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专栏作者罗思义（John Ross)】
任何客观审视中国经济数据的人，都会发现：2026年上半年，中国整体GDP增速4.7%，处于年初设定的4.5%-5.0%区间内，但最显著的特点是投资偏弱，尤其是民间投资。
具体而言，上半年：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
•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 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
• 但固定投资下降5.7%，即使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仍下降2.7%。
• 民间投资大幅下降8.5%，即使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仍下降4.9%。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今年前五个月，政府投资下降0.4%，但民间投资下降7.1%。
•受整体趋势影响，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降至4.3%，较第一季度的5.0%有所回落。
因此，情况清晰明了。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跌破人大设定目标的最大原因是固定投资下降，特别是民间固定投资下降。然而，部分媒体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也没有研究与之相关的任何关键问题，而是专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消费。
事实上，上半年最薄弱的环节绝非消费，而是固定投资。导致此种误读的混淆逻辑将在下文阐述。但正如下文所述，这一趋势与企业盈利能力问题相关，因此下文将首先阐述盈利能力的实际情况。
秉持“实事求是”的方法：本文第一节将阐述中国利润挤压及其对投资的影响。第二节将探讨利润挤压对GDP增长，特别是对生活水平的影响。这包括分析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作用的差异。第三节将探讨共同富裕政策。
第一节中国利润收缩及如何影响投资
1.1 投资趋弱背后的原因
图1显示，202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表现疲软以及民间投资下降并非短期趋势。自新冠疫情以来，除了2025年底纯粹短期的剧烈上下波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直在下降。截至2026年上半年，如前所述，总投资下降5.7%，民间投资下降8.5%。
图1
细看这组数据，在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下滑的大趋势下，一个尤为突出的现象是：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走势出现巨大分化。以1—5月的数据为例，政府投资仅微降0.4%，而民间投资却大幅下降7.1%。因此，在分析投资整体下降的框架内，有必要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显著分化作出解释。
开始此类调查显而易见的切入点是利润。尽管国有企业必须以盈利为目标，但由于国家可以提供财务支持，与私营企业相比，它们在短期投资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而短期投资完全取决于其短期盈利状况。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这一特征非常强大，因为它允许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波动期间进行逆周期投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优势之一。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更直接地取决于其利润状况。
因此，分析民间投资为何下降的首要问题显然是利润状况。正如将看到的，印证了我们对二者关联的假设。
2026年利润出现回升，略微掩盖了中国利润被挤压的基本趋势。2026年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此前几个月也出现了类似的积极结果。如果利润继续大幅增长，出于下文详细分析的原因，这将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但到目前为止，这尚未被证明是长期趋势。短期趋势掩盖了一种趋势：如图2所示，自新冠疫情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工业利润增长率要么很低（如2024年和2025年），要么实际上是负的（如2023年）。
图2
从长期来看，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工业利润年均增速急剧下降，且始终未能修复至危机前水平。以能消除新冠疫情期间极端短期月度波动影响的中期移动平均线计算，其中按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工业利润年均增速，从2007年5月的34.5%降至2026年5月的4.9%，按3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工业利润年均增速则从2007年5月的27.6%，降至2026年5月的0.6%（见图3）。
图3
转向这些利润趋势在货币意义上的体现。如图4所示，2026年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甚至低于四年前（2022年）的34410亿元。拉长观察区间至2017—2026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速仅为0.9%，表明即便涵盖疫情前后全周期，利润增长微不足道。2007—2025年，名义GDP增长411%，而但名义利润仅增长179%；尤为突出的是，2017—2025年，名义GDP增长65%，工业企业利润却仅增长1%。
图4
利润增长显著滞后于GDP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利润占GDP比重的持续大幅压缩。事实上，这一趋势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便已显现。如图5所示，从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中段时期）至2025年，工业利润占中国GDP的比重下降了一半以上，从12.7%降至5.3%。
图5
如图6所示，民营工业企业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0-2024年，民营工业企业利润占GDP比重从3.6%降至1.7%。
图6
可以预见，如此显著的利润收缩将对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构成持续的下行压力，而这一态势已然显现。
1.2 利润挤压的负面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利润挤压这一事实会带来何种影响？
首先，如前所述，可以预见利润挤压将对投资增速构成下行压力，甚至引致投资下降，尤其是民营投资下降。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一情况已然发生。
但这种对投资构成的下行压力，会衍生出一项更为关键的后果。首先，中国推进技术升级、跻身全球技术引领者行列，根本上取决于将研发创新转化为新产品的实际能力。正如拙文《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心被部分媒体呼吁的政策干扰》所详述，关于创新存在一个普遍误区，即认为仅凭一个好创意便能改变经济。然而，无论是自马克思以来的经济理论，还是国际实践经验均表明：唯有真正落实到固定资产投资之中，创新才能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美国ICT革命之所以产生深远影响，并非始于通用计算机设备的问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指出的，当时计算机技术并未带动生产率提升，生产率增速反而在放缓：“生产率增长在放缓，而非加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的影子，唯独在生产率统计数据中看不到。”【1】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美国掀起一股强劲的计算机及ICT固定资产投资浪潮，美国经济才真正开启转型进程。美国学者戴尔·乔根森，是研究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期的重要学者，如他所言：“1995至2000年间，美国GDP增长加速与通胀率下降这一反常组合，在经济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论……如今学界已形成共识：信息技术是理解美国GDP增长复苏的关键……IT投资正是此次复苏的主要驱动力。”【2】
如今，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虽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七国集团中的三个经济体，但仍低于美国。据经合组织最新数据，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5%，美国则为3.5%。鉴于研发支出的瓶颈在于培养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而非单纯的资金投入，中国只能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中国相对于美国仍具显著优势。
根据最新国际可比数据，中国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为39.9%，美国则为21.7%。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就扣除折旧后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而言，中国为15.8%，美国仅为5.1%。
换算为具体金额，意味着中国年度投资总额远远超过美国——中国年度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7.4万亿美元，美国则为6.2万亿美元。根据最新国际数据，就固定资本形成净额而言，中国领先优势超过美国2倍——中国2.8万亿美元，美国1.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在许多领域，中国已具备比美国更快地将研发创新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能力，进而能够更高效地提升生产率并推进技术升级。这也推动中国成为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无人机、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领域的全球引领者。
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或增长率下降，则将丧失这一将创新转化为技术升级的优势，特别是在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尚未赶上美国的情况下。简而言之，因利润挤压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已对中国的技术升级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R&D占GDP比例，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在此背景下，如果利润减少导致研发支出减少，会对中国技术升级产生负面影响世界银行
除直接冲击外，利润挤压还会削弱刺激政策的效果，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要厘清这一点，有必要纠正部分媒体在投资与消费本质属性上的认知混淆。
投资既是需求侧的一部分，也是供给侧（生产端）的一部分。根据定义，投资不仅是需求侧的组成部分，也是生产/供给投入。增加投资支出不仅会直接增加投资商品和服务需求，还会增加总供给和生产能力 。因此，增加投资必然是同时增加需求和生产/供给。
但是，根据定义，消费并非生产/供给投入——如果某物属于生产投入，那么根据定义，它就不算作消费。因此，消费天然作用于经济的需求侧，却不会自动引致供给增加。只有当需求扩张带动产出增长时，供给才会随之增加。
这就是“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70%”或“消费对2025年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0%”之类说法，具有危害性且误导性的原因。根据定义，消费并非生产投入。因此，它对生产增长，进而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如果某物属于生产投入，那么根据定义，它就不算作消费。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即便人们正确承认消费不属于生产投入——仍时常出现认知偏差。部分媒体的隐含假设是：需求扩张必然会引致供给自动增加。但这显然有误，且该谬误恰恰与利润问题直接相关。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若需求增加无法带动利润增长，企业便缺乏扩产的动因。
认为生产发生是因为人们可能想要某种东西或它可能有用，这是对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天真乌托邦式浪漫看法。市场经济中的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有利可图时才会发生。需求增加对生产/供给的拉动程度取决于经济的盈利水平。如果利润较低或利润没有增加，那么需求增加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即价格上涨，而不是产出增长。这是在实体经济中经常遇到的事实情况——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体所发生的臭名昭著的“滞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便是部分媒体在理解需求作用时常见的两大根本性谬误之一。
其二，是将需求简单等同于消费。此类混淆堪称“低级”——即便在中学（更不用说大学）经济学课程中，也应能清晰辨析：国内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然而，部分中国媒体却屡屡将提振内需窄化为提振消费。在基础经济学考核中，此类认知偏差足以导致挂科，却频频见诸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之中。
现从国内需求的两大构成——消费与投资——的角度，剖析上述逻辑的实际后果：若在盈利充裕或持续上升的阶段推出消费刺激计划，需求扩张确有可能带动供给增加；但若处于盈利偏低或盈利下滑的区间，则未必会引发产出增长，因为消费仅能对供给侧产生间接影响。由此，利润挤压势必削弱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民营企业从事商品与服务生产，本质上仍以逐利为根本导向；尽管这一逻辑在短期内对国有企业并不绝对适用。因此，还需考察政府择机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如基础设施投资）的特定条件。虽然国有企业长期须实现盈利，但其在短期内进行投资决策时，对短期利润率的敏感度较低，独立性更强。换言之，政府投资可由国有企业依据政策优先级来部署。这意味着在纯粹基于短期利润的考量上，政府投资具备更高程度的自主空间——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托庞大的国有企业，得以拥有比资本主义经济体更强有力的逆周期调节工具的原因之一。
然而，还需考量投资扩张对经济其余部门——尤其是民营企业——产生的连锁效应。若民营企业利润率偏低或持续下滑，则政府投资刺激计划可能不会导致民间投资显著增长；反之，若民营企业利润率处于高位或稳步攀升，则其更有可能对国有企业的刺激举措作出正向响应，扩大生产与投资规模。
因此，政府投资（如基础设施投资）加码的直接效应并无二致——投资增量本身是相同的。但其间接的、外溢的连锁效应却大相径庭。若私营部门盈利水平高企或持续攀升，则将在民营经济等其他板块催生强劲的正向“连锁反应”，即刺激效应会广泛传导至国民经济各领域。反之，若盈利偏低、下滑或遭受挤压，则其在私营部门及其他经济板块的连锁效应将极为微弱，刺激政策难以实现有效的乘数扩散。
这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非常实际的后果。今年1—2月，基础设施投资一度大幅提速，同比增长11.4%。但这是一项短期刺激措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增速由1—3月的8.9%回落至1—4月的4.3%，上半年更转为同比下降2.4%。如前所述，同期工业利润虽有所回升，但这是建立在长期低速增长乃至下行、且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受挤压的基础之上的。鉴于此，预计本轮刺激措施的连锁效应将明显弱于以往周期。
正因如此，笔者坚定支持中国持续推进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基础设施已然饱和”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远低于美国。而基础设施投资刺激除具备长期正向效应外，本身就是拉动经济、且决策成本较低的迅捷手段。此外，此举须辅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配套举措。换言之，年初该领域的改善势头亟需延续。
顺带从经济理论视角稍作辨析：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虽常被视为现代需求管理的奠基之作，但他本人对其涉及的根本问题有着清醒认知。其理论体系本质上正是围绕利润、利率与政府投资监管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的。那种认为“需求扩张必然自动引致供给/生产增长”的观点，不仅在理论逻辑上站不住脚——无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抑或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内核——这种说法属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表述，与凯恩斯的原意几无共通之处。
1.3 扭转投资下降的关键
上述事实亦清晰表明，扭转民间投资下行压力的关键，绝非部分媒体所鼓吹的“保护产权”。即便暂且假定中国当前的产权保障存在不足，这也意味着：在产权保障水平更低的历史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反而更高。因此，除非能证明产权保护程度在随时间恶化——而迄今并无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假设——否则，以产权状况恶化来解释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在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
换言之，民间投资增速与所谓“产权保障不足”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相反，利润占经济比重下降与民间投资增速之间呈现极为显著的相关性。简言之，拖累民间投资增速的核心因素是利润占经济比重下降，而非产权状况。将民间投资下降归咎于产权保障不足，实为伪命题，其本质在于转移人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和生活水平
2.1. 做大蛋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有必要清醒认识上述趋势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实质影响。毕竟，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既非堆砌“钢筋水泥”，而是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以可持续的方式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正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撇开农民与城市个体经营者的自营收入、利息、租金及养老金等非当期劳动所得后，工资与利润构成了国民收入的基本支柱。由于二者合计占此类收入的100%，在其它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利润占比的上升必然对应工资占比的下降，反之亦然。
那么，在倡导促进企业利润提升，从而提高投资占GDP比重，经济增长带来老百姓消费水平提高的逻辑链条之后，又会引出另一个关键追问：主张提高利润占经济比重，是否等同于主张降低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或者说，笔者倡导提升利润占GDP比重，是否意味着转而奉行或推崇反工人、反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
答案是否定的！
在保障国家安全的框架下，社会主义社会政策的目标在于实现民众生活水平最快速且可持续的增长。这一目标通过提升生产力来实现——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确保这些生产力被用于造福人民。这需要如前所述的高水平投资，其政策目标并非要让工薪阶层直接从工资中获得经济总量的最大份额（优先分蛋糕），从而最大程度压低了用于再生产的利润（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始主义”误解）。真正关键的是要实现工资水平及间接生活水平改善指标的最快可持续增长，这应通过经济总量的快速可持续扩张来实现（做大蛋糕），而非试图从缩小后的“蛋糕”中获取最大份额，从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这种批评源于对工资占比、工资增长率以及利润在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同作用之间的混淆。它实际上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曾经出现过的一种陈旧且有害的观点：即社会主义意味着共同贫困、人人均等分配的大锅饭，而不是让民众享有尽可能高的生活水平。
这与混淆消费增长率和消费占比如出一辙（笔者在《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一文中对此已有详细分析）。不仅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截然不同，经济理论与实证数据均表明二者呈反向变动关系。正如前述拙文所示，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既然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在保障国家安全前提下，以可持续方式最大限度提升民生福祉，那么政策着力点就应聚焦于尽可能提升消费增长率，而非消费占GDP比重。鉴于工资既是决定性的收入来源，又是消费的根本支撑，有必要厘清这一认知偏差。
一旦厘清影响生活水平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利润水平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联便一目了然。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根本上取决于消费增速，而消费增速又由收入增速决定，后者与GDP增速密切相关。因此，正如预期的那样，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证实：在排除极短期波动后，消费增速与GDP增速存在正相关性——GDP增长速度越快，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GDP增长速度越慢，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详细数据参见《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竞争非常不利》。
GDP增长率反过来又与投资占GDP比重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投资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就越快。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高达惊人的0.95，详细数据见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罗一、阿根廷经济学家吉塞拉·塞尔纳达斯和笔者合著的《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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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开篇分析所示，利润增速放缓或利润占GDP比重下滑，与投资下降——尤其是民间投资下降——直接相关。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若通过压低投资占经济比重来降低利润占比，必将减缓GDP增速，进而减缓消费增速，最终减缓生活水平增速。
在任何社会，至关重要的始终是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而非抽象的消费占GDP比重——民众无法以“消费占GDP比重”果腹、解渴或维持生计。现实中，消费占GDP比重最高的国家往往是索马里、苏丹或冈比亚这类全球最穷的经济体。就大型经济体而言，较高的消费占比必然对应较低的投资占比，继而伴随着消费增长放缓，详情见《从210个经济体大数据中，我们发现了误解促消费对经济的危害》。
反之，要实现较高的消费增速，即赋予生活水平提升更强的动能，就必须维持高水平投资；而高投资往往对应较低的消费占GDP比重，因其与更快的GDP增长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投资水平与利润水平之间亦存在相关性。
2.2 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高≠投资占比高和经济增速快
此处之所以采用生活水平提高的“潜力”而非“确定性”，是因为这种潜力能否真正实现，既取决于收入分配格局，也受制于利润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功能的本质差异。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不存在确保利润增长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或惠及民众生活水平的制度安排。由于投资决策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自身阶级利益，而非契合全社会或绝大多数民众的福祉。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可能出现利润占比攀升，而投资占比同步下滑的悖论——这在技术经济学术语中意味着，更大比重的利润被用于奢侈性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此处所指的“奢侈消费”，并非局限于跑车、皮草、私人游艇等日常语境下的奢侈品，而是涵盖所有以利润（而非工资）为资金来源的购置行为。
图为美国富商Shahid Khan所持有豪华游艇，价值3.4亿美元，正前往威尼斯參加亚马逊创办人Bezos的婚礼。路透社
此种情形不仅在理论层面成立，更确为美国当下的现实：1980至1982年以来的四十余年间，美国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持续攀升，但投资占GDP比重却陷入停滞，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甚至呈下降态势。此外，不平等程度可能攀升至如此极端之境，致使经济增长无法转化为绝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平的实质提升——正如拜登执政时期的美国，经济虽在增长，实际工资却在下降。
这正是为何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经济增长与股价飙升并存，却仍伴随经济不满情绪升温、政治不稳定加剧以及总统民调支持率下滑的根源所在。
布鲁金斯学会与城市研究所下属的税收政策中心研究发现：对于美国99%的民众而言，工资、就业报酬及政府计划支付的养老金构成了其收入的绝对主体；即便放宽至90%的人口，资本性收入也仅占其总收入的极小比例（3%—8%）。唯有最顶尖1%的群体，其资本收益可与劳动就业收入持平；而仅有顶层0.1%的人群，来自股票及其他资本形式的收益才超过工资收入。因此，反映企业盈利能力提升的股价上涨，对绝大多数收入依赖于工资及工资衍生款项而非资本财产收入的民众而言，并无实质利好。
在一些资本主义社会，曾尝试对上述状况加以矫正。最具历史意义的实践，当属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经济增长放缓背景下的瑞典、挪威、芬兰等“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该模式通过对奢侈品课以重税等措施抑制非生产性消费，引导利润流向生产性投资；同时对极高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制，有效遏制了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这些资本主义经济体遭遇困境以来，此类模式即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本土也已大幅瓦解。事实上，它在绝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从未真正落地生根。究其根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利润的配置权始终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非由整个社会决定。
2.3 社会主义社会：利润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社会，利润的分配状况截然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包括对利润的最终支配权）归根结底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有财产（包括私人利润）从属于整个社会。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然也是国家政策措施的主导力量。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正处于此阶段），私有制和公有制在经济结构中并存，其中公有制为主体。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因此，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依法享有由社会通过宪法所确立的明确权益。其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可在法律框架内获取利润并对企业日常运营行使自主权。但需明确，其所处的是资产阶级不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故而，若私人资本所有者试图作出违背社会整体利益的决策，必将受到规制——此类案例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
第三节 共同富裕的作用
3.1 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为利润造福于人民提供了典范
确切地说，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确立的目标是“共同富裕”，社会各阶层均需从经济发展中获益。这与利润问题密切相关，主要由两套机制决定。
其一，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根本区别，在于公有制经济占据较大比重。顾名思义，国有企业利润不归私人所有者占有。
其二，关乎对私人利润的处置导向。马克思曾指出，利润具有双重用途：一则用于生产性投资，二则用于奢侈性消费。如前所述，在技术经济术语中，“奢侈消费”并非特指昂贵的跑车、皮草、奢华派对、私人游艇等日常语境下的消费品，而是指一切由雇佣劳动所产生的财产性收入而非就业收入所支撑的消费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的相关分析，为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下的此类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私人生产性投资兼具经济与社会进步属性——既能扩大产出、创造就业，因而受到积极支持。与之相对，奢侈消费并不具备与生产投资同等的社会效用；尤其就“奢侈”的日常语义而言，其不仅无助于社会发展，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矛盾。
苏联实行的全面国有化经济模式，以及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均将不平等程度维持在较低水平。在任何社会形态中，就业收入的均等化程度远高于财产性收入。因此，若一个经济体几乎完全由国有经济主导，便不会出现悬殊的贫富分化。
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这种全盘国有化的经济运行效率相对偏低，这一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苏联的最终解体。因此，它所实现的只是一种在低收入水平基础上的相对公平分配。
然而，正如1978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决策之际所重申的那样，这样的社会形态并不符合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论证社会主义合理性的核心逻辑，在于其能够比资本主义实现生产力的更快速发展，从而为全体人民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
1978年后，中国审时度势重新引入私营部门，由此伴生的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势必显现，相应地，如何妥善应对这一问题便随之提上议程。
如前所述，在美国这类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并未切实遏制私有制催生的不平等，致使其恶性膨胀，并引发随之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动荡。
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策目标，不应是消灭私营经济、退回相对低效的全盘国有化老路，而应最大限度地将财产性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并将用于奢侈消费的比重压降至最低——当然，这一比重绝不会降至零。这既可通过直接的调控举措来实现，也可借助社会规范与国家政策进行间接引导，以此彰显对某些经济活动的支持，以及对其他形态的明确反对。
这种做法构成了共同富裕的根基，同时最大程度地助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这恰恰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相契合——在此阶段，不仅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也同时存在。
因此，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为解决这一新发展阶段的课题树立了光辉典范。
3.2 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
转向重新审视这些事实对生活水平影响的逻辑起点。
若利润占经济比重下降，必将引致投资占比下降——尤其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投资占比下降将减缓GDP增速，从而导致消费增速下降，最终导致生活水平增速下降。
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行为本质上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而非大众或工人阶级的整体诉求。而且，并无正当依据要求民众或工人阶级支持提升利润占比。究其原因，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国家机器必然体现其阶级意志，且不存在相应机制能确保利润占比的提升会转化为投资占比的增长，更遑论借此提高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
利润增量反而可能被社会性浪费于奢侈消费之中，同时亦无有效制衡机制能防止不平等攀升至如此极端之境，以致大众无法从经济增长中切实获益——正如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四十余年来利润占比持续上升的现实所充分印证的那样。
在社会主义社会，情况则截然不同。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的时期——利润（含私人利润）的作用不同。由于生产（包括私人生产）系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若私人利润的流向背离公益，亦即过多利润被用于奢侈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在诸如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完全可采取举措予以纠偏。
社会主义社会，执政者的资源调配能力，能使得利润最大可能为全体公民服务。图为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都有所养的场景元宝AI生成图片
因此，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如美国的实际情况所示），新增利润可能仅耗于奢侈消费而非投资，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可以防止的，正如共同富裕政策所体现的导向那般。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高利润占比经由提振投资水平的传导机制，转化为GDP的高速增长与消费的快速提升，最终推高人民生活水平。反之，低利润占比则引致投资疲软，进而造成GDP增速放缓、消费增长乏力与民生改善迟滞。总之，利润（含私人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不同于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当然，这绝非将此情状“理想化”。只要依托雇佣劳动的私人生产依然存在——而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便不可能彻底根除奢侈消费与不平等，因为这本就是私人雇佣劳动的必然结果。但此类现象完全可控，共同富裕政策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
3.3 靠压低利润占比去提高工资占比，是“原始主义”
因此，将捍卫工薪阶层利益等同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追求尽可能高的工资占比、进而压低利润占比，实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原始主义”，且注定适得其反。
基于前述逻辑，此举必将导致消费与收入增速的双重放缓。就生活水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在于以可持续的方式最大限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同样基于上述机理，这一目标内在地要求保持较高的投资率与合理的利润占比。片面追逐工资占比的上限，非但无助于民生改善，反而会拖累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这绝非维护工薪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举，而必须坚持从工薪阶层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出发，方能得出正确的政策结论。
这一问题，恰与部分媒体混淆“消费占经济比重”与“消费增长率”的谬误如出一辙。正如理论推演与事实所共同证实的：提升消费占GDP比重，实则会导致消费增速放缓，进而减缓生活水平增速——相关详实数据及所涉理论经济学问题，详见《误读提振消费策略，对中国应对美国发展竞争非常不利》。据此，旨在压低社会主义社会利润占比的政策，终将减缓生活水平增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工薪阶层与使用雇佣劳动的私人生产者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阶段。这种妥协具有客观必要性：因为近乎全盘国有化的经济模式（如1929年后的苏联或1978年改革前的中国）既有悖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且实践业已证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此类体制的相对效率偏低。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此类“妥协”的尝试皆处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掌控之下，因此每当触及资本的根本利益时，便会转而用以制衡甚至压制工薪阶层。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确切而言是在中国——这种妥协发生于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底之上，其政治权力由社会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行使。
因此，作为工薪阶层的坚定捍卫者、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笔者毫不犹豫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确存有必要将提高利润（含私人利润）占经济比重设为目标的情形。而这，恰恰有助于巩固工薪阶层与全社会的根本利益。
利润水平过低，为何未引起关注？
在特定时间点是否需要提高利润占经济比重，无法由理论推导单方面决定，而只能基于对具体实情的实证研究来研判。关于中国经济当下的关键事实，已于前文逐一列明。概言之，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乃至新冠疫情期间的短期冲击下，利润占中国经济比重一直在下降。可以预见，这将对经济及工薪阶层的根本利益产生如下负面后果——且所有这些后果皆已显现：
• 可以预见，利润占比下降将减缓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这已发生。
• 可以预见，经济增速将随投资增速下降而放缓——这已发生。
• 可以预见，消费增速将随GDP增速下降而放缓——这已发生。
• 可以预见，盈利率降低将导致债务上升——这已发生。
鉴于上述明晰的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随之浮现：为何这些问题的内在关联，竟未成为部分中国媒体探讨的核心？答案在于，其注意力被导向了另一议题——消费；然而2026年上半年的数据已清楚地表明，消费并非当下的关键症结。
事实证明，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下降——而非消费下降（未发生）——才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首要挑战。而这种投资下降与利润占经济比重下降有关。
总结：核心关键在于提高利润占比，而非消费占比
习近平强调：“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5】
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在总体内部具有差别。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经济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生产（模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模式）。”【6 】
尽管如此，部分媒体仍秉持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宣称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消费，而非生产。
若开篇即申明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经济学之基石展开论述，前文本可大幅精简。但是，鉴于“消费是经济的基础”这一反马克思主义论调，在部分中国媒体中屡见不鲜——其深受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影响——故而有必要详细分析，阐明为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及生产条件。
例如，消费需求增长并不会自动引致产出提升；能否增产以回应需求扩张，终究取决于生产端的实际境况，取决于扩大生产是否有利可图。
然而，无论遵循何种路径切入此议题——或为求明晰、节省篇幅而直溯马克思的理论本源，或经由铺陈事实、厘清理论迷思的迂回之路——其结论并无二致。利润水平与消费变动之于经济的后果，亦是同一逻辑。
• 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必然意味着投资占GDP比重下降，进而减缓经济增速和消费增速，最终减缓生活水平增速。若此番消费占比的抬升是以利润占比的下降来支撑的，则必然意味着利润占比的走低。
• 利润占比的这种下降，将引发本文所剖析的一系列后果——投资增速放缓，进而拖累GDP增速，继而导致消费增速回落与生活水平提升步伐减缓。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占比上升并不必然引致投资增加，因为新增利润可能仅被耗用于奢侈消费——过去四十年美国的实际境况正是如此。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诸如中国这般拥有强大国有经济主导力量、并能成功践行共同富裕政策的国度，则具备相应机制，足以确保利润增量转化为投资增长，进而推动GDP与消费双增，并最终提速生活水平的改善。
本文聚焦于厘清中国经济中的利润现状，并阐释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之所以如此，正如上文所示，中国部分经济讨论始终聚焦于另一议题，而该议题并非当前经济的核心短板。其笔墨多耗于消费讨论，更甚者，其所主张的“提高消费占GDP比重”的建议，实则会减缓消费增速，进而减缓生活水平增速。然而，2026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已然表明：当前经济最为薄弱、因而也需在扩大内需中重点着力的环节，恰是投资与利润。
消费增长放缓，是GDP增长放缓的必然后果——而GDP增长放缓又源于投资增速下降，后者本身则与利润占比下降直接相关。但是，若盈利水平低迷，即便消费需求有所扩张，也难以带动生产显著提升，甚至全然无效。因此，当前经济亟待解决的核心关键，在于提高利润占比，而非消费占比。
厘清关键问题，自然并不意味着已解决需应对的所有实际问题。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这既源于长期战略考量，也是提振经济的重要短期手段。
笔者认为，此举尚需配套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举措，以增强政策在经济体系内的传导效能。短期内，可通过降低企业税负等手段提升工业盈利水平——这是一种着眼于生产而非消费的财政刺激。若重点聚焦激励投资，便可对投资实施定向扶持。通过降息，可将利润从金融部门向生产部门引导。
但从长远来看，唯有着力提高利润占经济比重，方能实现盈利水平的实质性跃升。而这一过程必须循序渐进，切忌骤然突进——否则，GDP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增速长期红利，将被短期内工资占比下滑所抵消，而我们的社会目标，本是实现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
因此，在长期下降之后，2026年前几个月利润出现的回升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若此态势得以延续，上述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但在当前形势下，仍需确立一项明确的政策导向，致力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提高利润占经济比重。
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以此破除西方“庸俗”经济学所造成的种种迷思。
中国的经济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十四五”期间，它成为有史以来首个跻身全球技术引领者之列的发展中国家；“十五五”期间，中国技术领先的领域将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今年设定的增长目标。厘清消费、投资、利润与生活水平的作用，及其在技术升级中的角色，并准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关键症结，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注释：
1，见罗伯特·索洛1987年所著的《我们最好谨慎从事》：http://digamo.free.fr/solow87.pdf
2，见戴尔·乔根森等人2003年所著的《美国经济复苏对加拿大的启示》：https://www.csls.ca/ipm/6/jorgensonetal-e.pdf
3，见中国国务院网站2019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https://english.www.gov.cn/archive/lawsregulations/201911/20/content_WS5ed8856ec6d0b3f0e9499913.html
4，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2018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章程》：https://www.idcpc.org.cn/english2023/tjzl/cpcjj/PartyConstitution/
5，见习近平2015年1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6，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9卷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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