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五个人被铁链锁在一起，却谁也不会看谁的眼睛。不看别人的眼睛，就不会看见自己。
配图 | 电视剧《边水往事》
2015年6月19日，端午节前日，我怀揣着翻本梦，拨打了小勐拉签单代理的电话。寥寥几句沟通后，我拍下身份证发过去，不过两小时，当晚的机票信息便弹进了手机。
如此高效，透着股令人心惊的迫不及待。假使我还有半分理智，都该明白这绝非通往希望的坦途。
可一个自认穷途末路的赌徒，哪里还有清醒可言？我胡乱收拾了几件行李，便踏上了这趟注定永生难忘的路途。
“赌狗”，这个充满鄙夷的贬称，精准地戳破了赌徒最不堪的宿命：狗改不了吃屎。
很不幸，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赌徒。背叛朋友，伤害家人，用我父亲的话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
我相信在戒赌吧里，我不是第一个被至亲如此唾弃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永远会有新的血液注入，赌狗源源不断。至于我是怎么成为其中一员的——那条路，每一个赌徒都走过，无非是几个不同的岔路口，只是每个人都在路口看见了相同的海市蜃楼。
2015年6月19日夜，我从家乡包头启程，在西安乘机飞往昆明，而后又转西双版纳。抵达景洪机场时，代理联系的司机已在等候。他是本地人，负责境内打洛到景洪的接送。
沿途的窗外是大片大片的香蕉林，司机介绍说，这些香蕉都是未熟先摘，装箱运输一两天后到达各个城市，正好熟透，新鲜得不得了。
我没心情欣赏，满脑子都是百家乐的路单，想着怎么用十万块打出一片天。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就跟这些青香蕉一样，正被一只无形的手摘下来，装箱运往一个叫“单房”的地方去“催熟”。
途中，我们偶遇骑着摩托风驰电掣的年轻和尚。司机说这些都是傣族小和尚，从小出家，修的是小乘佛法——“不度众生，只度自己”。他们可以吃肉喝酒交女友，只要不被总佛寺的大佛爷知晓便无妨。十二岁可还俗一年，之后继续出家，直至十八岁。若未选上“小佛爷”，便可彻底还俗。
我不知怎么冒出一句：“会有被选上却想还俗的和尚吗？”
司机摇摇头：“有我们也不知道。”
我也自嘲地闭了嘴。是啊，世人总愿意相信修行之人六根清净，怎会有苦修多年，却贪恋红尘的？为了配合佛法的妙处，这样的和尚必须没有。世人需要一个干净的佛，赌徒需要一个能翻本的自己——都是自我安慰。我也一样，我必须相信，这趟小勐拉之旅，是我翻身的第一站。
而后经过一处荷枪实弹的检查关卡，边境近在咫尺。司机提醒：“检查问了，你就说去勐海玩。”
约一个半小时后，车抵达打洛镇边的无名小村。司机提前致电，刚下车，摩托车便已候着。“我这车只能到这，过境得换摩托。”
接应的摩托车手是个黝黑壮实的小哥，留着短寸。
坐在后座上，我问出一个蠢透了的问题：“大哥，刚还俗吗？”
小哥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我不是本地的，我红河的。”
红河。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地名，那些关于红河小鬼的记忆从脑海深处浮了起来。小鬼是红河的一个苗族小伙，十六岁初婚，三任老婆，“桃子开花，苗子搬家”说的就是他们这支苗族每逢桃花盛开，便会又一次迁徙。我突然意识到，比起那个为了玉米地不停迁徙的苗族少年，我这个为了赌桌不停流窜的汉人，又高明在哪里呢？
“我加一下油。”小哥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将我的思绪从红河拉了回来。
加油站只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面容清秀，带着浓郁的东南亚风情。小哥告诉我，这孩子是“老缅”（他们对缅甸人的称呼），从果敢来，因为那边打仗，就跑来小勐拉投奔亲戚。
我知道，已踏入缅甸境内。
山路崎岖，小哥却单手握把打电话，车技娴熟，全然不顾后座的我心跳飙至嗓子眼。挂断电话，他头也不回：“前面下车，换小车。”
没走多远，路边停着一辆轿车。小哥催我下车，伸手索要120元车费。我忍不住嘟囔：“这才十分钟不到，哪要这么多？”
小哥语气平淡：“20块是刚才那村子的过路费。剩下100，我还得跟两个放哨看路况的分。”
换乘小车，驾驶位在右侧。车牌上再无“蒙桂云渝”等熟悉字样，陌生的标识让我一阵恍惚，这才真切意识到，早已踏出国境。
车行途中，代理来电，吩咐司机直接开往“嘉赢大酒店”。
电话刚挂，便到了进入小勐拉的收费站。那是个破旧低矮的小屋，立在边境上，像一颗蛀牙。门口站着腰别手枪的武装士兵，给收费站点添了几分肃杀。下车交费，收费的亦是士兵，一口南方普通话标准得令人咋舌。
我买到了一张买断尊严，通往地狱的门票。
交完钱上车，沿途商铺皆是缅甸文配中文。那蚯蚓般的缅甸文像极了蒙文，恍惚间还以为身在内蒙。若真是内蒙多好。移动联通信号皆是满格——若非亲眼所见，说这是南方某小县城也无人怀疑。
我们很快便抵达嘉赢大酒店。“嘉赢”二字，简直是为赌徒量身打造的美梦。
下车后，我见到了线上联络的代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趿着拖鞋，穿着大短裤和黑色T恤，形象邋遢，和澳门那些体面的洗码接待差距颇大。
我暗自告诉自己，这个趿着拖鞋、形象邋遢的广东人，就是通往翻身之路的那扇门。至于一扇如此破败的门后面是什么——我不愿意去想。
他让我喊他和尚，自称广东人，来小勐拉签单几次后，便留在此地做了签单代理。
跟着和尚走进酒店房间，屋内还坐着一个男人。和尚介绍道，这是老赵，同为签单代理，黑龙江人。
老赵看上去比和尚年轻不少，戴着黑框眼镜，透着几分斯文气。他笑着说当天是和尚生日，晚上要一起出去喝三五瓶。和尚让我先休息，老赵起身去了隔壁房间，说是还有一名签单赌客，他过去对接几句。
一路奔波，我确实疲惫不堪，躺下没多久便昏昏欲睡。意识正在模糊的边缘，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妹妹的信息。她说知道我来了缅甸，劝我千万别签单，此前吵架说的都是气话，从来没有不认我这个哥哥。
妹妹的劝阻，加上对代理们糟糕的印象，我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这单，还是不签了。可转念又开始恐慌，不知道该如何跟和尚开口，他会不会同意，不同意又会对我做什么。可能实在是累了，想着想着，我竟沉沉睡了过去。
没睡多久，老赵便带着一个年轻男子过来，喊我跟和尚一起去吃饭。席间得知，老赵带来的人叫小叶，福建人，说是玩时时彩输了几千万，打算来小勐拉签五万块翻盘，若是掉单，就问家里要十万。看着衣着讲究、戴着名表，一脸得意的小叶，我只觉得无言。
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而然聊到了签单条件。小叶是另一名代理老李的客户，老李给他的条件是“抽五底抽十水”，也就是签十万到手九万五，每赢一万抽取一千元水钱。老赵闻言嘿嘿一笑：“老李吃得狠。”
小叶立马追问老赵这边的条件，是不是要好一些，老赵摇头：“你是老李的客人，我什么都没说，你也什么都没听见。”
小叶当即掏出手机就要给老李打电话，老赵立马拦下：“要打回酒店打，别在这打。”
小叶明显是坐不住了，匆匆扒了两口饭便提前回了酒店。看来果然如贴吧上所言，小勐拉的代理之间互相撬客是常态。
兴许是生日助兴，老赵和和尚越喝越起劲。我不喝酒，只能百无聊赖地玩手机等候。等他们喝得高兴，我开口问道：“要是不签单的话怎么算？”
老赵随口回道：“把机票钱还了就行。”
和尚却皱了皱眉：“我已经跟老板说你到了，明天先跟老板吃顿饭，再带你去赌厅转转，到时候再定签不签。”
话音刚落，一个男人推门而入，同样戴着眼镜，肥头大耳，稀疏的短发紧贴头皮，眼神阴鸷凶狠，像一尾在浑水里游了太久的鱼。进门就追问小叶的下落。老赵告知他小叶回了酒店，男人便急匆匆离去。老赵低声告诉我，这就是老李，小叶的代理。
吃完饭回到酒店，我依旧与和尚同住一间。洗完澡准备休息时，和尚突然开口，让我先去老赵的房间坐一会。我疑惑追问，他才坦言，要叫炮友过来陪自己过生日。此前吃饭时，老赵就调侃和尚，说和尚来小勐拉不到一个月就搭上了伴，和尚还辩解称对方只是正规按摩店的服务员，长相普通。
我想着毕竟是他生日，避让一下也无妨，便起身穿衣准备离开。谁知和尚又凑过来，问我有没有现金，说自己昨天打鱼输光了最后一千块，叫炮友过来即便对方不要钱，不给点表示也不合适。
我心里暗笑，嘴上推脱身上没现金，只有银行卡里剩几百块。本以为能就此作罢，没想到和尚竟说：“那你去楼下商店刷出来。”
小勐拉没有银联取款机，取现只能去商铺刷卡，每笔要收三十元手续费。我懒得纠缠，把银行卡找出来给了他。他信誓旦旦承诺：“明天我找老板拿钱还你。”出门前还不忘叮嘱：“别跟老赵讲，不然他又要生气。”
我暗自感叹，原以为在没脸没皮这条路上我已经走出了很远，没想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来到老赵和小叶的房间，两人正相谈甚欢。凑近一听才知道，小叶打算甩掉老李，转投老赵门下签单。老赵撬客成功，满脸喜色；小叶自以为弃暗投明，亢奋不已，两人天南海北地侃个不停。我只能躺下玩手机，默默祈祷和尚尽快完事。
许是太过困倦，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再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两点多。和尚正和小叶说话，唯独不见老赵的身影。只听和尚对着小叶泼冷水：“你想甩开老李根本不可能，他在小勐拉混了五六年，哪个不给他面子？想绕开他找老赵签单，门都没有。”
我听得一头雾水，想必是昨晚到今晨，发生了我不知道的变故。和尚见我醒来，招呼我起床洗漱，说晚点跟老板一起吃个饭，晚上再去赌厅看一看。我收拾妥当跟着和尚回到原房间，老赵正躺在床上玩手机，脸色难看。
没过多久，老李找上门来，问和尚跟小叶沟通的结果，和尚点头称都说清楚了。老李拽着和尚往外走，说要再去跟小叶谈一谈。路过老赵时，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骂了一句傻逼，留下满脸尴尬的老赵和我。
就这样到傍晚五点多，和尚带着两个男人回到房间。一人三十五六岁，留着短发，气质沉稳；另一人年纪稍轻，颈挂粗金链，手戴大金戒，眼里却透着几分狠戾。和尚介绍称，这是勇哥和峰哥，我连忙起身打招呼。峰哥大手一挥，直言一起去吃饭。
一行人抵达饭馆，峰哥翻看了我的身份证，当即拍板：“十个没问题，想玩的时候让和尚打给我，阿勇去给你出码。”
和尚接话：“晚上先带他去赌厅看看，再决定。”
饭后，峰哥先行离开，阿勇开车载着我、和尚和老赵前往赌厅。山路颠簸不堪，老赵解释道，中国查边境线附近开设赌场查得紧，因此小勐拉的赌场不少迁到了山上。
半小时的颠簸路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小勐拉赌场。下车那一刻，满心期待瞬间化为失望，眼前只有几栋两三层高的低矮楼房，毫无影视剧里赌场的奢华气派。一行人走进其中一栋，门口赫然贴着“中国公民禁止入内”的醒目警示标语，大门却敞开着。往里走几步，才看到赌厅名号——金沙。同是金沙赌场，这里与澳门的金碧辉煌相比，的确天差地别。
和尚递给我一罐红牛，顺手收走了我的手机，说是赌厅规矩，让我自己随意逛逛。我心里盘算着，转一圈就以赌场环境太差为由拒绝签单，此前老赵也透露过口风，实在不想玩也能走。我以为剧情会按自己的预想发展，却忘了此刻的处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逛了一圈，总共十来张赌桌，龙虎和百家乐各半。龙虎桌是现金局，人声鼎沸，桌面上铺满了红彤彤的人民币；百家乐桌则是筹码局，落座的人不多，不少人拿着纸笔、戴着耳机，不停对着电话那头汇报战况。这些都是代客打码员，为无法亲临的赌客远程下注。赌厅架设了专属网站，赌客通过实时视频，电话指挥代打员操作，这些代打员赚钱轻松得离谱。
又逛了片刻，我觉得时机成熟，打算找和尚表明态度，却四处寻不到他和老赵的身影，只看到阿勇坐在休息区，正和一个光头大胖子闲聊。
我走上前询问：“勇哥，和尚和老赵呢？”
阿勇头也没抬，告知他们已经下山回酒店了，随即问我：“准备出多少码？”
我心里一紧，连忙说道：“和尚还拿着我的手机，这里环境太差，我不想玩，不签单了。”
阿勇明显愣了一下，随即语气平淡地说：“没事，不玩就不玩，咱们下山，你手机和尚给我了。”
下山仍是阿勇开车。原本上山的四人，如今只剩我与阿勇。那个在厅里与阿勇聊天的大胖子也上了车，与我同坐后座。
途中闲聊得知，阿勇是柳州人，原是做生意的，输了几百万后，躲债躲到了小勐拉，如今给阿峰打工。大胖子叫大森林，重庆人，也是个输光了的赌徒，比我早到几个月。
车子很快回到小勐拉，却未停车，直接穿镇而过，在漆黑的路上一直跑。车轮碾过坑洼路面，车身剧烈颠簸，窗外景色从稀疏路灯变为吞噬一切的浓黑。
“勇哥，这……不是回酒店的路吧？”我试探着问，声音在封闭车厢内显得干涩。
“嘉赢没房了，带你去另一个酒店。”阿勇目视前方，语气平淡。
我的心沉了下去。“这……这也太偏了吧？酒店怎么在这么偏的地方？”我强压喉间颤音。
大森林冷笑一声，笑声在黑暗中格外刺耳。未等我反应，他突然一拳砸在我腹部。剧痛瞬间炸开，我疼得蜷缩起来。
他骂骂咧咧：“TMD，你手机里拍的什么！”
“没、没什么啊。”
又是一拳砸在同一处：“装！”
我眼前发黑，强撑着喊出声：“真没拍什么！”
冰冷的刀刃突然抵上我的脖子，寒意渗骨。“别喊！再喊弄死你！”
我不敢再喊。阿勇将我手机扔至后座，顺手把我的钱包也摸走了——里面有和尚还回来的银行卡，他倒是真取了钱，压根没打算还。大森林打开一张我晚饭时拍的照片，问：“这是什么？”
我当时真想骂娘，却不敢，怂了：“瞎拍的。”
大森林指着照片边的人头：“你拍峰哥是几个意思？你想干什么？”
我立马抓瞎，心慌辩白：“我真没什么意思，也不是故意拍峰哥，就是想拍拍饭菜而已。”
阿勇接过话头：“我信你没想干什么，可老板不信啊。你自己想想，你这就像在别人犯罪现场拍了照，你说你是记者还是想怎样？老板说先拉你到山上住一晚，明天他上来和你谈。”
我知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只盼明日能说清，不敢再有多余动作。
大森林见我不再多话，便未继续动手，只是将刀子拿在手中把玩。
又走一段，阿勇叫我将头趴低，说这是武装驻地，不许路人张望。我依言埋头胸前，双脚抵住前排椅背。摇摇晃晃不知走了多久，我只能凭颠簸程度判断，这是一段漫长崎岖的山路。
车停。大森林拉我下车，另一辆车已在等候。
阿勇跟他们交代：“今晚先给他过过堂，明天峰哥上山再给他打电话。”
换车后，司机是个身材瘦高的年轻小伙，约莫二十四五岁。我依旧按要求趴着。从谈话中得知，他叫阿明，山上还关着四人，其中两个今天被绑在香蕉树上晒了一天，现在有两个给泡在水里。
这次没走多久便到了“单房”。下车后，大森林押我进入，一股霉味混合着塑胶味、铁锈味与汗味扑面而来。所谓的单房，不过是临时搭建的棚子，内有两张竹床，一张对门，一张靠门旁。
一进棚子，我首先看见的是个白皙清秀的年轻人，穿合身白衬衫、浅蓝牛仔裤，下唇打着唇钉，手臂满是纹身，面容却一脸幼态，像个叛逆的高中生。后来知他叫小黄，广东人，签了十七万要还二十万，已在单房待了六天，白天绑香蕉树上晒太阳有他一份。
小黄坐在对门的床边。大森林将我推坐到地上散乱的塑料布上。另一名看守给我戴上手铐脚镣，铁链与小黄的缠在一起，绕在支撑床铺的木桩上锁好。
看守除了大森林与阿明外还有三人。
大森林说要给我过堂，阿明称工具不在此处。大森林便道：“那算他运气好，你们拿棍子招呼他，我去看看何建。”
一个看守拿起门边一根一米多长、直径略大于乒乓球的木棍，朝我冲来。我当时坐在地上，这一棍便捅在了胸口上。上一次挨打还要追溯到大学时那个醉酒蒙族同学的“铁木真之脚”。说实话，若能交换，我愿用十脚换这一棍。
看我捂胸缩地，他令我起身抬手，又猛给了我肚子两下。我立马又蹲下了，却不敢喊出声，汗像暴雨一样往下滴。他很满意自己的力道，扬了扬棍子：“我完事了，你们谁来？”
躺着的看守似乎懒得起身：“我明天再弄他。”
坐着玩手机的看守没说话，也没动手。
阿明和大森林在棚外不知说些什么。
突然一声惨叫传来，大森林的声音穿透棚壁：“让你不老实！”
玩手机的看守开口了：“森哥，你别喊他了，他老实得很。”
大森林骂咧两句，与阿明回到棚内。
大森林脱去上衣，我看到他胸前纹着一尊巨大的弥勒佛。弥勒头像在胸口，肚子图案却与大森林的肚腩融合，仿佛他的肚子便是佛肚，弥勒的笑脸在昏黄、斑驳的灯光下却是阴晴不定。
大森林说很久没睡了要睡觉，让玩手机的看守和阿明守夜。他与打我的看守挤在小黄坐着的床上睡下，守夜的看守和阿明两人堵坐在门口玩手机。
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我旁边的地上还躺着一人，浙江人，在单房第七天，签了十万。听说最可能成“死单”的就是他。
不久，大森林鼾声响起。我初进单房，加之挨的那几下着实不轻，硬是一点睡意也没有。
小黄坐的床上挤了两人，他已经挪至床角边缘坐着，也是没有睡，两眼直直盯着脚镣发呆，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那截从手铐下露出的手腕，白得几乎透明。
不知过了多久，憋尿难忍。我小声问阿明：“我想上厕所。”阿明没说话，开始翻找钥匙，找了一会没找到，问我大便小便。知是小便后，指了指床底的矿泉水瓶。
小黄见状将头侧向一旁，我无奈，却也别无他法，平时轻易之事，在手铐脚镣加身下变得艰难。我只能勉强够到瓶子，费力地打开瓶盖，借着昏暗的光，在冰冷的镣铐碰撞声里小心翼翼地解决。尿液冲进空瓶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我死死攥着瓶子，连呼吸都不敢大声，生怕这动静惊醒一旁熟睡的大森林。瓶子里的声音一点点变小，我却浑身绷得僵硬，直到最后一滴落尽，我赶紧拧上瓶盖，慌慌张张推回床底，瓶子滚进黑暗里，发出一声闷响。小黄依然别着头，但我看见他的肩膀轻轻抖了一下——不知是在忍笑，还是在忍泪。
我盯着脚镣上生锈的铁链，忽然想起和尚。他是知道我在山上的，还是不知道？
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棚外的虫鸣倒是响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所有人都被转移。看守们匆匆收拾行李，把我们一个个塞进车里。
这时，我见到了另外两个被泡在水里的朋友。
一个是重庆人何建，双手被反铐在身后，只穿着一条沾满黄色泥水的内裤，裸露的皮肤上全是泥渍，部分泥水已经在他身上风干结块，显然昨晚是泡在泥塘里。另一个是江西老表，大家喊他大黄，四十岁左右，衣裤虽然齐全，却也裹满泥水，狼狈不堪。
我与大黄、浙江人挤在后排。何建趴在第二排座椅脚下的缝隙里。小黄塞在哪里却是没有看到。期间一个看守负责看守我们三人，他要我们把头埋起来低过车窗，谁敢抬头，他手里的棍子便往谁身上招呼。车在颠簸山路上不时跳动，大黄的位置不易固定，头一下就抬了起来，“啪！”的一声，棍棒砸在大黄背上。我生怕自己抬头，死死把头埋在腿间，不敢有丝毫动弹。看守怕路人发现我们，扯过一床棉被，将我们三人严严实实地捂住。炎炎夏日，棉被里闷热不堪，馊味和汗味交织在一起，令人作呕。
就这样捂了半小时，我们被转移到另一处棚屋，条件稍好一些，分为两间，一间是看守的休息室，有三张竹床；另一间是关押室，只有一张竹床，我们五人全都挤在这里。小黄与何建的铁链锁在床柱，坐在床边。浙江人锁在最角落，大黄在床边地上，我则被锁在距门一米处，只能坐地上。
到新单房不久，峰哥与老李也到了，与看守简单交流了几句。从谈话中得知，我们这些被关进单房的，每天可打一通电话向家里要钱，家里人的反应决定我们在这里的待遇。
片刻后，峰哥拎着那根木棍走进关押室，直奔浙江人。他用木棍疯狂捅打浙江人，浙江人很快便蜷缩在地上，峰哥便上了脚，一脚脚踢踹在浙江人身上，起初浙江人还哼了几声，慢慢连哼也不哼了，我都怀疑他是否还醒着。
毒打过后，峰哥让阿明捡来两个烟盒，在地上间隔二十公分摆开，要浙江人站在两个烟盒之间：“敢动一下，把你手指甲全拔了。”
他的声音轻描淡写，我却觉得遍体生寒。
浙江人蜷在地上缓了几秒，撑着满身伤痛挣扎着爬起，挺直脊背站在两个烟盒之间，纹丝不动。经历如此折磨还能站得这么稳，让人不知该是赞叹还是悲哀。
浙江人之后是大黄，看守告知峰哥，大黄的妻子在电话中已经答应凑钱，峰哥便没有动手，还承诺下午给他饭吃。言毕峰哥环视我们一圈，笑道：“我这人就是这个样子，不给钱，就没好日子过，给了钱，我们还可以是朋友，当然了，前提是你们愿意。”
接着是坐在床上的何建。
峰哥问：“你这边怎么样了？”
何建低声回道：“家里正在想办法。”
峰哥当即一棍砸在他肩头：“你坐着跟老子说话啊？”
何建立马弹了起来：“峰哥，家里已经在凑了，很快就有消息。”
峰哥未理睬，叫大森林拿工具进来，要给何建“过电”，我这才知道他们口中的工具竟是电棍。
峰哥接过电棍就给了何建两下。电流穿过身体，何建瞬间缩成一团，像只熟透的大虾。
峰哥把电棍递给大森林，甩了甩手腕。棚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密集得像有人在抓挠。
他拿起木棍捅了捅何建裆部，回头对老李笑：“哟，起反应了。”
老李跟着笑：“何建，起来，给你点福利，让你把小黄上了怎么样？”
何建斜眼去瞧小黄，还未开口说话，一旁的小黄眼泪先下来了：“峰哥，不要玩这个好不好，我钱这两天一定到位，求你让我给我妈打个电话吧。”
“打什么！”峰哥直接一棍狠狠捅向小黄的腹部，小黄下意识抬手阻拦，却根本无济于事，棍棒扎实戳在他的腹部，好像陷进了肉里，小黄疼得弯腰闷哼。那声闷哼——不是男声压低了的粗喘，是女声。我头皮一麻，猛地反应过来——原来小黄是个女孩子。
“还敢挡？把手拿开！”峰哥再次扬起木棍，小黄不敢反抗，垂下手任由棍棒落下，每一下都砸在腹部。
“你妈每次都说明天十一点、明天十一点，耍老子玩是吧？”峰哥边打边骂。
小黄咬着嘴唇，双手掐着自己大腿，苍白的手背上青筋冒了出来。
这时老李说话了：“好了，差不多了。”
峰哥侧头对着老李笑了：“你是不是想上她？你肯定是想上她，一直在问她胸到底多平，你上了她我肯定不告诉小怡，谁说谁是儿子。”
老李点头：“回酒店洗干净再说。”
峰哥表示同意：“拉回去洗干净，两千一次，卖我也要卖个二十万回来。”
小黄立马对着他跪下了：“峰哥，峰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好好想一想怎么跟我妈说。最后一次，还不行随你怎么样。”
峰哥冷哼：“行，给你打最后一个电话。再没消息，我弄死你之前让弟兄们爽一下，二十万我亏得起。”
随后，峰哥用木棍指着我问大森林：“这个呢，什么情况？”
大森林答：“他没签单，拍了你照片。”
峰哥盯着我问道：“你之前跟和尚说，想签多少来着？”
我不敢不实：“十万。”
峰哥伸出一个巴掌：“那行，给你打个对折，五万让你回去。”
我鼓起勇气：“峰哥，能不能少点？毕竟我都没玩。”
大森林过来对着我肚子就是一脚：“我们峰哥肖像还不值个十万八万的啊？”
我捂着肚子，不敢再说。
峰哥道：“你一会打电话回去，说借了钱赌输了，不还钱回不去。敢瞎说我弄死你。”
看着前几人的遭遇，我不敢多言，点头答应。
大森林又是一脚：“你哑巴啊？”
我只好说：“好的。”
看守把我的手机扔过来，上面已经拨通了我父亲的号码，全程免提，几道冰冷的目光死死盯着我。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听到父亲熟悉又疲惫的声音，我鼻子一酸，瞬间红了眼眶。原来无论我犯下多大的错，家，永远是最后的港湾。父亲在电话那头又气又痛，沉默了许久，终究心软，答应三天内凑齐钱打过来。
电话一挂，峰哥朝我抬了抬下巴：“你晚上能吃饭。”
之后峰哥与老李下山。直到车声彻底消失，浙江人才敢坐下来。我分明看见，他的腿还在不受控制地发抖。
我坐在潮湿的地上，手铐硌得腕骨生疼。盯着地上爬过的蚂蚁，我心里竟算起一笔账来：五万块，命没丢。只要回去，只要找对路子……这个念头像记闷棍把我自己敲醒了。原来棍子打在肚子上不算痛，这颗烂掉的心里长出刀来，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
那个下午格外漫长。大森林时不时地折腾何建，小黄呆呆坐床上，猜想是在琢磨最后一个电话该怎么打。大黄和浙江人瘫坐在地上，大黄偶尔发出类似抽泣的声音，大概是想起了家里不满四岁的小女儿。
雨早就停了，铁皮屋顶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往下坠，砸在棚外的泥地里，不紧不慢，像是永远不会停。没有人说话。该打的电话都打了，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我不知道父亲去哪凑那五万块，也许是跟亲戚借，也许是去求人，我不敢往下想。我们五个人被铁链锁在一起，却谁也不会看谁的眼睛。不看别人的眼睛，就不会看见自己。
看守吃完饭后，给我盛了饭。饭碗沿结着一圈洗不掉的黑霉。
我颤抖着手，端起那碗沉甸甸的霉饭，混着馊味和霉味的饭粒滑入喉咙，我不敢停，更不敢吐，只能机械地咀嚼、下咽，仿佛填满空荡荡的胃，就能暂时压制心底的恐惧和悔恨。
浙江人或许是真饿狠了，问看守能不能给他整根香蕉。看守答应了。
不一会，看守便拿来几根硬邦邦的青色香蕉，递给浙江人一根：“多少了？”
浙江人接过香蕉，剥开皮就迫不及待往嘴里塞：“七百了。”
看守的目光在我们几人身上扫过，最终落在那根青香蕉上，他嘴角咧开一抹戏谑的笑，扬了扬手里的香蕉：“一百一根，还有谁要吃？”
没有人应声。
他等了几秒，把香蕉往单房外一甩，转身走了，只听见啪嗒一声，香蕉摔落在地上。
三天后，父亲凑齐了五万块钱。
我被蒙上眼睛，塞进一辆面包车。临走前，阿勇把清理过的手机和银行卡扔还给我，又抽了五张一百块的纸币丢过来：“拿着，路费，别说我们不讲规矩。”
颠簸了几个小时后，我被扔在打洛镇边的一条土路上。手铐脚镣已经解开，手腕和脚踝上却留下了深深的勒痕。我踉跄着走进中国境内的那一刻，双腿一软，几乎跪倒在地。
到景洪之后，我找了一部公用电话，拨了110。
接线员问我叫什么、在哪里、身份证号码是多少。
听筒里接线员的声音很专业、很平静。可我突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说清楚一件事，就要说清楚全部的事。全部的事里，有我自己。
我慢慢把听筒放了回去。
回家后，我戒了赌。并非幡然醒悟，而是那种恐惧刻进了我的骨头里。
和尚拉黑了我。出于恐惧，我屏蔽了一切和小勐拉有关的消息。
我不知道小叶后来怎么样了，也许他换了代理签了单，也许没有。我不知道大黄有没有回到妻女身边，不知道何建是不是依然在被大森林这个老乡折腾，不知道浙江人是不是每天仍然要被两个小小烟盒禁锢，不知道小黄是不是用最后一通电话换到了生机。
或许那个收费站每天依然有中国人涌入。或许路边的香蕉林还是一茬茬地青着摘下，闷在车厢里，运往各个城市，等它们自然熟透。
只是我经过水果摊时，每次都忍不住会买一两串金黄的香蕉。
说明：文中人物、具体境外地名均使用化名
编辑丨Terra 实习丨宁昕
瘦巴巴的老爷们
戒赌的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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