是算错了，还是故意的？”
我看了他一眼，说：“杨师傅，方案不是我画的，我不清楚。”
杨主任盯着我看了半天，叹了口气，走了。
第二个项目出事的时候，是半个月后。
那是一个给城建的配套工程，做了一批金属构件。
按照合同，这批构件要在三个月内全部交付。
结果因为设计的时候，有几处力学结构没有验算到位，第一批做出来的构件，只有一半能达到合格标准。
吕家辉这回没骂人，他已经骂不动了。
他让人把所有的设计图纸拿过来，一个一个翻，发现问题出在前期的设计审核上。
按流程，设计方案审核的时候，应该有一份完整的验算报告。
可那批图纸的验算报告，只有前面几页，后面全是空的。
这套图纸是谁审的？
吕家辉问了一圈，最后查到是朱秀荣。
朱秀荣不负责技术审核，但她负责走流程。
设计部门把图纸交上来，她看了看前面的内容，觉得没问题，就盖章通过了。
“你就这么通过？”吕家辉质问朱秀荣。
朱秀荣一脸委屈：“吕总，我也不懂技术啊。我看前面专家签字了，我就过了。再说，以前都是这么干的，也没出过问题。”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朱秀荣被骂哭了。她跑回办公室，关着门哭了一个下午。
但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损失已经造成了。
第一批构件返工，费用全算公司头上。
甲方那边也推迟了验收日期，要求公司赔偿违约金。
老板听说以后，在电话里把吕家辉骂了一顿。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项目，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个倒下，全跟着倒。
第六个项目是和南方那个设备厂的合作，因为前期的设计隐患暴露了。
赵俊德熬了三个通宵，也没能拿出有效的修改方案。
甲方那边的代表已经放出话来，如果公司再不能解决问题，就要考虑换供应商。
那天晚上十点多，张高义来找我。他拎了两瓶啤酒，坐在我工位旁边。
“薛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出事？”
我正在看手机，听他这么说，抬头看了他一眼：“你什么意思？”
“你交上去的那份方案，最后一页附了一张注释。那个注释，我看到了。”
“那上面写的三处隐患，现在全出来了。一处都没落下。”张高义把啤酒放在我桌上，“薛哥，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把啤酒推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行，你不知道。”张高义站起来，“但我告诉你，公司完了。八个项目，全黄了。账上一共亏了两千多万，老板那边已经听说了。吕家辉在办公室里摔东西。”
我看着张高义：“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你是公司最有经验的人，”张高义说，“你能救。你也不忍心看着公司就这么倒了吧？”
我没有回答。
张高义走了以后，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的灯管有一根灭了，亮着一根，暗着。我盯着那根灭了的灯管看，看了很久。
手机响了。
是薛磊，问我在哪。我说在公司。他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事？听你说话都没劲儿。
我说没事。
薛磊沉默了一会儿：“哥，你要是真难受，就换个地方干。咱不图那口饭，图个心里舒服。”
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走到窗前。
楼下街道上，车水马龙。
城市很大，亮着灯的高楼一座连着一座。
我在这儿干了十五年，眼前的每一栋楼，都没有属于我的。
07
事情终于在第八个项目上全面爆发了。
那天上午，我到了办公室，发现气氛不对。
朱秀荣站在走廊里打电话，她的脸色铁青，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
财务部的苏桂兰抱着一摞文件，脚步匆匆地走来走去。
研发部的门关着，里面传来吕家辉的声音，隔着门都听得见。
张高义凑过来，小声说：“老板来了。”
“老板？”
“早上就来了，一来就把吕总叫到办公室，门关着骂到现在。”
我没说话，走到工位坐下，打开电脑。
过了不到二十分钟，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老板站在门口，扫了一圈，目光落在我身上。
“薛民，你来一下。”
办公室里的目光全落在我身上。我站起来，跟着老板去了他的办公室。
老板姓杨，叫杨守仁，五十多岁，是个挺能干的人。
当年他拉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干成现在这样，不容易。
他平时很少来公司，大部分事情都交给吕家辉打理。
我走进办公室，老板把门关上。他指了指沙发：“坐。”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老板没坐，站在窗边，背对着我。
“薛民，你在公司干了多久了？”
“十五年。”
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公司最近的事，你都清楚吧？”
“知道一些。”
老板转过身来，看着我：“八个项目，全黄了。账上亏空两千多万。要不是我手里还有点积蓄，公司就垮了。”
“薛民，”老板走到我面前坐下，“你给我交个底。这件事，跟你有没有关系？”
“杨总，”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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