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的姑蔑古国从文献走进现实|十大考古|土墩|墓葬|姑蔑古国|文献|考古发现

近日，浙江衢州衢江畔，一座造型独特的博物馆——姑蔑博物馆开门迎客。从空中俯瞰，它的轮廓如同一枚巨大的“玉玦”。这样的建筑造型，恰好与一项重要的考古事实相呼应：在衢江姑蔑古国考古遗址发掘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玉器形制正是玉玦。

姑蔑古国，商周时期活跃于浙江中西部金衢盆地的一个独立百越方国。春秋时期，它附属于越国，核心区域位于今衢州市龙游县及衢江区一带。这座以玉玦为形的博物馆，仿若3000年前的姑蔑人穿越时空，为今人解码历史与文化。

与姑蔑博物馆同步全面开放的，还有姑蔑考古遗址公园。一个历史悠久的江南古国，正缓缓苏醒；3000多年前浙江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日常碎片，也通过一件件出土文物被清晰拼合，鸣奏出另一时空维度里的回响。

文献里的古国有了实证

关于姑蔑，历史文献虽不多，却早有记载。《国语·越语上》描绘越王勾践的疆域时这样写道：“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姑蔑，是越国西边的邻国。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了姑蔑向周天子的一次朝贡：“成周之会……於越纳。姑妹珍。”意思是周成王大会诸侯时，“姑妹”进贡了“珍”。这里的“姑妹”，就是姑蔑。《左传·哀公十三年》则记载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越国伐吴，吴将王孙弥庸在战场上“见姑蔑之旗”，激愤出战。姑蔑的旗帜，赫然飘扬在吴越争霸的烽烟之中。《清华简·越公其事》也记载，勾践的统治政治清明，“东夷、西夷、古蔑、句吴四方之民”纷纷归附。

姑蔑国，到底是什么样的？

关于姑蔑的考古发掘，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当时，考古学者在浙西金衢盆地开展调查，识别出具有地域特征的商周遗存，初步确立了该地区商周时期文化框架。1982年至1983年，衢州市文管会在云溪乡西山村清理西山土墩墓，出土了13件原始青瓷和22件玉玦。

关键突破在2017年秋天。当时，衢江区云溪乡棠陵邵村发现新的古墓，但墓已遭盗扰，这正是后来被命名为庙山尖土墩墓的遗址。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保部门展开了抢救性发掘。考古发现，庙山尖土墩墓封土残高3.4米，墓坑长14.3米，墓底平铺鹅卵石，墓室采用两面坡“人”字形木结构——这是国内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字形墓室。作为高等级土墩墓核心葬制，这种“人”字形木椁主要集中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南方地区。

随后，考古队对周边的孟姜村土墩墓群进行持续发掘。201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人员张森接手庙山尖周边其他土墩墓的发掘工作。

▲孟姜三号墩是南方地区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规模最大的土墩墓。　林云龙摄

多年来，考古成果令人瞩目：孟姜一号墩再次发现“人”字形木椁，出土玉玦约200件，是出土玉玦最多的西周时期墓葬；孟姜三号墩则是南方地区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规模最大的土墩墓，同样发现“人”字形木椁，出土原始瓷器的数量与质量均高。

2021年11月，在云溪土墩墓群考古成果专家座谈会上，专家们基本达成共识——衢州市衢江区西周土墩墓群，极有可能是姑蔑国王陵。金衢盆地展现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全部指向一个土生土长的百越古国。

随着姑蔑博物馆开馆，大批文物首次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在现场参观后表示，姑蔑国考古发现填补了“浙江先秦史的空白”，是“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百越考古的重要突破”，让文献里的姑蔑国得到了实证。

姑蔑遵周礼、习中原

姑蔑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活与生产、审美与悲欢，与3000年后的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博物馆的展柜里，器物不语，但答案就在这里。

▲多种材质的玉玦器。图片由姑蔑博物馆提供

展柜中陈列着大大小小近百件玉玦，大如掌心，小若甲盖。玉玦是一种环形带有缺口的玉器，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缺口是故意打磨而成的——明明有完整的玉环，但姑蔑人却青睐有缺口的玉玦。这与良渚文化崇尚玉璧的“圆满”形成鲜明对比：良渚人追求完满的圆，比良渚人晚了近2000年的姑蔑人却偏爱“残缺的美”。

这些玉玦的用途也十分多样，既可作耳环，也可组合起来串成一串佩戴在身上。它们的材质更是丰富，涵盖透闪石、绿松石、水晶、玉髓等。科技考古检测显示，墓葬中的朱砂来自贵州，绿松石来自湖北。这说明姑蔑人已具备成熟的矿物辨识能力，且拥有远距离的贸易网络。

其中，最特别的一件玉玦，出土时在一把青铜剑的剑鞘上。而今身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的张森认为，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玉剑璏”，此前一般认为这种剑鞘上的饰件起源于春秋晚期。

玉器之外，石器与陶瓷器同样是了解姑蔑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孟姜一号墩、三号墩墓葬中出土了石锛、石斧、石矛、石纺轮、石网坠、石镞等工具，如今它们都被陈列在展柜中。

透过这些石器，我们得以窥见3000年前浙江人的生存密码：他们既会砍伐、征战，也会纺织、渔猎、农耕。姑蔑人聚居在衢江流域，依水而居的地理环境为水稻种植提供了绝佳条件。孟姜三号墩出土的双孔石刀，便是他们打造出的农耕利器。农具虽小却精良，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水平。

▲铜龙首形器。叶晓倩摄

姑蔑在保留本土文化个性的同时，与中原周王朝保持着交流往来。这一点，从姑蔑王的随葬器物与出行礼制中可以得到印证。展厅中一大一小两件制作精美的铜龙首形器引人注目，这是西周时期用于贵族车马上的装饰构件。龙首低垂，纹路精细，兼具中原礼器的规整与江南铸造审美的灵动。

▲游客在参观青铜车马件。林云龙摄

在庙山尖土墩墓中，出土了两组、总计8套的青铜车马器，每组对应四驾马车。这意味着，姑蔑王出行采取的是“诸侯驾四”礼制。正如有古籍记载：“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马，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这一制度性细节说明姑蔑国在政治文化层面，已主动向周礼体系靠拢。

有意思的是，被发现时，这8套青铜车马器分装在两个箱子内：一箱纹饰简朴，另一箱则纹饰华丽，含龙首形器、铜带扣等。张森的解读也很有趣：“可能一套是日常出行用的‘简配’，另一套是重大场合用的‘高配’。就像现代人一样，平时开普通车，重要场合开好车。”

展览展陈的两把青铜剑，一把长36.2厘米，一把长43.4厘米，剑上纹饰极为繁密，那把长剑上的兽面纹眼中，还镶嵌着绿松石。两把剑均出土于青铜马具旁，说明是王座驾上的佩剑，考古工作者推测极可能就是姑蔑王所用。由于两把青铜剑呈现出复杂的制作工艺，最初许多专家认为它们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后来我们用科技手段确认它们的年代是西周时期，属于3000年前的‘顶配’了。”张森说。

▲出土的原始瓷器。叶晓倩摄

展厅里，姑蔑人的日常器皿也让人感到亲切。展柜中陈列的各种原始瓷器：碗、豆、盘、罐、尊、杯、壶，大部分形状与现代的器皿用具极为相似。原始瓷，正是中国瓷器的早期形态。它们是以瓷土或瓷石为原料制胎，器表施一层透明石灰釉，经1100℃以上高温烧成的窑器。原始瓷器胎质坚硬致密，与陶器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原料处理、胎釉结合等方面尚存原始性。

▲原始瓷器。叶晓倩摄

通过这些原始瓷器，考古工作者确认，姑蔑人开始有意识地学习中原的礼制。比如列鼎制度——中原地区以九鼎八簋为天子之制，诸侯则用七鼎六簋。姑蔑虽无青铜礼器，却用原始瓷的尊、壶模仿这一制度，大尊小尊、大壶小壶排成一列，数量有六件、七件不等。这表明，“列器”的观念在姑蔑国已经出现。可以说，姑蔑人以原始瓷器模仿中原青铜礼器的排列方式，开启了中国瓷质礼器的先河。

百越古国，融入华夏

剥开层层泥土，一个失落古国的轮廓逐渐清晰。从生产到生活，从工具到礼器，从葬俗到审美，姑蔑先民的智慧与创造逐渐清晰彰显。一系列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表明这是一个有着独特气质和深远影响的百越方国。

实力如何？墓葬等级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姑蔑的墓葬规模处于同时期方国的较高水平——孟姜三号墩是南方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规模最大的土墩墓，庙山尖土墩墓则是浙江西周中期规模最大的同类遗存之一。正如王巍所评价，姑蔑国墓葬的形制规模，在西周时期江南及长江下游土墩墓中处于“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水平”，“当时的姑蔑国势力强盛，其文化发展亦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身份为何？文献与考古共同勾勒出姑蔑国的演变轨迹。西周时期的姑蔑是一个百越方国，与中原周王朝保持朝贡与物资交流，同时保存着鲜明的本土葬俗与审美；到春秋晚期，它作为越国的盟邦助越伐吴，最终融入越文化之中。王巍指出，这一系列发现“为我们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融入路径提供了关键实证”，“长江下游地区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深度融入中华文明体系”。

遗产何在？姑蔑虽已融入历史洪流，却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文化基因。姑蔑的原始瓷器礼制化，开中国瓷质礼器先河；其土墩墓封土与“人”字形木椁结构，深刻影响了后世陵寝建制；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短剑，其形制与铸造工艺汇入吴越剑系主流，对后世中国剑文化影响深远。

纵观姑蔑从西周到秦汉的历史轨迹：它曾以一个独立方国的姿态屹立于百越之地，以强盛的国力和鲜明的文化特色与中原互动。秦统一中国后，姑蔑故地设立太末县，隶属会稽郡。

考古发现，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探寻的开始。2020年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在距离云溪土墩墓群约5.5公里的石角山，发现了一座先秦古城遗址。令人惊讶的是，它的主体建造年代居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如今，对这座“意外”早至史前的城址，勘探与研究仍在继续。作为现场负责人的张森期待着，在石角山的核心区域，能最终发现属于西周时期的城市结构和文化层。那将是勾连“城”与“墓”、连接史前聚落与古国辉煌的关键拼图，从而真正拼合出姑蔑国从萌芽到鼎盛，最终汇入中华文明洪流的完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