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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声长苦有谁闻？老向湘山与楚云。
海峤新辞永嘉守，夷门重见信陵君。
田园松菊今迷路，霄汉鸳鸿久绝群。
幸遇甘泉尚词赋，不知何客荐雄文。——唐 刘禹锡《酬令狐相公赠别》
简译：
我在越地（南方贬所）发出的悲苦长叹，有谁能真正听见呢？如今我已经老去，半生都在湘山楚水的贬谪之地漂泊。
刚刚辞别滨海荒远的州郡（和州），一如当年外放永嘉的谢灵运，来到大梁夷门，有幸再度拜见如同信陵君一般礼贤爱士的您。
想要回归田园，赏菊饮酒，却发现如今早已迷失了归路，而那云霄之上的高官显贵（鸳鸿），我也已经很久没有交集了。
万幸的是，当今圣上依然看重辞赋文章，只是不知道，还会有哪位贵客，能向朝廷推荐我的文章呢？
赏析：
宝历二年冬，刘禹锡和州刺史期满，卸任北归，在扬州与白居易意外相逢，遂携舟结伴，循着大运河北上。
翌年正月，一路风尘抵达汴州大梁，彼时令狐楚坐镇宣武军，治所即在汴州，于是二人一同登门谒见。
白居易赴苏州时就曾拜访令狐楚，刘禹锡与令狐楚神交多年，这是二人平生第一次从容相聚。
数日宴游唱和，临别之时，令狐楚赠诗抒发惜别之意，刘禹锡挥笔酬答，写下这首《酬令狐相公赠别》。
世人皆知刘禹锡为“诗豪”，惯读他“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旷达，可这首七律，却藏着他极少袒露的疲惫与迷茫。
越声长苦有谁闻？老向湘山与楚云。
首联自述身世，倾诉辛酸，落笔便定下沉郁、悲凉的基调，是诗人对自己二十多年贬谪生涯的血泪总结。
“越声”是江南凄苦之声，也是诗人自况，永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辗转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地，长久羁留湘楚蛮荒之地。
二十余载岁月消磨，满腹忧怀与济世之志，如同哀哀越曲，少有当局者倾听，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在意他的痛苦与冤屈，怎不绝望。
一个“老”字尤为惊心，壮年遭贬，垂暮始得北归，漫长的漂泊耗尽年华，青春与抱负都在巴山楚水的烟雨中消磨殆尽了。
“湘山与楚云”指的是湖南、湖北一带的山水，刘禹锡被贬南方，二十三年来，足迹遍布湘楚大地。
刘禹锡性格豪爽，后世之人称其为“诗豪”，可历经沧桑，重回中原，面对挚友 ，他还是卸下了坚强的伪装，将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
海峤新辞永嘉守，夷门重见信陵君。
颔联笔锋一转，由自伤转入相逢之喜，对仗工整，典故浑然天成。
诗人以谢灵运自比，刚刚卸任滨海的和州刺史，恰似当年被外放永嘉的才子，长期遭朝廷疏远。
而今北归，脚步踏入大梁（汴州）夷门故地，得以拜见令狐楚，如同寒士侯赢遇见礼贤下士的信陵君。
谢灵运是南朝诗人，出身名门，才华横溢，永初三年，受朝中权贵排挤，被外放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远走山海之间。
“永贞革新”失败后，作为改革集团的核心人物，刘禹锡遭贬蛮荒，一去二十多年，与谢灵运的政治失意如出一辙。
永嘉濒临山海，故称“海峤”，刘禹锡刚刚辞别的和州，也是滨江近海，故他用“辞永嘉守”代指自己南方的贬所。
汴州是魏国都城，信陵君魏无忌礼贤下士，极度渴求和尊重人才，彼时，城东门（夷门）有个七十岁的守门人叫侯赢，家境贫寒却极有才华。
信陵君求贤若渴，亲自驾车去夷门迎接他，还把车上最尊贵的位置让给他，侯嬴感念信陵君的知遇之恩，为其出谋划策，不惜以死效命。
令狐楚年长刘禹锡六岁，文名满天下，后来位列宰辅，二人以诗文为纽带，相交数十年，是彼此赏识的文字知己。
令狐楚爱惜刘禹锡才华，同情他长久沉沦，但受制于朝堂局势，永贞旧臣始终是朝廷忌惮的对象，他无力扭转大局，不曾正式举荐。
刘禹锡心中清楚这层现实，故而以信陵君作比，是由衷敬重对方胸襟惜才，却并无攀附乞官的卑屈。
久处蛮荒，忽逢知己，短暂相逢，足以慰藉长久孤独，一抑一扬之间，情绪起伏错落，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田园松菊今迷路，霄汉鸳鸿久绝群。
颈联收回思绪，欢喜转瞬消散，再度落入内心的矛盾与迷茫，是全诗最耐人咀嚼之处。
诗人化用陶渊明归隐的意象，想要寻一片田园归隐，松菊小径早已迷失，高空之中鸳鸿齐飞，而自己长久远离朝堂同僚，孑然孤立。
此次北归，只是刺史任满，按规矩返乡待命，并不是朝廷要重用他，前路去向悬而未决，这也是他的“迷路”。
这一联写尽进退失据的困境，北归洛阳，不代表前路坦荡，出仕，多年远离中枢，难以伸展抱负，归隐，半生奔走，早已没有可供安身的田园。
一边是无法割舍的士子理想，一边是厌倦漂泊的疲惫，素来以刚强豁达著称的诗豪，在此处卸下铠甲，将无处安放的怅惘缓缓道出。
幸遇甘泉尚词赋，不知何客荐雄文。
尾联点明了全诗的诉求，含蓄蕴藉，韵味悠长，借用汉武帝甘泉宫招揽辞赋之士，司马相如因人举荐的典故。
庆幸当今圣上依然重视辞赋文章，仍有容纳文士的空间，可转念自问，茫茫朝野，究竟谁能举荐怀抱治国之才的人？
这两句委婉克制，没有直白地恳求令狐楚伸出援手，只是发出一声深沉的慨叹，他感念令狐楚的知遇之情，却不寄于不切实际的期待。
世人常将刘禹锡和白居易并称，视作同命相连的迁客，其实不然，二人虽然都长期在南方做官，但处境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白居易遭贬江州，源于直言招祸，只是一时遭权贵排挤，罪名较轻，风波过后仍有顺遂的晋升通道。
刘禹锡不同，他深陷永贞革新的政治漩涡，被朝廷划入“二王八司马”的逆党之列，唐宪宗还下了隐形禁令，不适宜大赦制度。
彼时，如若不是唐宪宗故去，刘禹锡几乎不存在重返中原的机会，最多只能在南方偏远州郡之间平调，很难北归。
所以，大和元年汴州相逢之时，两人心境迥然，白居易得以从容叙旧，把酒谈笑，可刘禹锡的笔下，却藏着一层难以消解的沉郁。
纵然是遇见令狐楚这般惜才的知己，他内心也清醒明白，横亘在身前的政治壁垒，远非一人之力能够消解。
参考文献：
《刘宾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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