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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日报）
动画电影《八仙》在今年电影暑假档赢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在小人物逆袭的赛道上又扳下一城。
片尾，何仙姑说了一句：“没人见过无心昌。只要做对的事，人人都是无心昌。”是不是让人觉得耳熟？对了，你一定是周星驰的铁粉！因为他在《食神》里的原话就是“根本就没有食神。只要用心，人人都可以是食神。”
这两句话揭示了中国文艺里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精神核心，我们来捋一捋。
古人幻想通过“遇仙”改命
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动漫里面几乎都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模式：一事无成的平凡小子，有一天忽然遇见了某位大神，获得了超能力，从而逆天改命，变成了拯救世界的超人。但这个模式并不是今天的人创造出来的。
实际上，“遇仙改命”是中国叙事文学最古老的母题之一，魏晋志怪中就有凡人误入仙境、归来已过百年的故事。但真正将“遇仙”与“市井小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并赋予其深刻世俗关怀的，要数明清戏曲与小说。
市井小人物撞大运的例子当属“三言二拍”里有一个故事叫《转运汉巧遇洞庭红》，讲一个倒霉透顶的商人文若虚，因搭船出海偶然捡到一个龟壳而一夜暴富。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里有“二梦”也是“遇仙”故事。《邯郸记》里落魄书生卢生在邯郸旅店偶遇仙人，得赠一枕。梦中他历经荣辱，位极人臣，醒来却发现店家的黄粱饭还没煮熟。《南柯记》里游侠淳于棼醉酒入梦，被引入槐安国，娶了公主，做了南柯太守。醒来才发现，所谓的槐安国不过是老槐树下的一个蚂蚁窝。
在蒲松龄笔下更多是穷书生被狐妖、女鬼所“遇”。她们带来了慰藉与财富，但最终大都飘然离去，留下一段怅然。
“遇仙”故事承载了中国百姓最朴素的心理：一是渴望奇迹。因为在古代，改变命运的途径太狭窄，所以人们对“遇仙”这种非现实力量的想象就非常天马行空。二是故事充斥着苦涩的底色。故事的开始永远是世俗的、困窘的，布满生存的挣扎与人性的算计。
它不是英雄史诗的悲壮，而是市井小民在生存的泥沼里扑腾出水花。
周星驰从苦难里挖出奇迹
这条源自古代的市井文脉，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找到了另一种表达形式，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由此诞生。
在周星驰电影里，他永远扮演那些为了生存而坑蒙拐骗、精于算计，却始终保有善良底线的小人物。周星驰的颠覆性在于，他延伸了“遇仙”这种套路，将小人物改变命运的契机换了一种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苦涩的狂欢”。
在《武状元苏乞儿》里，苏灿从云端跌入谷底，在“苦海无涯”中学会了降龙十八掌。到了《功夫》，那本《如来神掌》的奇遇是起点，但阿星最终破茧成蝶的瞬间，是在火云邪神和“神雕侠侣”决战之时，内心选择了帮助后者。
周星驰的电影画面感很强，好像在看漫画。但他和陪伴了“80后”、“90后”的日式“中二”（“中学二年级”的简称，代表幼稚又热血的年纪）热血动漫有很大的区别。“中二”动漫的主角拥有青春的特权，可以试错，而周星驰的主角是成年世界里被生活捶打却拒不倒下的小市民。他们的笑料不是无忧无虑的插科打诨，而是对困境进行消解与自嘲。
在周星驰喜剧里，小人物改变的命运可能并不是从一贫如洗变得大富大贵，而是人性的觉醒，是人重新拾起自己的尊严。
新一代导演们来接棒了
从古典的“遇仙改命”到周星驰的“无厘头狂欢改命”，这一具有中国本土基因的叙事传统，深刻影响了如今中国电影的中坚力量。
生于1980年的饺子，用一部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票房最高纪录。哪吒喊出的“我命由我”的呐喊，和周星驰“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如出一辙。哪吒的黑眼圈、手插裤兜的吊儿郎当，正是阿星这类“反英雄”主角的动画化呈现。
动画电影《八仙》将成仙前的八个人设定为坑蒙拐骗的边缘人，也是从中国古典“遇仙”文艺作品到周星驰电影“苦涩的狂欢”的直接继承。神仙下凡，不是来拯救世人，而是历经凡尘磨砺。这与周星驰《食神》中史蒂芬·周先沦为落魄小丑再重整旗鼓的内核一脉相承。这正是中国本土的“市民美学”在当代电影中的复兴。它不同于精英文化的肃穆，也不同于田园牧歌的纯美，它是一种充满生命力、带着泥土和汗味的美学。
当钟离权说出“红土在，八仙就在”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数百年前市井小巷里，那个落魄书生遇见神仙时的第一声心跳；而这心跳声，也早已通过周星驰的电影，融入了无数普通观众的青春岁月，成为他们与困境作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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