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991年8月17日-1994年8月6日在铁门一中（原嵩岳中学，现兰亭中学）任教过三年时间。
那三年，是我人生第一次远离故乡，成为游子，所以，铁门应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
原铁门一中的教学楼——培华楼，和以前传说中的千唐志斋遥遥相望，中间只隔着一个操场和一条马路，算是近邻。所以有机会进过几次千唐志斋，也经常在街上见到一位总是戴着眼镜、低着头、蓬松着一头长发的学者形象，他就是千唐志斋的主人——赵跟喜先生。
所以，近两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公众号里见到了“涧尾居赵跟喜”的公众号之后，便倍感亲切，毫不犹豫的加了关注，从此一字不落的读了他的《蛰庐日记》及其他一些关于千唐志斋的文字。近日，又开篇了《蛰庐书简》。所有篇什，一一读过，深感五味杂陈，不胜唏嘘。
之所以背井离乡，远走铁门，是因为1991年春节过后，我请假到山西运城万荣高村一家小儿麻痹专科医院去治病，债台高筑。万不得已，才远离故乡，到了铁门。
那时候，铁门不通公共汽车，每次返校，都是从石井掏2.5元坐公共汽车到庙头，然后转乘5毛钱的三轮蹦蹦车到铁门街。第一年，小妹随我在铁中就读，学校没有宿舍，就借住在她的同班同学家中。郭同学不是别人，她的母亲是张梅阿姨，她的姥姥就是赵瑞霞老人，当时住在张钫故居临街的“倒座”里。上去月台，进去正门，西边两间吧。为表谢意，我到郭同学家里去过几次。
那三年，到洛阳水泥厂洗过澡，到沙岩矿（洛阳玻璃厂矿山）看过电影，到段家沟水库游玩过，到过王乔洞，涉玉梅河，看过“柏树顶缸”。无数次登上凤凰山——因为铁门一中当时就在山西侧，只是没上过青龙山。
第一次见到“千唐志斋”的名号，是在310国道边沟头村口通向铁门街的拐弯处，有一块不大的路标牌，上书“千唐志斋”四字。但第一次去铁门街，因有要事在身，不知千唐志斋就藏在镇政府的办公楼后边，更不知道铁中西邻那一带古色古香的围墙内，就是蛰庐所在地。路过千唐志斋大门口，甚至连侧目而视的机会也没有。等带着行李真正到了铁门一中工作之后，才渐渐了解了这一切。
我到铁门一中时，千唐志斋的外围环境还没有发生变化：镇政府的楼还在现在的正门处，楼前广场就是铁门街集市最热闹的地方；铁门邮电所还在路西蛰庐东北角院内，路东是铁门信用社。斋内张钫墓、千千亭、又又亭、古色古香的大门都已建好，而《蛰庐日记》中，为了这些建筑，赵先生可谓跑细了腿、磨破了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三年间，斋内最大的变化，就是整体规划布局已定，分上下院、东西园：下院主体是墓志所在的天井窑院，上院主体是精心布局的花园景致；西园主体是碑廊，东园主体是张钫墓。
等到1994年8月我离开时，千唐志斋的外围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仿古一条街正在拆迁建设中。2003年冬，《洛阳日报·新安版》组织了一次千唐志斋笔会，笔者有幸忝列其中。时隔9年，再回铁门，又见蛰庐，旧貌换新颜。只是笔会结束不久，未及交稿，报已停刊。写过一篇拙文，命曰《又见蛰庐》
在铁中三年，学校唯一一次参与千唐志斋的活动，就是菲律宾华裔商人郑周敏先生的“黄河题词”碑揭碑仪式，学校派了两个班的学生参加，班主任带队。
赵先生的公子当时就在铁门一中就读，我教他语文，陈小友老师是他的班主任，曾就赵同学的学习情况写信和赵先生交流。赵先生回信时，赠他一本诗集《少女河》。因此，有一次陈老师和我说起过，赵同学的父亲是千唐志斋负责人，还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出版有诗集《少女河》。
30多年后的今天，细读赵跟喜先生的《蛰庐日记》，心中顿生无限惆怅！为什么？
我1982年初中毕业，遭遇“中招考试加试体育，成绩计入升学总分”的政策试点，因身体残疾，体育考了0分，1分之差落榜；加之家境贫寒，复读身体依然无望，无奈回乡务农。
在家五年半时间，先是学了一年半医生，之后因不感兴趣，弃医从文。先是在县广播站发过两篇新闻稿，后参加《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学习，在函授教材《文学之友》上发表过两首诗歌，时间是在1987年和1988年的春天。
这期间，只和同为函授学员、距离自己最近的渑池仁村的王天翔兄（笔名寒中草，退伍军人）联系过，其他再没见过一个文学青年或是一位诗人、作家的一根毫毛。
但从《蛰庐日记》中了解到，我在和蛰庐仅一路之隔的铁门一中呆了三年，当时赵先生的诗集《少女河》《竹篱笆》先后出版，全国各地向赵先生写信请教、汇款购书的中学生、文学青年、写作爱好者多如牛毛，不计其数！可一路之隔的铁门一中中的学生们和老师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关键的问题是，赵先生的公子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现在想想，我们究竟错过了什么？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墙内开花墙外香”么？
当自己在钟爱的文学之路上苦苦求索的时候，却对近在咫尺的身边的诗人、作家一无所知，而赵先生那时，已经是各级作协、文联的朋友遍天下了！
由衷佩服赵先生的原因有二：一是他的《蛰庐日记》从第一天开始，就一天不落；而自己从1984年春天开始读书写作那天起，就开始记日记，中间中断了无数次，又重启了无数次。到现在留存下来的日记只有一少半不到！有我离开故乡后，家人不知爱惜丢失的，也有自己结婚整房子，不小心放在走廊上，连书带日记、所有写作手稿遭雨化成纸浆的！现在，在赵先生的公众号里一篇篇读着他的日记、书简、文稿，每每想起自己痛失的那些爱物，就不由心如刀绞、肝肠寸断！
二是先生往来的所有书简，来信都保存得完好如初，按时间编码排序，分门别类，一封不少；所有去信一封不落，都留有底稿，分门别类，一字不少！
反观自己，和学生、和朋友、和家人、和报刊社、学术机构等来来往往的信件也不少，可自己从来没想过，写给他人的信件要一一留存底稿！而收到的他人来信，也没有精心保存，有相当一部分都随书籍、日记、手稿丢的丢，淋的淋，所剩无几了！
上世纪一十年代末（1918年），位于铁门镇西北方向之张钫公馆初成，遂在公馆后购地筑园。张钫父亲张子温病逝于1921年。蛰庐，是张钫先生依礼为父守制期间扩建的私家园林。初为石屋书舍——这是因为依古礼，官员遭遇丁忧之后，须立即解职回乡；三年守制（实为27个月）期间，孝子多居墓旁“庐墓”或家中简陋处，睡草垫（苫）、枕土块或砖，以示哀痛毁瘠——定名“蛰庐”。1923年，康有为游陕过豫，为花园题额“蛰庐”。
张钫先生自1931年开始，广泛搜罗墓志石刻，得唐志1400余方，在花园辟地建斋，遂有“千唐志斋”之名、“石刻唐书”之誉。传闻镶嵌墓志于斋中内外墙壁，实为防不测也。十年期间除“四旧”，无奈以石灰抹之，才使国宝躲过一劫，足见张钫先生之高瞻远瞩、足智多谋、用心良苦、珍爱至极也！
此举遂使天下唐书成三部：后晋时修旧唐书、北宋时修新唐书、民国张钫修石刻唐书！这是一部弥足珍贵的唐史原始档案，“可印证史书记载之确实，补充史书记载之不足，纠正史书记载之舛误。斯乃中华文明之遗产，弥足珍贵，先生蒐藏，厥功甚伟！”赵跟喜先生如是说。
赵跟喜先生在《蛰庐日记》中提到，在千唐志斋抢救性修复期间，国家文物局专家现场指导工作，明确提出：应尽可能减少墓志拓片的次数，以防反复捶打损害志石！读至此处，触目惊心！
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笔者只想弱弱地问一句：历任者在这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好在先生在侧，我们后来人的一举一动，他老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可千万别让先生伤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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