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贵州文史资料选辑》《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史料汇编》《遵义地区革命历史文献》《黔军将领传略》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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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14日,贵州遵义,刑场上寒风凛冽。

一个年过五旬的老人,被押解至此。

他叫柏辉章,鬓发斑白,身形消瘦,脚步沉缓,却始终昂着头,眼神里藏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遵义城里的人大概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即将走向人生终点的老人,曾是1937年淞沪战场上带着贵州子弟兵与日军死战不退的黔军将领。

他们用装备破旧的步枪,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地在上海滩撑起了那段烽火岁月里最为惨烈的防线之一。

苏州河畔,日军的炮火把阵地打成了焦土,他站在废墟上,看着弟兄们一个个倒下,却始终没有下达后退的命令。

他也曾是1949年那个在解放战争末期审时度势、率部举义的人,为贵州的和平解放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门。

可这一切,都没能阻止1952年9月14日这颗子弹。

一个抗日有功、举义投诚的将领,为何最终走上了遵义城外的刑场,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是哪些事,将他一步一步地推向了那个无法回头的终点,这些答案,藏在他跌宕起伏、功过交织的一生深处,等着被一页一页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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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义走出的讲武堂学生

1901年,柏辉章出生于贵州遵义,字建儒。

遵义地处黔北,是贵州第二大城,也是贵州通往四川的要道。

乌江支流穿城而过,四面山峦叠嶂,土地并不算肥沃,但民风强悍、性格坚韧。

这里的人,打小就被大山磨出了一副不服输的硬骨头,遇事不退缩,受欺不低头,讲的是一个"挺"字。

柏辉章就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骨子里带着黔北男人特有的那股子韧劲和倔劲。

他的父亲柏杰生共育有七子二女,柏辉章是次子。

家里虽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在遵义城里开着几间铺面,做些酱醋颜料的买卖,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在那个年代,许多贵州家庭都把送孩子读书当成头等大事,柏家也不例外。

柏辉章幼年就读私塾,后来转入新式学堂,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底子。

1921年,柏辉章二十岁。

彼时的贵州,局势动荡,军阀割据,兵荒马乱。

他的父亲原本担心壮丁被强行征发,索性干脆亲自把这个儿子送到了贵阳,让他进入贵州陆军讲武堂骑兵科接受正规军事训练。

这一送,便把柏辉章送上了一条与酱醋买卖截然不同的路——一条以刀枪为伴、用命来换前程的路。

贵州陆军讲武堂的训练相当严苛。

柏辉章进入的是第二期,在这里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战术指挥和实战技能,打下了扎实的军事基础。

讲武堂出来的学员,按规矩分配到黔军各部,从最基层的班长、排长做起。

柏辉章不例外,他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的基层军官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的。

彼时贵州的政局,是一锅真正意义上的乱粥。

周西成、王家烈、犹国材……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握手,明天开枪,关系比山路还要复杂。

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生存,靠的不仅仅是打仗的本事,还需要看准风向、站对队伍的眼力,以及关键时刻敢于押注的胆气。

柏辉章这三样都不缺。

他很早就跟定了周西成。

周西成是当时贵州军政界数一数二的强人,手腕硬,脑子活,带兵也有一套。

柏辉章跟着他南征北战,从排长到连长,从连长到营长,从营长到团长,一级一级地往上走。

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人,往往看问题比旁人更直接,也更果断。

这一点,在柏辉章日后的军旅生涯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周西成之后,贵州的旗帜换到了王家烈手里。

王家烈主政贵州期间,柏辉章已经升任第25军第2师师长,成为黔军中举足轻重的一员。

这个阶段,他做了一件让遵义城里人议论许久的事——在城中最繁华的子尹路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砖木楼房,人称"柏公馆"。

主楼坐北朝南,有回廊环绕,门窗漆成板栗色,窗上镶嵌彩色玻璃,楼上开着老虎窗,临街有八间铺面。

整座建筑耗资三万余银元,在当时的遵义城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气派宅院。

1934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柏辉章奉命带兵在娄山关一带布防迎击,但最终未能抵挡住,娄山关被红军占领,遵义城随之易手。

1935年1月,红军在柏辉章的这座宅子里召开了一次后来被历史铭记的重要会议。

那时候的柏辉章正率部在外驻防,根本不知道自己费尽心血修建的私宅,正在悄悄地成为另一段历史的见证地。

红军走后,柏辉章回到遵义,推开公馆的大门,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那张长方形的木桌还摆在原处,椅子也整整齐齐地排着,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

他看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径直去处理其他的公务了。

他没有料到,这座宅子日后会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在所有中国人的历史课本里,而他自己,只是那段历史背后一个沉默的注脚。

1935年5月,局势变化,黔军第25军第2师在贵州威宁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

改编后建制为两旅四团,全师共9000余人,几乎清一色贵州籍官兵。

柏辉章被任命为首任师长。

这支部队,命运多舛,却也注定要在更大的历史舞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1935年至1937年这两年里,102师辗转于贵州、四川、湖北、安徽、河南等地整训。

在这个过程里,这支队伍背负着"杂牌军"的标签,在中央军眼里,始终是可以随意差遣的边角料。

但柏辉章心里清楚,打仗这件事,嘴上说的不算,上了战场才是真本事。

他等着那个能让102师证明自己的机会。

这个机会,在1937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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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淞沪战场,"双枪兵"的血与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全面抗战的号角就此吹响,整个中国都被卷入了那场空前的民族危机。

蒋介石调兵遣将,将全国各路部队向可能的战场集结。

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紧张的空气笼罩着大半个中国。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全面打响。

这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也是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会战。

日方最终投入了8个师团另2个旅团共20余万兵力,而中国方面则调集了约80万部队,双方合计超过百万人马,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殊死搏杀。

昔日繁华的十里洋场,在炮火中变成了人间炼狱,苏州河边的芦苇丛,染成了触目惊心的暗红色。

102师接到命令,奔赴上海前线。

说起这支队伍接到命令时的处境,真是令人唏嘘。

部队当时驻扎在豫南一带,接到命令后,立即星夜出发。

装备谈不上精良,许多士兵脚上穿的是布鞋,手里拿的是已经用了多年的老式步枪,弹药的储备也远远称不上充裕。

和那些接受德式训练、配备精良武器的中央军嫡系比起来,差距可谓一目了然。

更让人上火的是他们这个外号——"双枪兵"。

这是中央军给贵州部队贴的一个嘲讽性标签,意思是说黔军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靠抽大烟度日,不堪大用。

这个称呼在军中流传甚广,每次提起来,贵州士兵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说不出话来。

柏辉章也听说了这个外号。

他没有多解释,只是把牙关一咬,心里憋了一口气——战场上,自己说了算。

1937年10月下旬,102师正式编入第1军序列,被调入胡宗南所部,增援蕴藻滨一线。

这一带是淞沪战场上打得最惨烈的地区之一,日军凭借海空火力优势,每天都在向国军阵地倾泻大量炮弹,国军的伤亡触目惊心。

102师接过的,是一块硬骨头。

部队刚到,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第一场硬仗就来了。

102师接到命令,以第607团、第612团强渡苏州河,防守北岸前沿阵地。

渡河的时候,第607团在河面上与日军巡逻艇迎头撞上,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交火。

炮弹在水面上炸出一团团水柱,战士们趴在简陋的渡船上,用步枪和机枪还击。

那一仗,第607团付出了排长阵亡两人、士兵伤亡数十人的代价,但换来了击沉敌艇两艘的战绩。

这是整个淞沪战场上,国军步兵与日本海军直接交火为数不多的一次,也是少数以国军占据上风告终的正面交锋之一。

然而这只是开始。

两个团渡河之后,留在师部这边的第609团,突然遭到了日军右翼部队的侧击。

前方两个团已经过河,后方的侧翼被端,形势一下子变得危急。

柏辉章当机立断,命令补充团迅速迂回前进,插入敌后,同时命令工兵连连长陈大治实施爆破,阻断南岸日军的交通联络。

在第609团与补充团的包围夹击之下,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退路被断,只得狼狈向北新泾方向溃逃。

这一仗打完,连胡宗南都没有料到。

他没想到这支被自己当成棋子随意调遣的贵州"杂牌军",居然能用所剩的两个团,顶住日军对整个第17军团侧翼的威胁。

随即,胡宗南将此前调出的两个团归还102师建制,并公开称赞102师"奋勇克敌,显树战功",随后决定将102师正式调属第8军序列,继续投入作战。

从那一刻起,那个"双枪兵"的标签,开始慢慢地从这支队伍身上脱落。

接下来的作战,102师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战术——白天避战,入夜夺阵。

日军凭借海空优势,利用飞机、坦克、重炮在白天对国军阵地实施猛烈压制,国军在白天几乎无法做出有效防御。

但柏辉章下令,天黑之后趁日军休整之机,全力夺回失去的阵地。

这种打法看似保守,实则极为消耗双方的意志力和体力,也考验着每一个士兵在黑暗中前进、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向敌人发起冲锋的胆量。

就这样,102师在蕴藻滨一线坚守了近一个月,日军始终无法将其防线往前推进哪怕半步。

这对于装备、兵力、火力均处于明显劣势的102师来说,已是极为难得的战果。

然而,代价是沉重的。

一个月的拉锯战下来,102师各营连的伤亡已经极为惨重。

许多连队打到最后,全连只剩下十几个人,还在坚守着那一道薄薄的战线。

有的阵地失守了,又用尸体为掩体堆起来的工事重新夺回来;有的战壕里,士兵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一脚踩下去,踩到的是已经冰凉的战友的手。

淞沪会战打了整整三个月,1937年11月,国军开始全线撤退。

102师随大部队撤出淞沪,随后奉命参加南京方向的作战,之后辗转调往各地,开始了漫长的抗战之路。

但不管这支队伍往后又打了多少仗,淞沪战场上这一个多月的死守,永远是他们历史里最深、最沉、最值得被铭记的一页。

那些从贵州山沟里走出来的年轻士兵,用自己的血,证明了贵州子弟兵配得上"中国军人"这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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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年抗战,从砀山到新墙河

淞沪会战落幕后,102师没能等到真正意义上的喘息。

1937年底,部队随大流向南京方向撤退,随即又被投入南京外围的阻击作战。

此后,102师先是被调往宝鸡整训,对全师进行了短暂的补充和休整,更换了部分装备,补充了新兵,试图恢复一些元气。

但战局的发展,根本不给这支打残了的部队多少喘息的时间。

1938年3月,102师奉命调防黄河风陵渡一线,与日军隔河对峙。

这段日子相对平静,但平静往往只是下一场风暴的前奏。

1938年5月,徐州会战进入最惨烈的阶段。

日军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南北夹击,形成包围之势,企图在徐州一带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战局万分危急,各路部队被紧急抽调,火速向徐州战场增援。

102师接到命令,立即开拔。

1938年5月19日,102师到达河南砀山。

砀山,是徐州西北方向的一个要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日军要追击撤退中的国军,就必须先拿下砀山,否则西进的通路便被堵死。

柏辉章接到的任务,直截了当:死守砀山,掩护徐州主力部队向西撤退,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日军。

这是一个明知道要打硬仗的命令,也是一个几乎注定要付出极大代价的命令。

102师刚到砀山,日军就已经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包围态势。

兵力对比,日军是102师的三倍以上,装备差距更是悬殊。

日军有飞机、坦克、重炮,102师有的,只是步枪、少量迫击炮,以及那股拼到最后一个人也不退的劲头。

1938年5月20日,砀山战斗正式打响。

日军的飞机率先出现在砀山上空,成群成群地在阵地上空盘旋轰炸。

炸弹一枚接着一枚落下来,阵地上腾起一团团的黑烟和尘土,气浪把人掀得离地而起再摔下去,半天缓不过神来。

飞机轰炸完了,地面上的坦克和炮兵开始发言,钢铁的轰鸣声把整个砀山城的大地都在颤抖。

可102师的阵地,没有垮。

304团守苇楼一线,在苇楼铁路附近与日军展开了极为惨烈的激战。

团长陈蕴瑜是贵州平坝人,跟着柏辉章多年,是102师里最能打的几个团长之一。

这一仗,他亲自冲到前沿督战,不幸中弹,壮烈阵亡。

陈蕴瑜倒下后,104团的官兵没有被吓退,反而杀红了眼,和日军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贴身肉搏。

更让柏辉章痛彻心扉的,是另一个消息。

他的亲胞弟柏宪章,在战争之前一直在102师里担任兵站站长,负责弹药物资的运送。

1938年5月,他押运一批弹药向前线增援,在开封附近遭遇日军突袭,壮烈殉国。

弟弟倒下的消息传到柏辉章耳边的时候,他正在师部指挥作战。

他停了一下,沉默片刻,没有多说话,转头继续看地图,继续下命令。

手足之情,在战场上,只能先往心里压。

砀山的战斗持续到1938年5月22日,日军以第4、第6师团分进合击,将102师师部与所属各团全部分割包围,各团之间失去联系,只能各自为战。

304团、305团、306团,分别在不同的地点,独立抵御日军的进攻,每一个阵地都打得惊天动地。

这个时候,柏辉章一日数电,向第8军军部报告战况,请求命令和支援。

然而等来的回复,是军长黄杰那封令人啼笑皆非的电报——"砀山不必守,砀山不可失"。

守,还是不守?电文里没给明确答案。

撤,军法难逃;守,全军覆没。

柏辉章把副师长和参谋们叫到一起,沉默地研究了一会儿地图,随后做出了一个需要承担全部军法风险的决定:于1938年5月26日凌晨三时,全师突围。

他的逻辑很清楚——掩护徐州主力撤退的任务已经完成,砀山阵地已被四面包围,强守只有死路一条。

留住这些人,还可以再战;把人全部拼光在这里,这支队伍就彻底没有了。

突围打得极为艰难,伤亡在突围的路上还在持续叠加。

但最终,102师的部分官兵从包围圈里撕开一道口子,拼死杀了出去。

砀山一战,102师全师参战时有官兵约8000余人,战后清点,只剩下3000余人。

近一半的贵州子弟,永远留在了砀山那片土地上。

部队还没来得及稳下来,战争就继续推着他们往前走。

1938年10月,102师又参加了著名的万家岭战役。

日军第101师团、第106师团沿南浔线进击南昌,企图打通赣北通道。

第4军奉命迎击,102师是其中的主要作战力量之一。

柏辉章在这一仗里显示出了他真正的军事指挥才能。

当时,第4军军长欧震拟定的方案是从左翼迂回攻敌,而柏辉章力排众议,坚持将进攻重点放在乌石门附近,以此配合友军,形成对日军的夹击之势。

战斗打响后,102师以304、305两团向日军发起强攻,伤亡颇重,但迟迟无法突破。

柏辉章随即以306团增援,并亲临前线督战,用自己的身影稳住了动摇的士气。

关键时刻,他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亲自带领102师的精锐部队,绕行至日军赖以为犄角的乌石门左侧高地,抄了日军的后路。

次日拂晓,这支精锐部队在高地上完成部署,指挥全师猛攻,日军防线随即崩溃,向万家岭、孤山方向狼狈退守。

1938年10月10日,万家岭阵地被攻克,友军18军、74军和102师共同歼灭日军四个联队,史称"万家岭大捷"。

这是抗战期间规模最大、战果最为完整的一次歼灭战之一,就连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都不得不承认,日军在这里遭受了覆灭性的打击。

而102师,是这场大捷的重要参与者。

然而战场上,一场胜仗之后,紧接着往往又是一场苦战。

1939年6月,102师被调入新墙河防线,独立承担正面防御任务。

新墙河是进入长沙的最后一道重要屏障,地位极为关键。

102师在此驻防长达四年,先后参加了四次长沙会战,每一次都是刀尖上的搏命。

其中最惨烈的,是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18日拂晓,日军以四个师团的兵力,对102师正面阵地发起集中攻击。

四个师团对阵一个师,力量对比悬殊到几乎令人绝望。

102师官兵拼死抵抗,阵地一退再退,伤亡数字一天天往上攀升。

打到后来,全师能战者已不足千人,却还顶着两万余日军的持续进攻,没有退出战线。

1941年9月底,上级终于下令102师撤退。

当部队撤到后方清点人数,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一万余人的队伍,剩下的只有六百余人。

十个人里,只有不到一个人活了下来。

柏辉章站在那六百余名幸存者面前,强忍着悲痛,一字一句地说:"先期出省的家乡子弟兵几乎伤亡殆尽,军官活下来的也寥寥无几……你们都是好样的,是102师的骄傲。"

这话讲完,他转过身去。

没有人看见他脸上是什么表情。

八年抗战,102师转战南北,守黄河,防长江,战淞沪,保南京,继而砀山血战、万家岭大捷、四次长沙会战……每一仗都是真刀真枪、以命换命。

出黔参战时,部队有9000余名贵州子弟兵;等到后来的长沙会战打完,当初那9000人,几乎悉数阵亡,补充进来的新兵换了一茬又一茬。

而柏辉章本人,也在这漫长的战争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938年徐州会战的砀山战役中,他的一只耳朵被炮弹的震波震聋,从此失去了一半的听力,却依然坚持在前线指挥。

1941年,为了追悼102师历次战役中牺牲的将士,柏辉章亲自报请当局批准,在贵阳大南门外修建了一座"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塔高10.2米,塔身三棱形,上尖下大,用白绵石砌成,塔面朝东,象征着一把锐利的刺刀直指敌寇。

塔上镶嵌着他和副师长陈伟光共同撰写的铭文,记录着那些倒下的官兵们的名字。

那些名字,每一个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曾经从贵州的某个村庄走出来,走上战场,再也没能走回去。

抗战胜利后,由于102师已经归属粤军薛岳部多年,非嫡系出身的柏辉章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始终处于边缘位置。

他没能晋升到军长的位置,辗转担任了赣南师管区司令、江西军管区参议、第88军副军长等职,而后在内战的烽烟里无心再战,辞职闲居上海。

那是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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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49年,他做了一个没有人料到的选择

1949年,时局以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速度转。

这一年,整个大陆的版图在几个月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城市一座接着一座易手,昔日不可一世的嫡系精锐,在解放军的攻势面前如泥塑木雕,一触即溃。

溃散的人马有的向西南退却,有的渡海而去,有的就地等着下一步的命运。

1949年年中,柏辉章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贵州遵义。

回到遵义之后,他被任命为黔北绥靖区副司令。

这个位置,不过是国民党在贵州最后一块地盘上的残局安排,撑不了多久,谁都心里有数。

摆在柏辉章面前的,只剩下两条路。

一条,跟着残军,往台湾或者缅甸方向退;另一条,就地起义,留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等待新的局面。

决定并不容易做。

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发生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柏辉章曾经带着家人来到广州,登上了一艘开往台湾的轮船。

船已经停靠在码头,旅客陆续登舱,离开的时间近在眼前。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柏辉章把独子柏思礼叫到跟前,问了他一句话,问他愿不愿意走。

儿子看着父亲,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最终,柏辉章带着全家人,从已经停靠的船上走了下来,没有离开。

后来又有一个说法——据当时遵义的一些记载流传,蒋经国曾专门打电话来,通过贵州省主席转告柏辉章,希望他尽快带着家人飞赴台湾。

柏辉章的回答是,父亲年迈有病,家里老小走不得,婉言谢绝了。

他最终选择留下。

1949年11月24日,柏辉章在贵州遵义,率部通电起义,正式投向人民阵营,宣告脱离旧政权。

贵州的和平解放,就此推开了那扇门。

这个决定,对于一个在旧政权军队里服务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意味着彻底切断过去的一切,走上一条完全陌生的路。

起义之后,柏辉章因为在贵州旧军界的影响力,被作为统战对象加以利用,调入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协助新政府在黔北地区开展剿匪工作。

最初的日子,还算平稳。

然而,平静的表面之下,一些细微的异常已经开始出现。

遵义城里,开始有人对这个曾经的黔军将领议论纷纷。

有人翻出了他当年在黔北经营多年、家中置办田产的往事;有人说柏家收租太狠;还有人提起了他当年驻守遵义时的一些旧账。

而柏辉章本人,对于新政府给他安排的一些职务,态度颇为淡漠,数次婉拒了出席某些公开场合的邀请。

他见过太多宦海沉浮,那种看破了的淡然,让他在新时代的政治节奏里,显得格外不合拍。

就在大家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寻常的起义将领安度晚年的故事的时候,1952年的某一天,遵义城里突然传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

而当那份正式的逮捕令送到柏辉章面前,出现在法庭上出面指证他的人,竟然是他的亲兄弟柏民章——直到这一刻,很多人都明白,事情远比表面上看到的更为复杂,而压在那份指控背后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