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现场。

当菲尔兹奖得主名单公布的那一刻,整个中国数学圈都炸了——王虹、邓煜,两个中国籍数学家同时拿奖。这是菲尔兹奖设立快一百年来,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站上这个领奖台,而且一届就来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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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俩人竟然是北大数院2007级的同班同学。

一个班,同一年,出两个菲尔兹奖得主——这放在全球任何一所高校,都是能吹一辈子的战绩。

但伴随着这份荣耀,一段关于王虹的陈年往事被翻了出来,越看越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王虹这姑娘,跟邓煜完全不是一条路走过来的。

邓煜2006年高二就拿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2007年保送进北大数院。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履历干净漂亮,一路绿灯。

王虹呢?1991年生在广西桂林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镇中学数学老师,母亲是英语老师。她小学跳过两次级,5岁直接读二年级,后来又跳过六年级。2007年,16岁的她高考考了6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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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那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个人。她没够上,被调剂到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换一般人,可能就这么认了。北大已经很好了,地空学院也不差。但王虹不。她后来说过一句话:“做数学,我是非常肯定的。”

从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在为转系拼命。大一期间同时修两个专业的课,被人叫作“二次高考”。一年后,她硬是凭成绩转进了数学科学学院。

你以为这是“逆袭”的开始?

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北大数院是什么地方?那是全国竞赛金牌得主的集中营。王虹没有竞赛背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她就是个“小透明”。中科院院士、北大教授田刚后来也说过:“王虹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也不是最亮眼的。”

王虹自己怎么描述的?她说在北大期间的状态是“discourage”,用她的话说就是“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成绩长期在年级中游,连数院的保研资格都拿不到。

一个16岁考上北大、为了数学拼了命转专业的姑娘,进了自己梦想的学院之后,却发现自己根本不被看见。

然后,到了本科毕业申请出国的节骨眼上,更大的麻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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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申请的是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数学领域全球最顶尖的学校之一。申请需要笔试、面试,还需要推荐信。她去找数院的老师,希望有人能帮她写这封信。

结果呢?

据多家媒体报道,她向北大数院多位老师寻求推荐信,没有数院教师愿意为她撰写。

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手里拿着申请材料,站在一群顶尖数学教授面前,没人愿意为她写一封推荐信。

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

走投无路之下,王虹想起了一个人——大一在地空学院时的班主任,雷军老师。

注意,这位雷军老师跟小米创始人雷军只是同名同姓。公开资料显示,雷军1960年生于西藏拉萨,博士,曾任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副教授,现已退休。

说实话,这事儿跟雷军老师没什么“分内”关系。王虹早就转系了,专业跨度那么大,雷军老师又是搞地球物理的。他完全可以一句“不方便插手”就推掉。

但他没有。

雷军老师不仅为王虹写了赴法留学推荐信,早在她大一转专业的时候,还曾帮她协调选课。一个已经转走的学生,他本可以不管,但他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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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封推荐信,成了王虹叩开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大门的敲门砖。

如果没有这封信,她还能不能顺利出国?还能不能遇到后来改变她人生的法国导师伊万·马泰尔?还能不能在2026年站在菲尔兹奖的领奖台上?

这些问题没法验证,但答案,谁心里都清楚。

到了法国之后,王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她跟着教授伊万·马泰尔学习。马泰尔告诉她:“如果在阅读中遇到任何困难,你只需要把问题积累下来,下次见面时向我提问。”

王虹后来说:“这让我头一回意识到,我不必靠自己一个人解决所有问题,会有人愿意帮助我。这让我感到安心。”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她在北大没听到过。

在法国,她的数学才能被真正看见、被真正欣赏。马泰尔惊叹于她对分析方程的直觉,说她“远超同年级所有法国本土与国际学生”。后来还帮她申请到了MIT的博士。

2025年2月,王虹与合作者约书亚·扎尔完成了一份长达127页的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这个猜想源于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谷宗一提出的“转针问题”。菲尔兹奖的颁奖辞中特别提到了这项成果。

顺便说一句——王虹获奖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专门打电话祝贺她。

王虹获奖后,北大地空学院发文祝贺,称她是“我院2007级学生”。

这个措辞很有意思——她虽然转去了数院,但在北大最初的归属和最后的温暖,都来自地空学院。

网上还有一件事吵得很厉害。有人说王虹在获奖致谢中没有提及北大数院。但根据央视等媒体报道,她其实说过“在北大数院读书的岁月,在课堂上接触调和分析,让我受益终生”。她也提到了同班同学邓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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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网友为什么会产生“不感谢北大”的联想?也不难理解。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谁愿意帮忙,往往会记得更久。反过来说,谁在关键时刻没有伸手,也可能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

更让人唏嘘的是,王虹甚至没有参加北大2007级数院的本科毕业合照。这张空缺的合影,和她自述北大期间“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的心境,形成了一种无声的呼应。

一个后来站上世界之巅的数学家,在最该留下青春记忆的时刻,选择了缺席。

当然,也有替数院说话的声音。有自称与王虹同届的网友指出,出国申请本来就需要多封推荐信,不能因为其中一封来自地空学院,就断定“数院没人写”。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多家媒体明确报道“没有数院教师愿意为她撰写”,如果这个说法不实,按理说早就被辟谣了。

王虹的故事之所以传播得这么快,就是因为它同时包含了好几层东西——她曾经是成绩普通、找不到推荐信的学生,后来却站上了数学界的最高领奖台;她曾经不被看见,最终却成了全世界都认识的人。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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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是幸运的,她在最绝望的时候遇到了雷军老师。但还有多少“王虹”,因为没有遇到那个愿意写推荐信的人,而被永远挡在了门外?

教育最动人的部分,从来不是在一个人功成名就时锦上添花,而是在他还没有证明自己之前,有人愿意雪中送炭。

雷军老师那封推荐信,写的不仅是王虹的学术能力,更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信任。这种信任,比任何排名和分数都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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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虹和邓煜同班获奖,已经是北大数学教育史上一段极其特别的经历。但比奖项更值得记住的,或许是王虹从地空学院到数院,从一次次不被看见中咬牙走出去的过程。

一个人最后能走多远,靠的是长期努力。但能不能获得继续努力的机会,有时也取决于——身边有没有那个愿意写下推荐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