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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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我岳母摔伤了,做手术差钱,你先给我转两万。"
这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刚出院还不到二十四小时。
住院整整七天,躺在病床上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儿子陈建锋没来,儿媳没来,连一条问候短信都没有出现过。
我叫陈守仁,今年61岁,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供他念书,帮他在城里还了婚房首付,又四年如一日、每个月往他账上打6000块钱的生活费,一分没少过。
七天,他没有一个电话打过来。
出院那天下午,我在手机银行盯着那笔定期转账,手指落下去,点了取消。
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七分,陈建锋的电话来了,开口就是两万......
我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是能吃苦。
十八岁进厂,在一家机械厂做了三十多年的车间工人,干的是最基础的活,拿的是最普通的工资。
那年代工厂效益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到手两千出头,效益不好的时候,一千三四百块,还要被克扣一些。
妻子李秀梅走得早。
建锋才九岁,她就因病没了,走的时候四十一岁,头发都没来得及全白。
我在厂里请了三天假,把她送走,第四天回去上班。
不是因为我狠心,是因为不上班就没有钱,没有钱建锋就没得吃、没得穿、没得上学。
那时候厂里有人说我"没心没肺",说连老婆头七都没守完就跑去上班,我没有解释。
解释什么?
那些说话的人,家里是双职工,有人帮着带孩子,哪里懂得一个人撑着一个家是什么滋味。
建锋小时候跟我睡,冬天被子不够厚,我就把外套铺在被子上压着。
他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他,有时候坐到半夜,看着他小脸上的睫毛,心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不是温柔,是一种比温柔更沉的东西,像是一块石头压着,让你喘不太过气,但又离不开。
后来他上了初中,开始寄宿,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再后来他考上了省里的一所大学,我请全厂的同事吃了一顿饭,喝了半斤白酒,回家关上门自己哭了一场。
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畅快的一次。
不是悲,是那种积了太多年的什么东西,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一下子涌出来,拦都拦不住。
大学四年,我每个月给他汇一千五,那是我当时工资的将近一半。
厂里有个老师傅说我"败家",说哪有老子这么惯儿子的,我笑笑,没搭话。
他毕业那年,我从厂里办了提前退休,退休金每个月三千二。
工资没了,但建锋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他在城里找了工作,租房子,和现在的老婆梁晓芸谈对象,两个人要买房,要结婚。
买房那一关,是我这辈子花出去的最大一笔钱。
那套房子在城区,七十八平,总价一百一十二万,建锋两口子存了十几万,按照三成首付,还差了二十来万。
建锋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在老家屋子里坐着,他坐在对面,不看我,两只手放在腿上,低着头说:"爸,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我实在凑不够。"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
我去柜子里翻出那个铁皮盒子,盒子里是我这些年省下来的钱,加上李秀梅走后她娘家补给我的一点,一共二十三万。
那是我这辈子所有的积蓄。
我数出二十万,推到他面前。
"你拿去,剩下的钱我自己留着用。"
建锋抬起头,眼圈有点红,说:"爸,以后我养你。"
我挥挥手,说:"先把日子过好。"
梁晓芸家那边,当时说要"凑一部分一起出",说好了出八万,后来实际上只出了三万五,差的那部分,说是"先借一下,等宽裕了还"。
我当时没说什么。
心里是有点不舒服的,但结婚是大事,不想在这个时候闹不愉快。
婚礼办完,建锋和梁晓芸住进了新房。
我回了老家,一个人住着那个二十来岁买的老房子,三室一厅,现在住一个人,显得很空。
结婚第二年,建锋换了工作,工资涨了一些,但他说"开销太大",说两个人还月供、吃饭,梁晓芸还没上班,"每个月都不够用"。
他没有开口要钱,是我主动说的:"我每个月给你打六千,你们先撑着。"
那时候我想的是:两口子刚起步,手头紧是正常的,等他们缓过来,这笔钱就停了。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是三千二,另外从存下的那三万里面补出来一部分,凑成六千,月月不断。
算下来,我一个月自己能用的钱,不到一千块。
但我觉得没什么——老家的房子是自己的,不用租,吃得简单,一个人也花不了多少。
就这么打了四年多,一共打出去将近三十万。
那三万块早就用完了,后来是退休金一点一点往里填,加上厂里逢年过节发的一点慰问金,这三十万凑得格外艰难。
我从来没有跟建锋说过"爸爸现在过得怎么样",也没有让他知道那个铁皮盒子早就空了。
我以为,他能看见。
但后来我发现,他不看。
事情出在那年秋天。
那段时间我老是觉得右边肋下不对劲,隐隐地胀痛,吃完饭会加重,躺下来反而好一点。起初以为是吃坏了东西,熬了两天,没有好转。
第三天早上,疼得厉害了,我打了个车,自己去了医院。
做了检查,医生说是胆囊里有石头,而且已经有炎症,光靠药压不住,建议手术。
我坐在那张蓝色的椅子上,听完医生的话,点了头。
手续办完,住进病房,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我坐在病床上,看了看手机,想了一下,拨了建锋的电话。
他接了,那头有点嘈杂,像是在什么地方开会或者吃饭。
我说:"建锋,我住院了,要做手术。"
他沉默了一秒,问:"什么毛病?"
我说:"胆囊,医生说要手术,不大的事。"
他说:"哦,那你好好养着,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我说:"你要不要来一下?"
他停了一下,说:"爸,我最近项目卡在关键阶段,请假不太好请。你要是需要人陪,你跟我说,我让晓芸来。"
我说:"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看着天花板。
那天晚上,同病房的另外两张床,一张住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老伴坐在旁边,不停地削水果、倒水、问要不要多盖一床被子。
另一张床住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老婆带着孩子来看他,孩子在病房门口跑来跑去,被他老婆低声呵斥,压着声音笑。
我侧过身,面朝墙,闭上眼睛。
手术是住院第二天上午做的,麻醉药过了之后被推回病房,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护士过来量了血压,问:"家属在外面吗?"
我说:"没有。"
护士顿了一下,说:"您有家属联系方式吗,手术后有些注意事项要告知家属。"
我说:"我自己听就行。"
护士没再问。
建锋没有打来电话。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盯着头顶的白色天花板,肋下的伤口处还有些隐隐的牵扯感,不是很疼,但像是有一根线在里面,动一动就感觉得到。
我在心里想:也许他在忙,等忙完就来了。
第三天,没有来。
第四天,我给他发了条消息:手术顺利,你不用担心。
他回了两个字:好的。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没有回复。
不是想不出回什么,是忽然感觉,回什么都多余。
同病房的老头叫钱大河,是个退休教师,他老婆每天雷打不动地来,儿子周末过来待了一整天,下午临走的时候把各种补品整整齐齐码在床头柜上,说"爸,你好好养着,有事打我电话"。
钱大河看了我一眼,有点不好意思,说:"你家孩子工作忙?"
我说:"嗯,忙。"
钱大河没有再说话,但他老婆往我这边看了一眼,那个眼神让我不太舒服——
不是同情,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见到了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有点说不出口的尴尬。
护士查房的时候,问我吃饭情况,问我有没有不舒服。
我说没有。
她记录完,走之前说了句:"老人家,有需要就按铃,别自己扛着。"
语气是职业性的关切,但那句"老人家"落进耳朵里,让我愣了一下。
我今年61岁,白发是有一些,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老人家"。
但那一刻坐在那张病床上,一个人,我忽然觉得,也许在旁人眼里,我就是的。
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
建锋没有来,梁晓芸也没有来。
没有电话,没有消息,除了那两个字"好的",什么都没有。
七天里,我的饭是护士帮我带的食堂餐,后来恢复得差不多了,我自己去走廊尽头买楼下便利店送来的盒饭。
我没有再主动给建锋打电话。
不是赌气,是那两个字回完之后,我不知道打过去能说什么,也不知道想从他那里听到什么。
住院的时候,人最容易胡思乱想。
白天还好,有护士来回走动,隔壁床的钱大河喜欢说话,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打发了不少时间。
一到晚上病房安静下来,各家家属都在旁边守着,只有我那边是空的,那种静就显得格外扎眼。
我开始回想建锋这些年的事。
不是刻意去想,是躺着睡不着,脑子自己转起来的。
我想到他大学毕业那年,第一次带梁晓芸回来见我。
梁晓芸那时候留着齐肩的头发,长得白净,说话轻声细语的,叫了我一声"陈叔叔"。
我当时没多想,以为是客气,等处熟了自然会改口。
后来两人订了婚,再后来结了婚,梁晓芸到现在也没有叫过我一声"爸",有时候叫"叔",有时候见了面就点个头,绕开那个称呼。
建锋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我也没有说。
就这么过了好几年。
婚礼上,梁晓芸的娘家来了一大帮人,她妈林桂芝坐在主桌上,梳着烫卷的头发,穿着大红色的上衣,说话声音很大,整桌的人都在听她说话。
林桂芝对我还算客气,婚礼上说了句"亲家,两个孩子以后就麻烦你多关照了",然后端起杯子跟我喝了一杯。
就这一杯,我们之间也就这样了,平时没什么往来。
逢年过节,建锋和梁晓芸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来了也就是吃顿饭,坐不到两小时,梁晓芸就开始看手机,建锋就开始说"妈妈那边也要去一趟",然后两个人站起来走了。
我送他们到门口,看着车开走,转身进屋,关上门。
那些年我以为这是正常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不能什么事都指望他们。
但在病床上躺着,那些细节一件一件浮出来,我才发现,我一直在替建锋找理由。
他忙——但忙的时候,他能陪梁晓芸去她同学婚礼,能跟朋友出去旅游,能在朋友圈发度假的照片,我看见过,只是从来没有说过。
他手头紧——但那6000块他每个月准时收着,从来没有说过"爸,你留着自己用吧"。
有一次,大概是打了两年钱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句"最近手头有点紧"。
那是试探,也是事实。
建锋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清楚:"爸,你之前不是有一笔存款吗?"
就这一句。
不是"爸,那我不用你打了",不是"爸,你跟我说说差多少,我来想办法",是那句——"你之前不是有一笔存款吗"。
言下之意,我有钱,钱够用,"你怎么能说手头紧"。
我当时被那句话噎住了,半天没吱声,最后含糊地说了句"也没什么,我随口说的",就把这个话头堵回去了。
那个存款,是婚房首付掏空之后剩下的那三万,后来给建锋的生活费一点一点补进去,早就花完了。
但建锋不知道,他从来没问过我现在手里有多少钱,他只知道"爸爸有钱",只知道"爸爸那边还有存款"。
那笔婚房首付里梁晓芸家借走的四万五,也从来没有还过。
建锋提没提,我不知道,但钱从没打过来过,我也没有开口要。
我一直告诉自己,亲家之间,计较那几万块钱显得小气,等他们宽裕了,自然会还。
但躺在病床上,我第一次认真地想了一个问题:他们宽裕了吗?
建锋的工资涨了,梁晓芸后来也上班了,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不少。
但每个月那6000,建锋从来没有说过"爸,我们现在可以了,你不用再打了"。
四年,每个月6000,他们花了将近三十万。
那三十万,流进了哪里?
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问过。
但躺在那张病床上,右边肋下的伤口一阵一阵地有感觉,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真的认真看过这些年的这笔账。
我只是一直在打钱,一直在告诉自己"儿子会好的,儿子知道的,儿子以后会记得的",然后一天一天地过,一年一年地过,等着他来看我。
他没有来。
出院手续是我自己办的。
签字、结账、把床头柜里的东西装进袋子,钱大河的儿子那天也在,帮他爸拎着东西,看了我一眼,主动说:"大爷,要不要我送你一段?"
我说:不用,我打车。
出了医院大门,外面的风吹过来,有点凉。
我站在路边等了几分钟,打了辆车,报了地址。
一路上司机放着收音机,说的是哪个地方修路、哪条路段堵车,我靠在后座上,看着窗外的街道,什么都没在想。
到家的时候,钥匙插进门锁,转动,推开门,屋里是那种空置了很久的气味,有一点潮,有一点旧。
我放下袋子,去厨房看了看,昨天邻居刘嫂知道我住院,托她儿子来帮我把冰箱里的菜清了一遍,冰箱里现在只剩几颗鸡蛋和半袋豆腐。
热了碗隔夜的米饭,就着酱菜,坐在饭桌前吃完。
刘嫂比我小几岁,老伴前年走了,她一个人住对门,平时在走廊里遇到了会打个招呼。
住院之前,是她看我好几天没出门,过来敲门问了一声,后来是她帮我叫的车。
回来的时候,她也在,隔着门缝看见我,说了句"出院了,好好养着",就回去了。
我坐在空屋子里,把那碗饭吃完。
不是很饿,但要吃,吃完了才有力气。
吃完饭,我坐着没动,就坐在那里,桌上的碗还没来得及收。
七天。
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七天——
手术前打的那个电话,那两个字的回复,钱大河老婆切水果的声音,护士问"家属在哪里"时我说"没有"的那一瞬间,还有那最长的几个夜晚,病房里别人家里有人说话,只有我那边是安静的。
我拿起手机,打开了手机银行。
找到那笔定期转账,是四年前建锋说"手头紧"那会儿设的,每个月固定日期,自动转出6000。
我盯着那个页面看了很长时间。
不是没有犹豫。
他是我儿子,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从小一手带大的儿子,我给他钱,我养着他,这在我这个年纪的人眼里,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七天。
他知道,他说"你好好养着",他知道我住院,他知道我做了手术,但他没有来,没有打电话,没有发一条消息来问过"爸,你怎么样了"。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然后落下去,点了"取消转账"。
页面弹出一个确认框。
我点了确认。
手机屏幕暗下去,我把它翻过来扣在桌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把碗收进了水槽,打开水龙头冲了冲,关上,去房间里躺下了。
窗帘拉着,屋里昏暗,我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那是住院七天里,我睡得最沉的一觉。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没多久,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八点十七分,手机屏幕亮起来,来电显示是"建锋"两个字。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整整三秒,才慢慢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一接通,那头没有任何寒暄,没有"爸,你身体好些了吗",没有任何解释,甚至连一句普通的"喂"都省掉了。
"爸,我岳母昨晚摔了,股骨头骨折,要做手术,医院押金差两万,你先给我转过来。"
建锋的声音很平,语气不急不缓,像是在谈一件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话音里甚至带着一丝隐约的催促。
我没有立刻开口。
窗外的阳光落进来,照在那间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地板上——那是一道细长的光,我就站在那道光里,手机贴着耳朵,胸腔里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七天,整整七天,没有一个电话,没有一条短信。
然而,停掉那笔6000块的转账还不到二十四小时,这通电话来了,开口就是两万。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那一刻悄悄收紧,指节上的皮肤因为用力,一点一点地变成了惨白色,电话那头,建锋还在说话,说出的话却让我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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