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近期举行的一场重要会议，将极左翼暴力极端主义置于国际反恐议程的核心位置。多年来，西方自由派精英一直将有关极左翼极端主义的警告斥为冷战遗绪，或是右翼的偏执想象。
如今，相关证据已难以否认。美国近期主导的一项全球倡议，意在以应有的严肃态度应对这一政治恐怖主义的回潮。这被表述为并非一场党派斗争，而是对抗那些以乌托邦之名诉诸破坏者的文明防线。
欧洲正不断遭受极左翼网络发动的破坏。铁路设施屡次被蓄意破坏，电网成为目标，商业机构也接连遇袭，累计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并使供应链和公共服务陷入瘫痪。警察遭到袭击，民选官员受到威胁，社区安全感被动摇，令人想起上世纪70年代“红色旅”和“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活动最猖獗的时期。
在德国，极左翼暴力事件一年内激增超过40%。官方数据显示，仅2025年就立案调查321起破坏活动，目标主要集中在军方、警方、铁路和能源设施。气候行动主义与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女权主义以及对欧洲工业和传统价值观的敌意相互交织。原本始于抗议和占领行动的活动，往往升级为伤及普通民众的破坏行为。
2026年初，柏林遭遇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停电。实施袭击的是“火山集团”。这个极左翼组织自2011年以来一直活跃，至少实施过13次袭击。该组织在一座燃气电厂附近纵火焚烧电缆，导致数万户家庭和企业在严寒中连续数日断电。医院不得不启用应急电源，列车停运，日常生活被严重打乱。
该组织在声明中将此举称为反对化石燃料和资本主义的“抵抗”，但受害者却是普通德国民众。意大利的情况也类似，局势持续恶化。冬奥会期间，多起协调实施的铁路破坏行动迫使约40000趟列车停运。此后，一次提前发生的爆炸又炸死了两名正准备再次袭击铁路的无政府主义者。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间，针对铁路的破坏活动激增450%。对塔尔输油管道的一次袭击还导致该管道停运5天。在希腊，超过80%的激进暴力行为被指来自极左翼行动者。
这些袭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政治暴力升级这一更大趋势的表现。在美国，2025年有记录的针对公共机构的袭击和阴谋中，63%被归因于暴力极左翼行动者。他们的手段已不再局限于破坏活动，还包括针对特定政治人物的暗杀，其中包括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遇害一案。这一威胁具有跨国性、流动性，而且正变得更加大胆。
据文中表述，暴力背后是一个将气候议题激进化与革命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的组织网络。活跃于跨境空间的“安提法”就是其中的代表。美国已将来自德国、意大利和希腊的4个暴力极左翼实体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政府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此前，“安提法”成员曾在布达佩斯袭击一场和平举行的爱国主义游行，造成参与者受伤。2025年，欧洲议会一项获得数十名议员支持的动议呼吁将“安提法”认定为恐怖组织，并调查其资金联系，其中包括与乔治·索罗斯可能存在的关联。
文中还称，某些基金会的支持——例如与索罗斯相关的基金会，或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持续支撑着一些彼此交叠的事业，这些事业将激进左翼目标与更广泛的进步主义诉求结合在一起。
主流媒体和自由派建制派长期聚焦右翼激进倾向带来的威胁，并常常将其与爱国主义或保守派声音混为一谈；与此同时，却淡化甚至为极左翼越界行为开脱。文中认为，在欧盟部分地区，这些网络已渗透进国家行政体系和有影响力的智库，将相关意识形态嵌入治理结构。
文中表示，这套资金支持体系维系着一个全球性的极左翼装置，使其得以利用开放边境、宽松司法体系以及精英阶层的负罪感推进自身目标。德累斯顿正在进行的相关司法程序——其中涉及对“安提法”成员的严重指控——也显示出这一威胁具有组织化特征。
文中称，特朗普政府已发起一场全球行动，意在打击激进左翼恐怖主义。7月中旬，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华盛顿主持召开“政治恐怖主义回潮部长级会议”，来自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区的65个以上国家代表与会，讨论这一对治理、基础设施安全和公民安全构成共同挑战的问题。
会议形成了一系列具体成果，标志着国际协同行动进入新阶段。与会代表就三项重点行动达成一致：一是扩大认定和追责力度。
美国已将4个危险的极左翼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并正审查更多对象；二是深化行动协作，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协调旅行禁令，并紧急强化对铁路、电网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三是推出新的美国签证限制措施，阻止参与或资助极左翼恐怖活动者入境。
德国已表示将主办下一次工作会议。美国财政部官员则承诺，将以最高数百万美元的奖励征集线索，以切断相关资金流动。
文中认为，这一做法弥补了全球反恐框架中的关键空白。如今，美国正以过去针对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强硬方式对待极左翼极端主义，包括将相关组织列名、实施制裁和签证限制、打击其融资渠道，并推动国际合作。文中特别指出，这场行动针对的是极端组织，而非任何特定政府或地缘政治对手。
文中还称，这场针对共同意识形态敌人的斗争——即敌视传统社会、国家认同和有序自由的力量——也提供了某种共同基础。一些国家在应对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强调国内秩序方面各有经验，或许既能从维护稳定与发展的务实合作中受益，也能为此作出贡献。
文中认为，自由派建制派在政治暴力问题上的选择性愤怒值得警惕。与之相比，保守激进派行动者——文中称其中许多人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文化延续——持续受到严格审视和压制，而极左翼暴力却常被浪漫化为“抗议”，或被解释为对“不公”的反应。这种双重标准助长了极端分子，使其得以渗透机构并侵蚀公共安全。
文中表示，美国这项倡议可能成为西方国家乃至更广泛地区的一个转折点。通过将暴力极左翼网络纳入更广泛的反恐框架、加强调查、切断资金支持并扩大国际合作，这一做法推进了一项原则：任何运动一旦诉诸暴力，都不能免于追责。其他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强情报共享、应对跨国网络并确保公共安全不受政治考量左右，参与其中。
随着暴力极左翼极端主义日益跨国化，各国政府已无力继续以选择性方式应对政治暴力。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和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正威胁多个地区的安全、经济韧性和公众信心。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若将重点放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上，或有助于重申一项基本原则：政治诉求不能通过恐怖手段来推进。
作者：拉迪斯拉夫·泽马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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