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社会讲述自身故事的方式，有一种近乎固定的模式。一旦发生事件，几分钟内角色就会被分配完毕：谁是受害者，谁是攻击者；谁正当，谁有罪。至于事实，往往要到更晚的时候才会被认真核查，甚至根本不会。等到那时，舆论其实早已作出裁断。
上周五，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纳布卢斯西南部的巴勒斯坦村庄特勒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当日清晨，数十名持枪以色列定居者闯入村庄边缘的民宅和农田，随后定居者和以军士兵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另有2名以色列人死亡，分别是一名定居点保安和一名军官。
以色列媒体最初的标题写的是“一名以色列徒步者”在交火中死亡。几小时内，“恐怖袭击”和“恐怖分子”等说法接连出现。在任何严肃调查开始之前，整个村庄实际上就已经先被推上了被告席。但这起事件，并不是从2名以色列人死亡开始的。
根据目击者说法和网上流传的视频，持枪定居者是从哈瓦特吉拉德方向进入村庄的。哈瓦特吉拉德是一个非法以色列定居者前哨点，长期与周边巴勒斯坦社区发生冲突并发动袭击。一段被广泛传播的视频似乎显示，一名定居者拔出枪支并威胁要开枪。
据称，随后发生了肢体冲突，并升级为致命枪击。以色列当局则给出了不同版本。两种说法之间的出入，恰恰说明需要展开彻底而独立的调查，而不是立刻接受某一种单一叙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这些持枪定居者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巴勒斯坦村庄里？
这个问题触及以色列公共讨论中最根深蒂固的假设之一：犹太定居者几乎被默认拥有不受限制地穿行巴勒斯坦社区的权利，而巴勒斯坦人却连在自己村庄里安全生活这样最基本的权利，也常常要被要求作出辩解。特勒村居民那天早晨醒来，并不是为了寻求冲突。他们醒来时面对的，是如今已在整个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扎根的现实。以色列人权组织和国际观察机构一再记录到，持枪定居者团体不断侵占农田、放牧区，甚至有时直接进入巴勒斯坦村庄。
每当这种暴力以悲剧收场，更大的背景就会消失，所有事情都被压缩成一个词：恐怖主义。但恐怖主义不是一个族裔标签。如果持枪平民通过持续恐吓，对另一群平民施加恐怖，试图把一个个家庭逼离土地，这应当被称为什么？仅仅因为施暴者是犹太人，这个定义就会改变吗？
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由两套权利体系支配，这种分裂并不只是法律层面的。它实际上划出了两种不同的人命价值标准。犹太定居者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得到执法机构更强的保护，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几乎不受追究。巴勒斯坦人往往在事实尚未查明之前，就已经被当作嫌疑人对待。
“犹太至上”常被斥为口号。但在现实中，它是一套统治体系：一个人能得到怎样的保护，享有哪些权利，社会会对其有罪还是无辜作出何种预设，都取决于其民族身份。定居者暴力已经成为一种针对特定族裔的驱离手段。日复一日的恐吓行动早有大量记录：侵入私人土地，闯入放牧区，封锁道路，拔除橄榄树，焚烧房屋和田地，袭击农民和牧羊人。
其目的，是让正常生活无法继续，直到巴勒斯坦人放弃自己的家园和土地。当人们因为认定不会有任何权力机构保护自己而离开时，这就是强迫迁移。在官方语言中，这一切都被漂白成一个无血色的词：“摩擦”。这是以色列军方用来描述定居者前哨点周边暴力的委婉说法。联合国监测人员也同样把“摩擦加剧”列为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土地的压力之一。
后果已经清晰可见。根据联合国数据，自2023年初以来，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117个巴勒斯坦牧民和贝都因社区，已因定居者袭击及相关限制而全部或部分流离失所，近6000人被迫离开家园。应当直呼其名：这是系统性地将一支平民人口从其土地上驱离。
这些事件已经不能再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当同样的模式在整个约旦河西岸反复出现，而高级政治领导人又公开主张扩大定居点、建立新的前哨点、减少巴勒斯坦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存在时，再把这一切解释为巧合，已难以令人信服。不妨设想一个相反的场景：20名持枪巴勒斯坦人进入哈瓦特吉拉德。他们不开枪，只是在社区内行走，并与居民对峙。
要过多久，所有电视演播室才会一致宣布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会有多少政客要求军事报复？又会有多少评论员质疑定居者是否有权自卫？答案其实众所周知。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多年来，以色列政界一直高调捍卫所谓“德罗米法”。这项立法扩大了个人在保卫住宅、农场和财产免受闯入者侵害时所享有的法律保护。
但这一原则是普遍适用的，还是只适用于犹太人？当持枪定居者进入巴勒斯坦村庄时，巴勒斯坦居民是否享有同样的法律和道义上的自卫权？还是说，德罗米法背后的原则，只在闯入者是阿拉伯人、房主是犹太人时才成立？这既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如果自卫权取决于一个人的民族身份，那么法律面前的平等就已经不复存在。
对犹太人是一套法律，对巴勒斯坦人则是另一套。世界上许多人把这样的体系称为：占领之下的种族隔离。如果法律不再对身份保持中立，而是按国族身份区分不同的人，任何民主制度都无法长久维系。
反对暴力，建立在一个简单前提之上：每一条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上周五，有2名以色列人丧生，也有4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所有这些死亡本都应当被避免。一个有道德的社会，不会决定哪些受害者值得同情，哪些受害者则从公共意识中消失。
在这一点上，那些自称代表以色列民主阵营的人也失职了。原本期待反对派民主党领导人亚伊尔·戈兰及其同僚要求展开全面调查，并承认定居者暴力也是事件的一部分。但他们很快接受了从哈瓦特吉拉德传出的叙事。当以色列中间派和左翼政治力量也采用强硬保守派的概念框架时，政治分歧就只剩程度之别，而不再是原则之争。
以色列历史上最极端的政府仍在不断为煽动、至上主义和非人化的话语赋予正当性。就在上周五杀害发生后的数小时内，以色列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表示，特勒及其相邻的两个村庄“应该变成像纳布卢斯和图勒凯尔姆的难民营那样”，指的是这些难民营去年遭以军摧毁。
当部长和议员谈论抹去村庄、驱逐人口或实施集体惩罚时，他们的话语会塑造现实。它们会为暴力提供正当性，也会侵蚀法治。以色列常把自己描述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但衡量一个民主制度的真正标准，是不是每一条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其中也包括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特勒已经成为一个检验：以色列社会是否愿意面对现实本身，而不是面对它希望看到的现实。犹太哲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曾写道，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有些人有罪，但所有人都有责任”。在今天的以色列，权利并不平等，法律保护并不平等，有时甚至连对共同人性的基本承认，似乎也不平等。特勒村已经成为一场考验：以色列社会是否愿意直面现实，而不是沉溺于自己希望看到的图景。历史不会记住谁在特勒问题上赢得了争论，而会记住以色列最终选择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还是一套只保护部分人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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