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空气似乎停滞了,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单调而微弱的滴答声。浓重的消毒水味混合着一种即将走向终点的衰败气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母亲躺在病床上,原本就清瘦的脸庞此刻已经彻底凹陷下去,像是一张被揉皱后又勉强展开的旧报纸。她的呼吸很浅,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用尽全身最后的一丝力气。

我坐在床边,紧紧握着她的手。那是一双布满老茧和裂纹的手,是当了三十年乡村小学教师、又在无数个日夜里操持家务留下的印记。父亲去世十年了,这十年里,母亲一个人把我供上大学,看着我成家立业。

在我的心里,她是一个传统的、隐忍的、甚至有些苦行的女人。她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所有的心思都扑在这个家和我身上。

“小辰,让他们都出去吧,妈有话单独跟你说。”母亲的声音微若蚊蝇,但我还是听清了。

我起身,示意舅舅和妻子先去走廊等候。病房门关上的那一刻,四周安静得可怕。我重新坐回床边,把耳朵凑到母亲唇边。她艰难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生了锈的小铁盒,铁盒边缘的漆已经掉光了,露出斑驳的金属底色。她把盒子塞进我手里,手指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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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一把钥匙,和一个地址。”母亲喘息着,眼神却在那一刻泛起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少女般的奇异光芒,“你去上海……找他。告诉他,我失约了,去不了了。”

我愣住了,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疑惑:“妈,他是谁?”

母亲看着天花板,嘴角竟然扯出一个极淡的微笑,声音轻得像是一阵风:“他……是我的情人。”

这几个字像是一声惊雷,在我的脑海中轰然炸响。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病床上的母亲。情人?这个词怎么可能和我的母亲联系在一起?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的婚姻虽然谈不上多么浪漫,甚至父亲有时脾气暴躁、酗酒,母亲也总是默默忍受,但她绝对是个本分到了极点的女人。她怎么可能在外面有个情人?而且还在上海?

还没等我问出口,监护仪上的线条突然开始了剧烈的波动,紧接着拉成了一条刺耳的直线。母亲走了,带着那个让我震惊无比的秘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已经是半个月之后。这段时间里,我像个机械人一样迎送宾客、火化、下葬。可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生锈的铁盒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神不宁。

终于,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清晨,我瞒着妻子,买了一张去上海的高铁票。铁盒里确实只有一张泛黄的纸条和一把老式的黄铜钥匙。纸条上的地址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处高档别墅区。看着那个地址,我心里的愤怒和不解像野草一样疯长。

我的父母一生清贫,父亲当年因为尿毒症走得早,家里为了治病几乎掏空了家底。母亲怎么会认识住在上海别墅里的男人?难道她背叛了父亲,背叛了我们这个贫寒的家,在外面过着另一种不堪的生活?

列车在铁轨上飞驰,窗外的景色在雨雾中变得模糊不清。我脑海中反复勾勒着那个男人的模样:也许是个大腹便便的富商,也许是个满嘴甜言蜜语的老骗子。我暗暗攥紧了拳头,无论如何,我要替我那苦命的父亲讨个公道,也要弄清楚母亲这辈子到底隐瞒了什么。

到达那个别墅区时,雨下得更大了。那里的环境幽静得有些奢侈,高大的梧桐树掩映着一栋栋独栋别墅。我按照门牌号,停在了一扇黑色的铁艺大门前。院子里种满了绣球花,虽然在雨中,却依然开得繁茂。

我按下了门铃。等了许久,一个大约五十多岁、保姆模样的中年女人撑着伞走了出来。隔着铁门,她警惕地打量着我,问我找谁。

“我找这个房子的主人。”我强压着心头的波澜,冷冷地说,“我叫林辰,我母亲叫林秋雅。”

听到“林秋雅”三个字,女人的脸色瞬间变了。她手中的伞微微倾斜,雨水打在了她的肩膀上。她没有多问一句,直接按下了遥控器,铁门缓缓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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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终于来了。”她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进来吧。”

我跟着她穿过院子,走进别墅。屋里的陈设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奢华浮夸,反而透着一股陈旧的文艺气息。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和中药味。没有暴发户的影子,只有满墙的书架和一些看起来年代久远的木质家具。

“他在哪里?”我站在客厅中央,语气僵硬。

女人指了指一楼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在画室里。先生这两年情况越来越不好了,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但如果是秋雅姐的儿子,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我大步走向那个房间,猛地推开门。我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质问的话语,准备用最尖锐的词汇去刺痛这个破坏我家庭的男人。

然而当我看清房间里的景象时,我当场愣住了,所有的愤怒在瞬间化为乌有,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无法挪动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