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古代大臣死后的谥号,藏着超多官场门道,就连名额都卡得死死的。清代有两个顶级谥号,文正和文襄,不少人都觉得文正最金贵,整个清代才八个,全是汉臣。但很少有人知道,对汉臣来说,想拿到文襄,比拿文正还要难上好几个档次。
清代给大臣定谥号,流程说起来规矩挺多,实际上最终拍板的还是皇帝。先得礼部核资历功劳,再经过内阁军机处讨论,皇帝一句话就能改原本的拟议结果。哪怕你官做到一品,也不是说就能拿到高等级谥号,全看规矩加皇帝的心意。
文正这个谥号,要求其实很明确,得学术过关操守好,还得是皇帝信得过的自己人。一般能拿文正的,大多出身翰林,要么给皇子当过老师,常年在皇帝跟前当差。整个清代八个文正全是汉臣,从朱珪到曾国藩,都是朝野公认的顶级重臣。想拿这个谥号,除了资历够官够大,还得攒够皇帝多年的信任,缺一样都不行。
很多人觉得曾国藩拿文正,全靠湘军平太平天国的功劳,其实真不是这样。曾国藩本来就是翰林出身,早年在京城当京官,靠着理学修身积攒了不少清望,不光会打仗,吏治财政地方行政都拿得起来。在清廷眼里,他不只是一个带兵的武将,是能镇住场子的儒臣重臣,给文正就是匹配他的综合身份。哪怕当时湘军有不少争议,朝廷还是给了这个顶级谥号,相当于给曾国藩的一生定了官方调子。
文襄和文正走的完全不是一个路子。文襄必须沾军功,不管是平乱还是拓边,哪怕是治河筹饷这种和军政挂钩的活,都得真真切切拿出实打实的成绩才行。清代的军权早年基本都攥在八旗贵族手里,汉臣想掺和进去拿到能摆上台面的功劳,难比登天。整个清代十五个文襄,汉臣也就三个,这个比例比八个文正全是汉臣低太多了。
福康安、兆惠这些大家熟悉的文襄获得者,全是八旗出身,靠着边疆军功拿到的谥号。哪怕是治河的靳辅,治河关系漕运和国计后勤,本身就是一等一的军政活,算进去也完全符合规矩。要拿文襄,不光得打赢仗,还得把功劳做实,粮道通不通,战后稳不稳,全要经得住各级衙门反复核对。哪像文正的清望,可以慢慢在官场攒,军功那都是拿命拼出来的,风险大不说,成不成还带不少偶然性。
左宗棠能拿文襄,确实是实至名归。当年阿古柏盘踞新疆,俄国又趁机出兵占了伊犁,朝廷吵了半天海防塞防,60多岁的左宗棠主动请缨出征,硬生生把新疆大部分收了回来,还通过谈判拿回了伊犁。他不光会指挥打仗,还把运粮、屯田、驿站、行政安排得明明白白,不是那种打了胜仗就走的,是真把新疆牢牢攥回了清廷手里。对汉臣来说,这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边疆大功,整个清代没几个,他能拿文襄,完全是打破了身份带来的限制。
很多人纳闷,张之洞没打过什么大仗,怎么也拿了文襄。其实到晚清的时候,文襄的标准已经慢慢延伸了,地方督抚不光要管民政断案,还要筹军费、练新军、办工厂、搞外交,全是和军政挂钩的活。张之洞在湖北经营几十年,办汉阳铁厂,练新式陆军,修铁路,兴办学堂,干的全是当时的自强大事。朝廷给他文襄,是认可他几十年封疆大吏的军政业绩,不是说只有上前线打大仗才能拿这个谥号。
还有人提洪承畴,把他算成汉臣文襄,其实不对。他明末降清后入了汉军镶黄旗,按清代的制度,不能算普通汉臣,自然也就不占汉臣文襄的名额。这点也能看出来,清代的身份划分不是只看血缘,看的是旗籍和政治身份,谥号的分布本来就和清代的制度设计挂钩。
说白了这种差异,本质是两套评价体系不一样。文正走的是文官体系,汉臣本来就在这块玩得熟,翰林出身、帝师身份,本来就是汉臣晋升的常规路子。文襄走的是军政体系,这块早年一直是八旗贵族的基本盘,汉臣就算有了军功,朝廷还一直防着,想拿到够封文襄的功绩太难。
晚清太平天国起来后,原来的绿营顶不住了,汉臣才开始慢慢掌兵,但朝廷的提防心一直没丢。能拿到够封文襄的功绩,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全凑齐才行。谥号就两个字,藏的其实是清代整个权力结构的秘密,哪个群体在哪块有优势,一眼就能看出来。
参考资料:光明日报 清代谥号与官僚政治格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