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蛇混杂话青帮
青帮是由清代漕运水手结成的一种秘密宗教团体演化而来的帮会。清代统治者把从江南各地征集而来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往北京，以供享用。由于每年经运河运送的粮食达400多万石，运粮的船经常在12000多艘，故雇佣的水手常不下10万余户，人数达二三十万之多。这些水手当初大多信奉一种明清时广泛流传的秘密宗教——罗教。
在雍正初年，这种信奉罗教的秘密水手组织开始向水手帮会演变，到乾隆33年（1768年）以后，由于清政府对罗教庵的大肆破坏，这种演变步伐更加加快，到了道光初年，就基本上形成了这种摆脱了宗教束缚的水手帮会组织。
传说青帮的创立者是翁岩、钱坚、潘清三人。据乾隆朱批档案记载：明朝末年有钱姓、翁姓两个密云人和一个姓潘的松江人，流落到了杭州，发誓共同振兴罗教。于是在杭州北新关外拱宸桥附近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在这个粮船停泊之所有了钱庵、翁庵、潘庵三座庙庵。后来水手们也就分成了三大房，每大房之下又有若干小房，以此形成众多派系，各派之间为了抢夺饭碗，把持漕运而互相争夺，经常发生械斗事件。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清政府改漕运为海运，这样，成千上万依靠运河为生的水手、纤夫一时间便纷纷失了业，他们中除一部分投奔了太平天国和清军军队外，大部分都以“安清道友”为名，聚集在两淮盐场，以贩盐、抢劫为业。“安清道友”其实就是指的青帮，或称为潘门潘家，青帮是由它的别称庆帮谐音转化而来的。它是以潘安（即潘房）失业水手为骨干，融合活动在苏北一带的贩私集团“青皮”而组成的，而“安清道友”一名则是因为该帮成员多以苏北淮河流域的安东、清河两地为活动地点而得名的。
青帮在西淮站稳脚跟后，数十年间迅速向苏南、浙江一带发展，成为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最主要的帮会之一。而他们从事的行当，也不再局限于贩私和抢劫了，而是成为一股从事贩盐、贩毒、劫掠、包赌、包娼、贩卖人口等项活动的社会恶势力。它的活动重点，也由农村逐渐转向上海、镇江等大中城市，青帮头目也大都依附于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投机，向社会上层发展，成为旧中国的一大祸害。
青帮与红帮合流之后，干的罪恶活动也就愈多了，成为旧中国名副其实的最大的恶势力。人们称青帮必定联着红帮一起，称为“青红帮”，江湖上也总有“青红不分家”之说。其实两者无论以历史源流或是组织结构来看，都相去甚远，其“不分家”的起始，只在清末才见诸史籍。此前，红帮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特别是四川、湖南、湖北等省，而青帮则活动于两淮中及江南、浙西、皖南一带，两帮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多见，且当时红帮势力远较青帮为大。后由于当时贩私活动的进一步扩张，青红两帮的势力才有所汇合。
青帮在两淮所经营的私盐，一般都装船运往湖广腹地或在安徽、浙江、江苏南部的一些地区出售，在湖南湖北，青帮势力因此与红帮力量相接触；同样，红帮从内地走私鸦片等毒品销往沿海各地“码头”，没有青帮从中保护、协助也不行。尽管两帮之间也常有争码头、互相仇杀的事发生，但两帮之间的合作融合仍是一个大趋势。
在两帮日益密切的接触下，身兼青帮和红帮的头目开始出现。据记载，拥有这种双重身份的头目，最迟已出现在1891年前后。这年发生的长江流域哥老会组织的大起义失败后，被清廷捕获的大头目陈金龙，当时号称“长江三龙”之一，但陈同时也是安清道友通宇辈人物。且哥老会的起义力量中有许多即是青帮人物。同时，两帮的组织仪规也互相影响而有所改变。
到了20世纪之后，清朝官方文件中，已经很少单独提红帮或者青帮了，而是统称为青红帮。这时象徐宝山这样的既在青帮又在红帮中的头面人物，在帮中已经普遍存在。徐宝山外号徐老虎，他原是青帮人物，1899年他按红帮例开设春宝堂后，便又成了红帮巨头，从此身系青红两帮，称霸扬州乃至苏北地区。他手下人马据说多达数万，主要以贩盐为业，贩私船多达700余艘，在千里长江上穿梭往来，连清朝政府都畏他三分。1900年，徐接受清朝招安，利用帮会关系为清政府效劳，官至江南巡防营统领。辛亥革命中他又摇身一变，率部光复镇江、扬州等地，后来由于追随袁世凯，被革命党人暗杀。
徐宝山可算得上利用青红帮起家，以帮会为后盾与政府讨价还价，最后换取统治者青睐，并获得高官厚禄的典型人物。进入民国以后，青红帮中人物大都是走这条路往上爬的。这时候，青帮的头目大多同时也是红帮的“龙头大爷”（即使不在红帮，也必定与红帮头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由于青帮“准充不准赖”，红帮“准赖不准充”，青帮身份较为公开，而红帮的身份则较为隐蔽，所以在世人面前，大都以青帮身份出现。象镇江大字辈人物向春亭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青帮“站山头”的头目，早在1924年便成为红帮的大爷，但由于他极少和人谈及红帮的事，故也极少有人知道他也身在红帮。
由于青红两帮“不分家”，它们干的罪恶活动也就难以划分开来，后面我们将会更具体地看到它们“不分家”的真面目。
以上所述，只是在近代势力最大的几家，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帮会还有不少，但大多也与上述几家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有的还就是它们的分支、变种、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家法森严鬼神惊
帮会之所以能在中国社会中存在多时而势力愈演愈烈，其原因固然很多，但靠严厉的帮规会律来约束会员，不能不说是极为重要的一条。
每个帮会在各自发展中都形成了一套秘密的帮规，名目繁多，如“洪门三十六誓”、“洪门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哥老会“十条十款”、红帮“十大帮规”和“四条誓约”、青帮“十大帮规”、“十禁”、“十戒”等等。但这些五花八门的帮规会律又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和基本一致的地方。
象青帮的十大帮规规定：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漕运粮船途中要经过许多水闸，如果私自开闸，就有翻船性命之忧；四、不准扒灰捣扰（又叫“扒灰倒笼”），即是损人利已，扬灰扒人（乱伦），捣乱扰财，图目前个人爽快，而不顾他人受害；五、不准奸盗邪淫；六、不准江湖乱道，在帮的人，在外面走江湖，须言行谨慎，不能“乱道说法”，以免被外人窃听，不能引荐不清不白的人入帮；七、不准扰乱帮规；八、不准引法代跳，本帮之人，不能作本帮门徒的引进师、传道师；九、不准以卑为尊，即不能以小字辈冒充大字辈，乱了宗派规矩；十、不准欺软凌弱。
“十禁”是指：一、禁止父子同拜一师；二、禁止师过逝徒又投师，师父故亡后，不准另投他师；三、禁止一徒连拜二师，所谓“师徒大礼重如山，朝秦暮楚非奇男，忠臣烈妇不二主，自古未见两层天”；四、禁止关山门再收弟子；五、禁止徒不收之人师收；六、禁止兄为师弟为徒；七、禁止本帮引进本帮，本命、引进、传道三帮以及三帮师父、师爷、师太（即九代），这“三帮九代”是在江湖上证明自己是青帮人物的最主要的证据，如果本帮引进本帮，则变成单帮，在江湖上寸步难行，故云“家规本是三祖留，三帮九代传千秋”；八、禁止进道后辱骂同道；九、禁止师过方徒代收人，如师父过逝，其徒弟不能代师收人，更不能拉师弟拜其为师；十、禁止香头自高，青帮有“字大人不大，字小人不小”之说，意即不能因为香头高（即辈份大）而自高，也不能因为香头矮而自弃。
青帮还有十戒：一戒万恶淫乱，二戒断路行凶，三戒偷盗财物，四戒邪言咒语，五戒讼棍害人，六戒毒药害生，七戒假正欺人，八戒倚众欺寡，九戒倚大欺小，十戒贪酒吸烟。
另外，还有一些补充条规。初看这些条规，往往被人认为青帮是一个安分守己、重视道德的组织。其实，这些条规的制定，主要是为了保障青帮在初期的生存，当时，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是不行的。而到了民国时期，帮会分子已失去了水手职业，有些帮规自然已失去意义，而其余的也大多被破戒。“邪淫”一条，几乎无人不犯；有势力的不仅投拜二师，而且身系青、红两帮，象黄金荣，初并未入青帮，他的青帮朋友高士奎、曹幼珊、王德龄等劝他认“大”字辈张镜湖为老头子，他也不推不就，事实上并未举行过仪式。
而“大”字辈的曹幼珊之徒黄振世、卢英、董明德、何国梁等又投拜黄金荣为师。像这样的行为，称为“爬香头”，原为江湖一忌，到了黄金荣时代，也无所谓了。至于“欺师灭祖”、“藐视前人”，此时也失去戒律作用，徒弟发迹后，照样在老头子面前说三道四，耀武扬威。日伪时期，许多“七十六号”特务是黄金荣徒弟，此时在祖师爷面前颐指气使，黄金荣也只好噤若寒蝉。
尽管黑道魁首大多不顾传统的清规戒律，但为了维系内部团结，约束会众，还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纪律不能违反，若违反了，就要遭到惩罚。
青帮“家法”制度中有两句顺口溜云：“家法森严鬼神惊，乾隆钦赐棍一根。汝既犯法将责打，下次再犯火烧身”；“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当堂遭警戒，若再犯法上铁锚”。
红帮中，成员犯远见，要开“执法堂”，即上红帮的法庭，往往夜间开堂，开堂时各位龙头大爷分列两旁，原告被告带上后，各诉理由，由各位龙头大爷议处，如不服还可上诉刑堂，由刑堂最后决断。开堂的处罚分五种：一、打红棍，即打法棍；二、黜名，将犯规者开除；三、三刀六洞，在犯者的心、腹、小股各刺一刀，必须刺透（也有只刺腿部或自刺以示惩戒的，三刀之中最痛的是第一刀，当第一刀捅下之后，趁着麻木，再飞快地捅上第二刀第三刀，以减少痛苦。捅完之后，俟监督者验伤，证明三刀六洞无误，即用香灰敷在鲜血直溅的刀眼上，从内衣撕下布条紧紧绑起，整个惩罚过程便告结束。）；四、挖坑自跳，名曰“活种”，即活埋，或将生人置于江河中活活淹死，谓之“种荷花”；五、钉活门神，即用六颗钉子将违法者钉在门板上。
此外，一些黑帮还有一些特定的行事规则，如扒窃集团窃行贵重物品后，必须放置三天，以便与人讲斤头，或防备偷窃对象是与黑社会有关系者。三天后若无风浪，便可私分。因此，不少军阀政客失物后，只要火速求助闻人大亨，便可失而复得。如20年代中期，福建督军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侯的六箱字画、瓷器等古董运抵上海码头，竟全部被窃，杨知侯找到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何丰林又转请黄金荣协助帮忙，结果仅用三小时，便将原物追还。又如1927年底，段锡朋等在上海组织少年建国社，资金由北方一个显要接济，一次，一位同仁董某从天津抵沪，手提箱内装了三万元现钞，不料一上汇山码头，手提箱就不翼而飞，走投无路之中，找到了杜月笙。第二天，杜打电话要董某来一趟，董某到后，杜月笙即出示一手提箱，箱内三万现钞分文不少。
叫开“吃讲茶”、凶残大比武
黑帮会之间常常出现冲突争斗，其主要原因是争夺地盘码头，争夺对妓院、赌场的监护权，争夺对鸦片的提运权以及规范保护费的收取范围等，特别是黑社会各集团势力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实力上升的集团不满足于原来的势力范围，而力量不大的集团也不甘心自行让出地盘，由此双方爆发冲突，甚至刀斧相争。
冲突不断，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调停方式——“吃讲茶”，也随之产生。
“吃讲茶”，又叫“门人头”，早在19世纪60到70年代，在上海黑道之中就已十分盛行。此风延续几十年之久，形式各种各样。一般是发生争执的两方事先约定在某楼备下香茗或丰盛宴席，请双方公认的、具有实力并颇享信誉的人物居中调停，但也有不请中间人的。如果调停成功，则由调解人当场将红、绿两种茶混在碗中，双方各持一碗一饮而尽，然后喝酒碰杯，以示了结。所花费用一般是对半或由理亏的一方出。如调停失败，有的是约好时间、地点、人数决一雌雄，有的则在当场打了起来，结果总是江湖老套：胜者为王败者寇。但双方无论死伤多少、损失多大，决不告官。
本世纪初，上海外滩一带、码头相连，货船林立，为此，孳生了一大批吃码头饭的流氓，他们或夜晚行窃，或白天明抢。这些流氓团体之间，经常发生殴斗。黄金荣于是就将这几个流氓头目召来商议，各自罢战，联合起来，向船商按货值抽取千分之一的“保护费”，由这些小流氓保护这些商家的安全。这次“吃讲茶”的成功，使外滩一带秩序井井有条，成为黄金荣的一大“政绩”。
大多数“吃讲茶”均可和平解决，但也有不成而以武力解决者。本世纪20年代中期，杜月笙，顾嘉棠在法租界开的赌场生意十分红火，而以广东帮郑子良为首的红帮侠谊社也很想插手，他们凭个人武功个个高强，便出面与杜月笙“讲斤头”（即“吃讲茶”），要求杜月笙他们每月付出津贴费5000元，遭杜月笙拒绝。郑便派人丢炸弹等方式扰乱赌场，杜则派出擅长武斗的流氓守护，双方相争数次，死伤颇多，最终还是郑子良的侠谊社因势弱不敌而退出。
黑帮中还有种种比实力，比残忍的方法，败者不必刀枪相见自行退出。象红帮的“油锅里捞秤砣”，两股势力的头领谁能首先从滚沸的油锅中捞中秤砣，即为胜者；还有用手将烧红的煤球从煤炉中拿出，或将烧红的煤球放在各自的大腿上，不能忍受者即失败。此外，还有用菜刀自残的方式，两个集团各出一人，先在各自的小指上砍下一节，平分秋色后，再砍下一节，直到其中一人认输，或因流血过多昏倒为止。
钱可生先生的《上海黑幕汇编》曾载一事：
上海浦东地区有两红帮头目丁某和孙某，为争码头而争斗不已。一天，两人约定在某处“吃讲茶”，丁某率了大队人马赶到，他仗着人多势众，向孙某说：“孙士哥今日屈驾光临，已成瓮中之鳖。但我众你寡，杀掉你不为本事。今只向大哥借一物，如蒙允许，我当送大哥出险。”孙某自知来者不善，道：“好，请说吧”。丁某道：“欲向老哥借用‘枣子’一双”（洪帮称眼珠叫“枣子”）。孙某应道：“兄弟从命，但恳请能否暂留一只？”丁某也答应了。孙某于是二话没说，立即举刀，自取右眼珠一只，掷于桌上。此后，丁某占据码头，目空一切，认为独眼龙孙某已非对手，从此不敢再与之抗争了。
孙某吃了亏以后，一段时间内，明处着着退让，而在暗中却认真积蓄力量。半年之后，孙某设一暗计，将丁某抓住。孙某此次决计报前次之仇，奚落丁某道：“丁大哥莫非还想借用另一只‘枣子’？”丁某知事已无法挽回，全无乞求口气，道：“既已至此，一切唯命是从，即便要我再加一枣，还你双倍；也无不可。”孙某却不想借枣，命手下人在丁某肩膀与与两腿上猛戳至洞如蜂窝，丁某忍痛大叫：“若放我回去，必来报仇！”实际上丁某是疼痛难忍，激孙某将他一刀结束算了，无奈孙某并不杀他，却依他言放他回去了。
丁某此后在家休养生息，时刻伺机报仇。最后此事被上海滩一著名流氓头子范高头所知，便出面为双方“吃讲茶”，两人遂订立盟约，各占浦东码头一半，总算了结此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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