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公认，在电影这门现代综合性艺术出现之前，歌剧（opera）是最具整全秉性和跨界可能的艺术品种——它以音乐为核心，携手戏剧行动、文学语词与视觉景观，在一个具备特殊音响要求和技术条件的特定空间中，通过复杂而专业的协调运作，召唤众多不同门类的艺术从业者，并邀请关心和喜好这门特殊艺术的社会公众集聚一堂，共同参与某一传奇叙事的观演体验。显然，这是一种将音乐、戏剧、文学、美术、舞蹈、建筑、舞台机械、排演运行与剧院管理等集于一身的“巨无霸”事业，其复杂的运转必须依赖强有力的组织支撑和财政支援。难怪，自歌剧约四百余年前在意大利发源之后，它就作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而理所当然成为“高文化”的代名词，并依靠皇室、公国和贵族的支持而繁衍成长。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王公贵族的“旧制度”随着近代民主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不断消解，歌剧的运转支撑便转交给国家、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相关基金会或私人募捐补充来予以保障。顺理成章，20世纪以来，各国和主要大都市均以歌剧院作为高端地标来彰显自身文化抱负，乃至出现了为各自所在国度与城市争得美誉的所谓“世界四大歌剧院”盛名——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奥地利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英国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
不过，上述所谓“四大”也只是一面之词，因为其中并没有包括法国巴黎极为著名的加尼叶歌剧院（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该剧院曾被公认是全欧洲的歌剧中心，1989年后其歌剧演出功能被新建的巴黎巴士底歌剧院替代）、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和慕尼黑国家歌剧院、俄国莫斯科大剧院和圣彼得堡马林斯基歌剧院等世界一流歌剧院，也排除了德国拜罗伊特节日剧院、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极具特色和知名度的世界级演艺场所。至于世界各众多大城市甚至中小城市的歌剧院，往往也是所在国度文化、艺术、旅游乃至政治经济生活的枢纽核心。凡此种种，都证明了歌剧和歌剧院，因其与生俱来的特殊秉性，必然成为所在城市和国度的艺术聚焦所和文化关注点。
上海大歌剧院即将在今年10月中旬正式开业的消息，因而就成为上海和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界瞩目的焦点新闻和众人关切的日常谈资。这座以“中国扇”造型闻名、位于黄埔江畔世博公园内的优雅建筑，将会承载上海人民怎样的艺术期待，并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奉献怎样的文化愿景，中国和世界都在翘首以盼。
或可认为，在上海这座已经具备丰富文化样态，在艺术场馆的数量和内容供给的丰盈方面已靠近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大型城市中，上海大歌剧院的建成和开业似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它标志着上海的城市文化水准的再度提升，而上海看齐甚至超越世界一线城市的“顶配”文化标尺的距离已不再遥远。的确，就一座城市所拥有的歌剧院数量这一单项指标而论，自1998年上海大剧院开业以来，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2005年开业）、上音歌剧院（2019年开业）陆续登场，再加上眼前这座地标性“上海大歌”，上海便因坐拥四家各有特色而遥相呼应的歌剧院场所而看齐19世纪后三十年“美好时代”盛期时的巴黎（四家——巴黎大歌剧院，巴黎喜歌剧院，大众歌剧院，抒情剧院），并超越了当今的柏林（三家——柏林菩提树下国家歌剧院，柏林德意志歌剧院，柏林喜歌剧院）和伦敦（两家——科文特皇家歌剧院，伦敦科林瑟姆剧院）。
另一方面，上海大歌剧院作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艺术高速发展的幸运产儿，也必然呼应中国和上海当今在文化上的战略诉求和愿景追求。在前不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大歌剧院明确要以“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为创办宗旨，基于红厅（2000座主歌剧厅）、申厅（1200座中型厅）、镜厅（1000座多功能厅）和多方位公共开放空间的布局，集“演、创、研、教”四大核心功能为一体，用“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的清晰定位，努力实现“中国最好、亚洲第一、世界知名”的表演艺术中心建设目标。这既是“上海大歌”的自我形象描画，也是针对未来的主动请战书。而就在此当口，《上海市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颁布，“上海大歌”不啻是“应运而生”，必将成为上海新一轮文化升腾大潮中的弄潮儿、先行者和排头兵！下面，我想从“上海大歌”的国际视野出发，以自己作为歌剧理论评论工作者的身份视角谈一些个人看法，既是期许，也是建议。
就“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的定位而言，我们希望“上海大歌”成为经典歌剧精品的国际性展示窗口，并以此对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形象建构和内涵依托提供支撑。歌剧发展至今四百年有余，历经大浪淘沙般的严厉筛选和反复验证，积累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杰作，从中不仅展现出歌剧创作者在不同历史文化条件下的艺术匠心和成功创意，也保存和反照出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人心和人性发生曲折幽微变迁的复杂历程。“上海大歌”秉持国际眼光，有可能在世界歌剧的广阔版图中纵横捭阖，针对上海、中国、东亚乃至更大范围的观众群体的鉴赏视野和艺术期待，以引领的姿态做出回应。
我个人希望，“上海大歌”的演出季策划安排中，或可将“中国首演”的维度纳入考量，让世界歌剧宝库中一些重要经典的“中国首演”发生在“上海大歌”：随手举例，如法语歌剧中最恢弘的杰作——柏辽兹的《特洛伊人》（1858），俄罗斯歌剧的“头号品牌”——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1872），20世纪英国现代歌剧中最重要的结晶——布里顿的《彼得·格莱姆斯》（1945）等，这些堪称“伟大”、在人文思想内涵的深刻性和艺术表达呈现的完善成熟方面均达至佳境的歌剧经典，以及诸多尚没有机会在中国舞台上“亮相”、而在歌剧史中已得到定评且具有质量保证的精品力作，或可通过“上海大歌”的精心安排，逐步有序地与中国观众“见面”。此外，20世纪末以来，国际歌剧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巴洛克早期歌剧（如蒙特威尔第、拉莫和亨德尔等人的歌剧）的制作上演复兴，这些原本以为已被“封尘”在历史中的“古董”，通过当代的制作创新，焕发出意想不到的感召力，已赢得了愈来愈多观众的喜爱，这可能也是“上海大歌”事业发展和演出内容安排中的另一条参考路线。
与之紧密相关联，即是针对现当代观众审美需求和艺术视野的重新认识与再度定位。这也是“上海大歌”创办宗旨中如何体现“人民性”的题中要义。应该看到，新时代的人民，已焕发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由于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带动，以及近年来各方面的协同努力，新时代的中国观众尤其是上海观众的欣赏层次和观演水准已有明显提升。他（她）们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各类资讯信息，很可能自幼习琴习乐并参与各类艺术活动，常常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出入音乐厅、歌剧院、美术馆、博物馆和各类文化场所，接受艺术熏陶并以此为终身喜好。如何面对和满足这些新时代观众的新需要，很可能是“上海大歌”在艺术教育和观众培养方面的新课题。笔者的个人期许是，“上海大歌”不妨联合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歌剧院等这座城市得天独厚的学术和专业资源，同时积极参考和吸收国内同行与世界各大歌剧院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提升并丰富观众培养的方式方法，以更为多元的手段和路径满足当前和未来观众的需要，并从中凝练和总结独具一格的“上海方案”。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祝上海大歌剧院“旗开得胜”，愿“上海大歌”前程远大！
（作者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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