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那个冬天，似乎比往年都要冷得早些，连绵的大雪将村子封了个严实，北风跟刀子似的在窗户缝里呜呜作响。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三年级，父亲在前一年因为一场意外撒手人寰，留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家里本就没什么积蓄，为了给父亲办后事，还欠下了亲戚朋友一笔债。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她没日没夜地干活，白天下地，晚上糊火柴盒，硬是用那双生满老茧的手，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那天傍晚，天快黑了，雪下得又大又急。母亲刚把糊好的火柴盒摞在炕头上，正准备去灶间熬点红薯粥，院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断断续续的敲门声。那声音很轻，夹杂在风雪中几乎听不见。母亲愣了一下，披上那件补了又补的老棉袄，走到院子里拔开了门栓。
门外站着一个浑身是雪的男人，手里摸索着一根发黑的竹拐棍，背上背着一把破旧的二胡。他穿着一件单薄的旧棉衣，里面的棉絮有的地方都露了出来，嘴唇冻得发紫，整个人都在剧烈地打哆嗦。最让人注意的是他的眼睛，双眼紧闭，眼窝深陷，是个瞎子。
他摸索着往前探了探身子，声音嘶哑地开了口，问能不能讨口热水喝，实在冻得走不动了。母亲是个心软的人，虽然那个年代家里都穷，对陌生人也有防备，但看着眼前这个连站都站不稳的盲人，她没有犹豫，赶紧侧过身子，把他让进了堂屋。
屋里虽然生着微弱的炉火，但总比外面冰天雪地强得多。母亲让他坐在炉子旁烤火，转头去灶间不仅舀了热水，还狠了狠心，在红薯粥里下了半碗棒子面，又切了一小碟自家腌的咸菜端了上来。瞎子听到碗筷的动静，连声道谢，双手颤抖着接过碗，吃得狼吞虎咽，显然是饿了很久。
吃过饭，瞎子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他告诉母亲，他是个走村串巷算命糊口的，走到半路遇上大雪，迷了方向，原本想硬撑着走到下一个村子，结果差点冻死在路上。他摸索着去解背上的二胡，说要给母亲拉一段，或者算一卦，权当是饭钱。
母亲摆摆手，拦住了他。母亲说，大雪封门的，谁出门在外没个难处，一碗粥算不上什么。至于算命，母亲苦笑了一下，说她不信命。
要是命好，孩子他爹也不会走得那么早；要是命不好，日子还得一天天往下过，全凭自己这双手，算出来又能咋样。瞎子听了这话，愣了一会儿，默默地放下了二胡，叹了口气，没再勉强。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母亲把他安顿在偏房里，那里虽然冷，但好歹有张空床，母亲又抱去了一床旧棉被。
接下来的三天，大雪封路，瞎子就在我家住了下来。他眼睛看不见，但人很安静，从不乱走动，甚至还会凭着听觉，帮母亲在院子里摸索着劈点柴火。
那几天，母亲一直在为一件事情发愁，那就是后院塌了半边的猪圈。为了多挣点钱还债和供我上学，母亲东拼西凑借了一点钱，买了一批砖，打算等雪化了把猪圈重新盖起来，开春抓两头小猪仔养着。
这不仅是家里的希望，更是母亲心头的大事。只要天气稍好一点，母亲就会去后院清理猪圈的废墟，用铁锹把冻硬的土块铲平。
瞎子有时候会拄着拐棍，循着母亲干活的声音走到后院。他站在一旁，听着母亲铲土、搬砖的动静，偶尔用手里的竹拐棍在地上敲敲打打。母亲怕他摔着，总是让他回屋歇着，他却笑着说，自己虽然眼瞎，但心不瞎，听着这干活的声音，觉得心里踏实。
到了第四天，雪终于停了，虽然路还很难走，但天色放晴了。瞎子执意要走，说不能再添麻烦了。母亲见留不住，便进屋把昨晚贴的两个玉米面饼子塞进他的布包里，让他路上带着吃。
瞎子站在院门外，整理了一下背上的二胡，深深地给母亲鞠了一躬。母亲赶紧去扶他，连说使不得。他直起身子，没有立刻走，而是转过头，面向后院猪圈的方向，沉默了片刻。
他手里的竹拐棍在雪地上轻轻点了两下，然后语气异常郑重地对母亲说：“大妹子，你是个难得的善人，心肠好，人又坚强。我没别的能报答你，临走前我只说一句话，你千万记住。”
母亲有些疑惑，看着他。瞎子压低了声音说：“你家后院那个猪圈，先别急着盖。你要是有力气，就在原来猪圈的那个坎儿下面，往下挖三尺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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