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新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表示，希望终结澳大利亚大学长期以来的景气与低迷交替循环。堪培拉的大学对此并不陌生。近年来，堪培拉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都裁减了数百个岗位。新成立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首席专员巴尼·格洛弗教授希望，能够引导这一领域进入一个新的稳定时期。
格洛弗教授曾在多所大学担任校长，任职时间累计15年，对这一行业的波动深有体会。从学生入学人数下滑，到政策变化，再到全球性事件，他很清楚当收入骤降时，大学不得不缩减规模意味着什么。格洛弗教授对《堪培拉时报》表示：“我们需要为他们创造这样的条件，不再经历大起大落，而是实现稳定。”引入这一“系统治理者”，被表述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设想最早出现在2023年的《大学协议》评估中。它并不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监管机构——这一职责由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承担——而是旨在重塑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位首席专员说：“治理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它是一种领导方式，但这种领导是通过协商、促进、参与来实现的，强调从整个系统出发，而不是一所一所大学分别看待问题。”
高校还必须说明，如何提升教学质量，如何更好地与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及职业教育机构衔接，以及如何加强博士生和研究型硕士生的科研训练。从2028年起，这类协议将每4年谈判一次。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每年都会检查进展情况，并向议会提交报告。
根据正在议会审议的立法，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将负责分配面向低社会经济背景、农村和偏远地区本国学生的新增名额。在教育部长确定新增国际学生总规模后，该机构还将向大学及其他教育提供者分配国际学生名额。不过，格洛弗教授表示，如果大学未能实现目标，不会因此受到“惩罚”。
他说：“我们不会因为一所大学没有达到某个目标就惩罚它……我们会与办学机构协商，就本国学生名额和国际学生名额的总体规模达成一致，而这所大学也认为自己能够招收到这些学生，并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体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完全不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惩罚性行动，而是作为系统治理者开展工作。”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设定了目标，希望劳动年龄人口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提高到80%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新增人群将来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因此大学必须投入更多努力，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格洛弗教授说：“我们不希望学生背上债务，却得不到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收益。因此，留校率、学业成功率和毕业率都至关重要。”
但这一政策并未改变学生的专业选择，反而让学生承担了更多教育债务。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在评估大学课程的实际教学成本，并将在明年下半年向政府提交建议。格洛弗教授说：“我们希望尽快推进这项工作。我们必须把它做好，因为如果做不好，这将辜负几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长期以来，国际学生一直是大学颇为可观的收入来源。但这一群体持续扩张的时代可能已经结束。
政府已将明年新增国际学生人数上限设定为295000，与今年获准的规模相同。格洛弗教授说：“未来三四年乃至更长时间里，澳大利亚大学需要按一种不再以增长为主、而是更加稳定的国际学生规模来做规划。这样一来，它们也可以与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委员会协商，讨论本国学生规模需要怎样增长。”
“我们当然希望大学从根本上回应澳大利亚经济、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以及更广泛社区的需求。”随着澳大利亚从需求驱动型体系转向有管理的增长体系，世界其他国家将密切关注这一变化。他说：“这是一次重要的机会，可以重置整个体系，并为这一体系提供恰当的资金支持。国际社会会关注澳大利亚在这项重要高等教育改革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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