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成都市委十四届九次全会召开，“强县活区”成为贯穿会议的战略焦点。
成都长期面临着一道现实考题：如何跳出传统圈层式发展的路径依赖，让不同区域在市域一盘棋中各展所长？
答案指向“产业协同”。全会明确提出，坚决破除圈层思维，推动区（市）县突出产业重点、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毗邻地区融合发展，提升现代化产业综合能级。
长期以来，行政壁垒容易导致交界地带成为基础设施滞后、产业布局断裂的“城市洼地”，甚至被大众形容为“一街两重天”的城市伤疤。中心城区与新区、城区与县市之间，明明地缘相接，却往往守着富集资源各自为战。
打破行政区划的“围墙”，让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成都正在区域交界地带展开一场从“物理相邻”到“化学相融”的机制探索。
地缘破界：
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新路径
在成都中心城区西南方向，一片区域正经历着发展逻辑的重构。成都高新区和双流区以“优势互补、充分授权、共建共享”为原则，合作共建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成为早期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试点之一。
两个行政区的合作并非简单叠加：双方共同出资组建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按照“管委会+专业公司+业界共治”的组织架构推进建设。这种模式的底层逻辑，是找到双方的价值契合点——高新区的优势在于前沿技术把握和高端资源聚合，双流区则拥有广阔的承载空间和社会治理经验。
“推动跨区域合作，核心是建立双方价值追求一致、资源优势互补、利益共赢共享的基础，才能调动持续参与的积极性。”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相关负责人表示，起步阶段两地便达成共识：不唯速度、不唯产值、不唯规模，聚焦产业生态构建本身。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这种深度绑定的机制设计，逐渐显现出流程优化的空间。园区内，一桥生物技术创新药物全球总部及制造基地是成都首个以“标准地”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项目，从土地成交到取得不动产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仅用时27天，“拿地即发证”“拿地即建设”逐渐成为常态化机制。
对企业而言，行政边界的消解直接转化为办事效率的提升。四川臻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桂腾达对此感受明显：以往咨询医疗器械注册相关业务，需辗转多个市级部门排队等候，如今生物城内的药监服务站可提供全流程辅导，“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就能解决核心疑问，这种服务响应让企业对扎根发展更有预期。”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探索，恰是全会关于“提升现代化产业综合能级”部署的生动缩影。目前，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已落地项目超300个，聚集各类生物医药企业超500家，构建起覆盖新药发现到中试生产的77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全会明确要求，支持城市新区“在创新策源、科产融合、制度创新上发挥引领作用”，支持县市新城“在产业能级、经济规模上实现新突破”，更要“深化产业园区集成授权改革试点，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当毗邻地区破除圈层思维，在产业链上精准咬合、在机制上协同发力，便能激活“1+1>2”的叠加效应。高新与双流打破行政藩篱共建生物城，正是高新区发挥创新策源与制度优势、双流区释放产业承载空间潜能的深度耦合。
功能互补：
构建跨区域产业协作垂直分工样本
将视线从西南转向西北，青羊区与崇州市的协作，呈现出另一种毗邻协同的逻辑——基于产业环节的差异化优势，探索垂直分工模式。
青羊区集聚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等航空产业链链主，研发设计能力突出，但作为中心城区，土地空间约束日益凸显；崇州市距中心城区仅30公里，拥有20分钟高铁通勤圈，产业承载空间充裕，且已具备一定航空配套基础。两地划定6.4平方公里打造青崇航空科技产业园，尝试“总部在青羊、生产在崇州”的功能分工。
资料图
中发天信（四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臣介绍，位于崇州的中发天信发动机生产和地面实验台基地将于今年年底交付。这类高空模拟测试设施在国内仍属稀缺资源，按规划2027年投产后可年产轻型航空发动机200台，产值约15亿元。
“这并非传统的产业转移，而是像‘拼乐高’一样，把研发、试验、制造等不同环节的‘能力模块’，配置到最能发挥比较优势的区域。”在刘臣看来，这种协同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同时实现“贴近市场、优化资源、增强韧性”三个目标。
中发天信（崇州）新型航空发动机科研制造基地项目示意图
产业协同的效应，也在微观层面逐步显现。四川旋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刚投产的无人系统测试验证训练基地内，工业机械臂正在采集人刷鞋子的动作数据，用于训练机器人的“大脑”。总经理朱亚夫提到，公司将总部迁至崇州的过程中，由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和崇州相关部门组成的全周期专班，推动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11个月，较原计划提前半年。
支撑这种效率的，是两地联合建立的动力机制：青羊区和崇州市共同出资5亿元成立青崇航空产业开发公司，形成“税收反哺+资本滚动”的运行模式；同时建立全周期监测调度机制，推行“园区事园区办”，最大限度减少行政边界对要素流动的阻滞。
目前，青崇航空科技产业园已引育重点企业40余家，初步形成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整机总装的产业格局。下一步，两地正着手完善产业协同配套政策，探索“资金注入+技术转化”方式，协同开展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深化“总部+基地”“研发+生产”的垂直分工模式，让其更具可持续性。
这一实践与全会提出的“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发展，推进毗邻地区融合发展”要求高度契合。其核心价值在于证明：毗邻地区不必追求“小而全”的产业布局，通过精准识别产业链各环节的比较优势，完全可以实现“功能互补、同频共振”。
机制释能：
从“物理相邻”到“化学相融”的产业逻辑
无论是高新与双流的“两区共建”，还是青羊与崇州的“垂直分工”，其本质都是在消解圈层发展的固化思维。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高级经济师高璐认为，这些探索的核心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区域协作的局限：“过去很多区域协作停留在传统产业转移或零散项目合作，而上述实践都是基于全市重点产业链，协同布局总部、研发、制造等产业环节，实现了‘活区’与‘强县’的同步推进。”
在高璐看来，毗邻地区协同产生“1+1>2”效应的关键，在于破解了三个长期存在的堵点：一是资源错配，通过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让研发和制造紧密咬合；二是浅层合作，通过共同编制规划、联合招商，从单个企业合作升级为全链条产业共建；三是动力不足，通过两地合资开发、财税分成等机制，把行政区间的利益顾虑转化为共同做大蛋糕的积极性。
以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为例，高璐指出，两地国有平台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市场化运营主体，本质上是让政府从“管理员”变成了“合伙人”。这种逻辑升级，使得园区盈利模式从早期的租金，进化到股权投资，再升级到提供全周期集成服务，真正推动了园区由物理空间向价值增值平台转变。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这种机制创新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高璐分析，单一行政区很难同时承载高密度科研空间和大规模量产基地，往往陷入“要么缺空间、要么缺平台”的困境。而高新联动双流、青羊联动崇州的实践表明，中心城区或城市新区可利用实验室和小试平台搞创新，周边区域可利用低成本空间承接中试和量产，大幅缩短了从技术验证到产业化的周期。“更重要的是，两地可以打破制度壁垒，共享创新资源，降低企业试错成本，这对成都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从“物理相邻”到“化学相融”，未来仍需在机制层面持续细化。全会指出，要提升现代化产业综合能级。坚决破除圈层思维，推动区（市）县突出产业重点、强化产业协同，以特色化、专业化、协同化发展实现产业突围、能级提升。
高璐建议，未来推进类似协作，须以利益契合点为核心，加快共建“飞地园区”“园中园”，并探索建立透明、细化的跨区域统计分算、财税分成的利益分享机制。“具体分配可以根据投入和贡献大小‘一事一议’，但前提是先把‘分蛋糕’的规则定明白，这样合作才能长久。”她认为，成都不少毗邻区域其实都具备联动潜力，有的虽然属于同一个产业类别，但剖开产业链条看，各自分属不同环节，完全可以找到合作的动能。“基于自身发展基础，找到与其他区（市）县的契合点，在更大范围内整合优化资源，就能够最大化释放两地比较优势的叠加效应。”
红星新闻记者 方舟
编辑 李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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