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的硝烟彻底散尽之后，澳大利亚对日本战犯和残余势力的严厉清算与毫不留情的报复，成为了二战史上最让日本心惊胆战的一页。
从战场上的坚决不接受局部投降，到战后东京审判和各级军事法庭上的强硬追责，这个曾经险些沦为日本蹄下之物的国家，用近乎冷酷的手段让日本为当年的暴行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时，不得不承认澳大利亚是二战后对日本态度最坚决、报复手段最狠辣的国家之一。
狂妄至极的入侵计划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联合舰队以惊人的速度横扫了东南亚与南太平洋的大片区域。
在占领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后，日本海军军令部计划处处长富冈定俊大佐强烈鼓吹入侵澳大利亚，他认为只要派出一支4万到6万人的登陆部队，就能迅速占领防御薄弱的澳大利亚北部，从而建起一道缓冲区，防止美军将澳大利亚用作反攻基地。
这个狂妄的计划很快在日军内部引发了剧烈的争吵。大本营陆军作战科科长服部卓四郎当场指责海军的设想荒唐透顶，他评估占领澳大利亚北部至少需要10个师团、整整25万兵力，而当时的日本陆军根本抽调不出这么多部队。
富冈定俊听到这话面子上挂不住，拍着桌子怒骂服部卓四郎不礼貌，两人差点在会场上直接动手摔跤。
除了兵力极度匮乏，运力断层更是致命伤。经济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在随后的会议上泼了一盆冷水，他算了一笔账：当时日本每年需要至少1000万吨位的商船来保障后勤与国内生活，英美参战后租用商船的渠道断绝，运力本来就存在350万吨的缺口，攻打东南亚又占用了300万吨，如果再开辟澳大利亚战场，至少还需要征用600万吨商船。
日本就算砸锅卖铁也变不出这么多船来，况且仅在1941年12月的一个月里，美军潜艇就炸沉了5万吨日本商船，后勤保障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东条英机内阁最终否决了直接登陆的计划，改用狂轰滥炸和海上偷袭来恐吓澳大利亚。1942年2月19日，242架日本战机突袭澳大利亚北部重镇达尔文港，以仅损失5架飞机的代价击沉了港内29艘船只，毁坏了绝大部分港口设施，造成当地24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5月底，日军袖珍潜艇又潜入悉尼港进行偷袭。
接连不断的空袭和偷袭让澳大利亚陷入了空前恐慌。澳洲政府甚至制定了布里斯班防线方案，准备在日军登陆后放弃大部分国土，将主力撤往南部保卫悉尼和墨尔本。
1943年初，两个澳大利亚巡逻兵在海岸线上看到远处水面有一群白色身影，紧张过度之下立刻开枪开炮猛烈扫射，等硝烟散尽才发现那不过是一群澳大利亚鹤。这种被死亡阴影笼罩的极度恐慌，在澳大利亚人心中种下了滔天的仇恨。
残忍虐杀引发的血海深仇
如果说空袭和本土威胁让澳大利亚人感到愤怒，那么日军对澳军战俘的惨无人道虐杀，则彻底将这种愤怒变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恨。
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后，约1.5万名澳大利亚士兵沦为日军战俘。在随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日军将战俘当作奴隶驱使，强迫他们在高热、疟疾虐疾横行的热带雨林里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提供极少的食物和水。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有将近3000名澳军战俘在虐待、饥饿和疾病中折磨致死。
同月，在印尼邦加岛，日军押解着21名被迫投降的澳大利亚陆军女护士走进海里，随后用机关枪从背后进行无差别扫射，除了一名名叫维威安·布威克的女护士中弹后装死幸存外，其余20名护士全部当场惨死。
到了1945年战争末期，日军为了掩盖罪行，在婆罗洲炮制了震惊世界的山打根死亡行军。日军强迫约2400名英澳战俘在没有粮食和药物的情况下，徒步穿越260公里的原始森林。
沿途只要有战俘因为体弱跟不上队伍，就会被日军当场用刺刀刺死或用枪打死，最终2400多名战俘中仅有6名澳大利亚士兵成功逃入丛林幸存下来，其余所有人无一幸免。
血债必须用血来偿。在后来的新几内亚战役中，赶赴前线的澳大利亚士兵只有一个念头，报复。在热带雨林和岛屿争夺战中，澳军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狠劲，战场上不止一次出现澳军拒绝接受日军投降、将举手缴械的日军当场全部击毙的场景。
当时有美军士兵看不下去出面劝阻，澳军士兵直接撂下一句冷冰冰的原话：“老兄，你的家人一定没在珍珠港，可我家在达尔文。”
在新几内亚的围歼战中，澳军配合美军对被围圈的20万日军采取切断补给、围而不攻的策略，任由日军在绝望、饥饿和瘟疫中挣扎，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最终这20万日军只有约1万人活着熬到了战争结束。
绝不姑息的彻底清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的态度依然极其强硬，他们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轻纵，甚至一度拒绝签署接纳日本投降的相关缓和协议，坚持要求对日本所有涉案战犯进行最严厉的审判。
在战后清算阶段，澳大利亚单独主持了拉包尔、打巴等多处军事法庭，专门审判虐杀澳军战俘和平民的日本战犯。
澳大利亚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战犯名单多达数百人，甚至坚持要求将天皇裕仁列为一号战犯起诉，尽管这一主张最终因美方的政治考量未能实现，但澳大利亚自己在其管辖的法庭上执行起死刑来绝不手软。
在澳大利亚主持的各级B/C级战犯审判中，共有近千名日本战犯被起诉，其中有140多人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死刑判决率在所有盟国中高居前列，多名参与邦加岛大屠杀和山打根死亡行军的日军指挥官被直接送上了绞刑架。
除了人身清算，澳大利亚政府还曾强烈主张拆毁日本国内的工业基础设施，将机器设备直接搬回澳大利亚作为战争赔偿，试图彻底剥夺日本再次崛起的工业基础，后来同样是因为美方出于冷战考量介入干预才不得不作罢。
战后多年里，澳大利亚民间对日本的抵触情绪持续了很久，许多老兵一辈子拒绝购买日本商品，拒绝与日本人握手。从1942年达尔文港的无辜流血，到2000多名战俘在山打根死亡行军中的惨烈逝去，澳大利亚人用最直接、最冷酷的方式回应了当年的侵略者。
如今，二战的硝烟已经散去八十余年，当年的当事人大多已悄然离世，但达尔文港那些被炸毁的遗迹和山打根森林里的纪念碑依然静静伫立着。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演变，那些曾经沾满鲜血的记忆是否会在时间的流逝中被后人逐渐遗忘？在这个依然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当历史的轮转再次面对阵营与利益的抉择时，那个曾经坚决报复的国家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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