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二年的春夜，洪都城的火光撕碎了赣江上空的暮色。元朝降将祝宗、康泰突然举兵反叛，叛军铁蹄踏碎城垣的宁静，喊杀声从城门一路蔓延到知府衙署。大将邓愈带着亲兵拼死突围，从城墙上缒下才侥幸脱身，而时任洪都知府的叶琛，却选择了留下。
他整了整皱乱的官袍，握着佩剑召集府中差役与残兵，迎着叛军的刀光冲了上去。兵戈相交的脆响很快沉寂，当冰冷的刀刃架在颈间时，这个出身江南书香世家的文人，脊背依旧挺得笔直。叛将慕他才名，许以高官厚禄劝降，叶琛只是厉声骂贼，言辞刚烈，最终引颈就戮。
这一年，他四十八岁。距离他与刘伯温、宋濂、章溢一同出山投奔朱元璋，才刚刚过去两年。
在明初波澜壮阔的开国画卷里，“浙东四先生”的名号熠熠生辉。刘伯温神机妙算，宋濂文章传世，章溢刚正清流，唯有叶琛像一颗过早坠落的星，在历史书页上只留下寥寥数笔，渐渐被岁月尘埃掩去光芒。很少有人记得，这位最早陨落的名士，曾用滚烫的热血，为“文人风骨”写下了最壮烈的注脚。
叶琛，字景渊，浙江丽水人，生于元延祐元年。他出身真正的书香门第，曾祖父叶宏是南宋乾道年间进士，官至敷文阁待制；祖父执掌书院，父亲精通史学、工于诗文。几代人的家学积淀，像春雨润物般滋养着少年叶琛。
他自幼天资卓绝，博览经史，写得一手好文章，更难得胸有丘壑，绝非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元泰定五年，年仅十四岁的叶琛只身游学元大都。在那个论出身、讲资历的官场里，这个来自江南的少年，竟凭着超群才识与见识，被破格录入通政院任职。
十四岁入仕，放在整个元朝历史上，都是近乎传奇的“天才少年”剧本。所有人都以为，这位出身名门的少年郎将来必定平步青云，可叶琛的仕途，却走得和旁人不一样。
至正四年，三十岁的叶琛出任歙县县丞。彼时歙县是造纸重地，每年产纸数百万张，地方官吏却以“质差价贱”为由层层盘剥，百姓苦不堪言。叶琛到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深入民间查访，摸清税制弊端，顶着上官压力大刀阔斧改革税则，裁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一纸政令下去，歙县纸农负担减了大半，家家户户都念着叶县丞的恩德。
五年后，叶琛升任青田县尹。青田地处山区，民风剽悍，素来号称难治。旁人到任先整肃治安、严令刑罚，叶琛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说地方难治，根源在教化缺失，民智不开则是非不明。
他拿出俸禄兴建明伦堂，重金礼聘精通六经的先生讲学，扩充学田供养学子，每月初一十五亲自到文庙祭拜先圣，倡导文风。短短几年，青田读书向学之风大盛，民风日渐淳和，盗贼讼案少了大半。
后来叶琛调任他处，青田百姓舍不得这位父母官，成群结队到州府上书恳请留任。朝廷拗不过民意，只得让他复任青田。叶琛回任那天，百姓自发驾着彩船沿瓯江迎接，首尾相连绵延百余里，锣鼓欢呼声传出去几十里。
为官一任，能被百姓如此记挂，胜过任何高官厚禄。这份民心，是叶琛用实打实的政绩与仁心，一点点攒下来的。
元末的乱世，容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案，也容不下一方清净的县衙。至正十二年，红巾军起义席卷天下，处州一带盗匪蜂起，百姓流离失所。叶琛升任处州路总管府判官，跟随元将石抹宜孙镇守处州。他虽是文人，却深谙兵略，屡次出谋划策平定山寇，保得处州一方安宁，因功累官至行省元帅。
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元廷的腐朽早已深入骨髓，官场倾轧，军纪败坏，任叶琛再有才干，也扶不起这将倾的王朝。至正十九年，朱元璋大军攻破处州，石抹宜孙败走，叶琛不愿降于乱军，只身避往福建建宁。
他不是愚忠于元朝，只是在等一个真正值得辅佐的明主。
第二年，镇守浙东的大将胡大海听闻叶琛才名，向朱元璋鼎力举荐。朱元璋素来求贤若渴，当即派遣使者带着厚礼远赴福建礼聘。与此同时，刘基、宋濂、章溢三人也先后接到征召。
纵览天下大势，叶琛心里清楚，这位布衣出身的义军统帅，或许真能终结乱世，还天下太平。他收拾行囊，毅然奔赴应天，与刘伯温、宋濂、章溢三人汇合。
四人抵达金陵那天，朱元璋大喜过望，亲自出迎，当即下令修建礼贤馆安置四人，礼遇备至。他笑着对左右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这一年，“浙东四先生”的名号，响彻了江南。
归明之后，叶琛被授为营田司佥事，负责屯田农耕、安抚流民。他脱下官袍便扎进田间地头，丈量土地，兴修沟渠，安置流离失所的百姓，让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禾苗。他做惯了地方官，懂百姓疾苦，做起事来踏实细致，很快便让辖区农事恢复了生机。
所有人都以为，这位才德兼备的名士，会在大明开国路上立下更多功勋，成为朝堂举足轻重的文臣。可谁也没想到，他的生命，会永远定格在洪都的那个春夜。
洪都也就是今天的南昌，扼守赣江咽喉，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对峙的战略要地。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攻下洪都后，命大将邓愈镇守，又特意选派叶琛出任洪都知府——他知道，这座刚经历战火的城池，需要一位懂治民、有风骨的文官安抚人心，稳固后方。
叶琛到任后，安抚流民，整肃吏治，恢复商贸，短短几个月便让洪都城恢复了生气。可他没料到，危机早已潜伏在肘腋之间。
归降不久的元将祝宗、康泰本就心怀异志，被调往洪都驻守后更是蠢蠢欲动。趁防备松懈之际，二人突然举兵反叛，连夜攻打府城。夜色里叛军从城门涌入，城中守军猝不及防，很快溃散。
有人劝叶琛换上便服混在百姓中逃走，他却摇了摇头：“我乃朝廷命官，守土有责。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岂有弃城而逃的道理？”
他召集府中所有差役、亲兵，握着佩剑亲自督战，与叛军在街巷中展开厮杀。终究是寡不敌众，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叶琛也力竭被俘。
祝宗知道叶琛是朱元璋倚重的名士，有心招降收拢人心，便亲自上前松绑，许以高官厚禄。话音未落，叶琛便一口唾沫啐在他脸上，厉声骂道：“逆贼！我身受明公厚恩，自当以死相报，岂会与你等反复小人同流合污！”
他骂不绝口，字字刚烈。祝宗恼羞成怒，下令将他处死。刀光落下的那一刻，赣江的水，都染上了血色。
消息传回应天，朱元璋扼腕叹息，悲痛不已。后来明军收复洪都，他专门派人寻访叶琛尸骨，予以厚葬。洪武元年大明开国，朱元璋大封功臣，追封叶琛为南阳郡侯，塑像立于耿再成祠中，后又入祀功臣庙，享后世香火。
在“浙东四先生”里，叶琛是离世最早的一个，也是史书记载最简略的一个。《明史》中他的传记不过短短数百字，远不如刘伯温、宋濂的篇幅厚重。很多人读明初历史，只记得神机妙算的刘伯温，记得文章冠世的宋濂，却常常忽略这位最早殉国的忠烈之士。
可恰恰是这份早逝，让我们看见了乱世文人最珍贵的风骨。他不是不懂变通，不是看不清局势，他有过择主的犹豫，有过避世的退守，可一旦选定了心中的明主，认准了心中的道义，便甘愿以命相托，宁死不屈。
后来的洪武朝堂，血雨腥风一场接一场。胡惟庸案、蓝玉案牵连数万，开国元勋几乎屠戮殆尽。浙东四先生里，刘伯温死因成谜，宋濂流放身死，章溢哀恸而亡。有人说，叶琛的早逝反而是一种幸运，不必亲眼看见昔日同袍的结局，不必卷入朝堂的倾轧与猜忌。
可这哪里是幸运？他本可以看见自己辅佐的王朝一统天下，本可以用才学造福更多百姓，本可以在青史上写下更厚重的一笔。但他选择了守土，选择了气节，选择了用生命践行“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信念。
六百多年风雨过去，洪都城的城墙早已湮灭在岁月里，赣江水依旧日夜奔流。史书上那寥寥数笔的记载，藏着一个文人滚烫的忠魂。
历史从来不会只记住光芒万丈的人。那些如流星般划过夜空的生命，那些在乱世里坚守风骨的灵魂，同样值得被铭记。叶琛这颗被尘埃半掩的星，不该被遗忘。他用四十八岁的生命告诉世人：文人的风骨，从来不在笔墨之间，而在生死抉择的那一刻，宁折不弯，宁死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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