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9年的夏天，三十五岁的寡妇王秀兰干了一件全村轰动的事。
她没声没响地领回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直接把铺盖卷扔到了同一个炕上。
村里人唾沫星子都快把我家门槛淹了，全骂王秀兰老牛吃嫩草，招了个图嘴头子的软饭男。
这男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活脱脱一个废物。
可谁也没想到，整整十年后，几辆黑色铁壳轿车开进咱们这个穷山沟。
那个连村长都要磕头的大老板，居然当着全村的面，扑通一声给这个“废物”弯下了腰……
天热得像个大蒸笼。知了在院子外头那棵老柳树上拼命叫唤。
院子里的黄土被太阳晒得发白，踩上去直冒烟。
木柴门嘎吱响了一声。王秀兰推门进来。
她走在前面。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绿帆布包。帆布包四个角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白色的线头。
后面跟着个男人。个子挺高，但是极瘦。颧骨高高突出来。身上穿着一件大两号的白衬衫。领口磨破了毛边，袖子卷到手肘上面。
我十岁。手里拿着半块干巴巴的地瓜。站在堂屋门槛边上看着他们。
王秀兰把帆布包扔在堂屋那张缺了一条腿的八仙桌上。转头看着我。
“林浩，叫人。以后他就在咱家搭伙过日子。”王秀兰拍打了一下裤腿上的灰土。
我没吭声。咬了一口地瓜。干硬的地瓜茬子刮得嗓子眼生疼。
男人低头看我。他眼睛很黑。他没笑，只是把两只手在粗布裤腿上蹭了蹭。
“我叫周建和。”他声音有点沙哑，带点外地口音。
王秀兰转身去灶房屋舀水。瓢把水缸碰得咣当响。
村口的张大嘴端着个粗瓷大碗，一边扒拉碗里的糊糊，一边探头往我家院子里瞅。
“王秀兰，这哪捡来的叫花子啊？”张大嘴扯着嗓门喊。
王秀兰端着水瓢走出来。把水递给周建和。
“我男人。”王秀兰大声说。
张大嘴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碗差点砸了。她瞪着眼，上下打量周建和。
周建和接过水瓢。咕咚咕咚喝了个底朝天。喉结上下滚动。一滴水顺着下巴流进脏兮兮的衣领里。
下午，全村就传开了。
刘村长背着手，叼着旱烟袋从我家门前走过。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黄痰。
“三十五的寡妇找个二十四的小白脸。伤风败俗。”刘村长翻着白眼说。
村里那群光棍汉围在井台边上嗑瓜子。瓜子壳吐了一地。
“那小子我见过，在镇上要了一年饭了。纯粹是个盲流子。”
“王秀兰也是饿疯了。老牛吃嫩草，啥草都往下咽。招个软饭男回来，连个男人样都没有。”
晚饭。桌上摆着三个黑面窝头。一碟子咸芥菜疙瘩。
王秀兰把最大的那个窝头掰成两半。一半给我，一半给周建和。
周建和没接。他把自己面前那个最小的黑面窝头拿起来。
“我不饿。”他说。
他把大窝头推到王秀兰面前。“你干活累。你吃。”
王秀兰没说话。低头咬了一口咸菜。
夜里。我睡在里屋的土炕上。隔着一道布帘子，外屋亮着一盏微弱的煤油灯。
灯影晃动。我顺着布帘子的缝隙往外看。
周建和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截短短的铅笔头。在几张泛黄的废纸上画着什么。
纸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线条和圆圈。看一眼就让人头晕。
他画得很慢。眉头拧在一起。偶尔停下来，用手揉揉干瘪的太阳穴。
王秀兰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锥子穿过布层，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两人谁也不说话。只有煤油灯的灯芯偶尔爆出个小火花。
包产到户分地那天。大队部院子里挤满了人。
刘村长拿着个破喇叭站在拖拉机车斗上念名字。
好地都分给村长亲戚和几个大姓人家了。
“王秀兰，河滩边上那五亩盐碱地。”刘村长眼皮都不抬一下。
底下人哄堂大笑。张大嘴笑得直拍大腿。
“那地连根草都不长。寡妇配盲流，绝配盐碱地。”
王秀兰脸色铁青。她攥紧了拳头，刚要冲上去理论。
周建和一把拉住她的胳膊。他摇摇头。
“那地挺好。”周建和声音不大。全场人都听见了。
张大嘴笑得更欢了。“哎哟，软饭男还挑上地了。我看你们到了冬天拿啥交公粮，拿什么填肚子。”
第二天一早。太阳还没出来。地里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壳子。
王秀兰挥着锄头死命往下刨。土块硬得像石头。锄头砸上去冒火星子。
周建和也拿了一把锄头。他干活不利索。没刨几下，手掌上就磨出了血泡。
血泡破了。顺着木头把往下流。
他没哼一声。撕下一块衣服下摆，缠在手上继续刨。
我坐在田埂上拔草。
中午，太阳毒辣。周建和去河沟里洗手。
他没空手回来。他脱了褂子，在浅水湾里摸了半天。抓上来两条巴掌大的草鱼。
晚饭。锅里炖着鱼。没有油，只放了点粗盐。但整个院子都飘着腥香味。
周建和把鱼肚子上的肉夹进我碗里。又把鱼头夹给王秀兰。
他自己拿个干饼子蘸鱼汤吃。
日子一天天过。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村里变了样。
有人外出打工，有人去南方倒卖衣裳。村里出了几个万元户。
张大嘴家盖了红砖大瓦房。院子里还买了一台飞人牌缝纫机。整天哒哒哒地踩个不停。
我家还是那三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一下雨，屋顶就漏水。拿几个破盆在地上接。滴滴答答响一夜。
村里人更看不起周建和了。
因为他不去地里干重活了。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去镇上的废品收购站。
别人笑王秀兰养了个捡破烂的。
傍晚。周建和用破麻袋背回来一堆生锈的铁疙瘩、齿轮、还有些花花绿绿的铜线。
他不下地，王秀兰一个人干农活更累了。腰都直不起来。
但我发现，家里吃的却没差过。隔三差五，周建和就能从镇上带回一块猪肉。或者一包散装的大白兔奶糖。
一天晚上。周建和在院子里捣鼓那些破烂。
他把一个散架的收音机拆开。用一把烧红的铁烙铁烫那些铜线。空气里全是松香刺鼻的味道。
搞到半夜。突然，院子里响起了滋啦滋啦的电流声。接着，里面传出一个女人唱歌的声音。
第二天。村里几个小孩趴在我家墙头上看。
张大嘴路过，把小孩赶走。“看啥看。捡个破烂修好就当宝了。穷酸样。再修也是个要饭的命。”
周建和坐在门槛上擦收音机上的灰。头也没抬。
八五年秋天。镇上的邮局。
周建和在前面走，我背着一篓子猪草在后面跟着。
他走进邮局大厅。大厅里光线很暗。有一股陈旧的油墨味。
我躲在玻璃门外面往里看。
周建和走到柜台前。拿出一张纸条递给营业员。
营业员是个胖大姐。拿过纸条看了一眼。眉头皱成一团。
“同志，你这发的是啥啊？全是一串串的数码。电报费可贵，一个字好几毛呢。”胖大姐上下打量着周建和那身洗得发白的衣裳。
周建和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钞票。有一块的，两毛的，甚至还有几个硬币。
他把钱推过去。“照着发就行。急电。”
胖大姐数了数钱。翻了个白眼。“发去南方特区？你这穷乡僻壤的，还有南方亲戚呢。”
周建和没搭腔。看着发报机滴滴答答地敲打完，拿了收据转身就走。
我赶紧躲到门后的一棵大杨树后面。
回家路上。他走得很急。风吹起他的空荡荡的衣摆。像是一面白色的旗子。
八七年。夏天多雨。路上的泥巴能没过脚脖子。
周建和借了隔壁瞎子老李的三轮车出门。
下午。雨停了。他蹬着三轮车回来。车斗里盖着一块防雨布。底下鼓鼓囊囊的。
车轮在泥地里轧出深深的沟。
到了院子。他把防雨布掀开。是一个大纸箱子。上面印着外文。
王秀兰擦着手从灶房出来。愣在原地。
周建和把箱子抱进堂屋。打开。是一台崭新的十四寸彩色电视机。
村里炸开了锅。连万元户都没舍得买彩电。张大嘴家也就是一台黑白电视。
当天晚上。我家院子里挤满了人。大家搬着小板凳，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带颜色的发光盒子。
刘村长坐在最前面。吧嗒吧嗒抽着烟。
“建和啊。这彩电从哪弄的？”刘村长眯着眼睛问。
“废品站收的破烂零件，自己拼的。”周建和一边拨弄天线一边说。
张大嘴在后面撇嘴。“我就说嘛。要饭的哪来这么多钱。原来是捡垃圾拼凑的。看着吧，看不了几天就得炸。”
大家表面上看着电视，私底下交头接耳。眼神里全是不屑和嫉妒。
那阵子。我总觉得家里有些不对劲。
有一天半夜。外头又下雨了。
村里的土狗在巷子口狂叫。叫声很凶。
我起夜尿尿。迷迷糊糊听到院子外面有动静。
我扒着窗户缝往外看。
土墙外面，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车灯没开。黑灯瞎火的，只能看出个轮廓。
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男人站在屋檐底下。皮鞋踩在泥水里。
周建和披着外套站在门边。
西装男人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黄色牛皮纸信封。双手递给周建和。态度极其恭敬。
周建和接过来。撕开封口，抽出几张纸看了一眼。
他低声说了几句话。距离太远，雨声太大，我听不清。
西装男人连连点头。转身跑进雨里。上了吉普车。没开灯，车子轰隆隆地倒了出去，开走了。
第二天早上。灶房屋里的土灶坑里。多了一堆烧成灰的纸屑。
我问周建和：“昨晚那是谁？”
他往灶坑里添了一把柴火。火光映着他的脸。“以前厂里的工友，去县城迷路了，过来问个道。”
他不愿多说。拿着锄头出门了。
时间到了八九年。这是个难熬的年头。
村里集资办的乡镇大罐头厂出事了。
前些年，刘村长看着别村办企业发了财，也眼红。带着全村人砸锅卖铁，甚至借了高利贷，建了个黄桃罐头厂。
一开始赚了点小钱。后来设备老化，包装太土。加上外面市场变了。罐头根本卖不出去。
几万箱罐头堆在仓库里发烂发臭。
村子上方天天飘着一股酸溜溜的腐烂桃子味。苍蝇成群结队地飞。
要账的堵了村委会的大门。全村人天天愁眉苦脸。那是家家户户的血汗钱。
刘村长急得头发掉了一半。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直捶大腿，好几次说要跳河。
就在这个时候。县里传来一个救命的消息。
南方特区来了一个实力极其雄厚的投资财团。带头的大老板要在北方考察，准备收购几家有基础的乡镇企业。
县长为了政绩，托了无数关系，死皮赖脸地把这位大老板请到我们县。并且点名要来我们村的罐头厂视察。
“只要大老板点个头，漏点指缝里的沙子，咱们村就活了！”刘村长在喇叭里声嘶力竭地喊。
全村大动员。
黄土路垫平了。垃圾扫干净了。连村口的几头老母猪都被关进了后院。
迎接大老板那天。天阴沉沉的，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全村男女老少都换上了过年才穿的新衣裳。
刘村长穿了一套借来的灰色西装，领带打得歪歪扭扭。张大嘴抹了劣质的红嘴唇，穿着件花衬衣。
大家都挤在村口的土路两旁。眼巴巴地望着进村的方向。
王秀兰也拉着我去了。她穿着平时干活的粗布褂子，上面还打着补丁。周建和依旧是那件洗得发黄的白衬衫，双手插在裤兜里，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我们刚走到人群边缘。
张大嘴眼尖，一眼瞥见我们。她眉头一皱，嫌弃地挥了挥手。
“哎呀，王秀兰。你们一家子怎么跑前面来了？”张大嘴尖着嗓子喊。
刘村长回过头。一看是我们，立刻黑了脸。
他走过来，连推带搡地把王秀兰往人群最后面赶。
“后边去，后边去！身上一股子酸臭味。今天什么日子知道不？”刘村长压低声音骂道。
王秀兰被推了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周建和伸手稳稳扶住她的后背。
“都是村里人，为啥我们就得站最后？”王秀兰脾气倔，瞪着眼睛顶嘴。
张大嘴翻了个巨大的白眼。指着周建和的鼻子。
“为啥？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这穷酸的一家子，男的是个吃软饭的捡破烂的，女的是个寡妇。往前面一站，让南方来的大老板看了倒胃口！要是把大老板恶心走了，坏了全村的财路，你们赔得起吗？赶紧滚后边去！”
几个村民也跟着起哄。
“就是，扫把星一样。往角落里站站。”
“别挡了贵人的道。”
王秀兰眼眶红了。咬着牙还想争辩。
周建和拉住她的手。他眼神极冷，扫了张大嘴和刘村长一眼。没说话，牵着王秀兰退到了人群最外围的角落里。旁边是个散发着臭味的垃圾堆。
我站在周建和腿边。心里憋屈得想哭。
就在这时。村口那条土路上，扬起了一阵黄色的尘土。
“来了！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嗓子。
全村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屏住呼吸，挺直了腰板。刘村长紧张得直搓手，西装背上全被汗湿透了。
尘土中。三辆黑色桑塔纳轿车缓缓驶来。在这个年代的农村，一辆桑塔纳就足以让人敬畏，何况是整整齐齐的三辆。
车队在人群前面停下。
发动机熄火。四周静得能听见树上知了的叫声。
中间那辆车的车门率先推开。
县长胖乎乎的身子钻了出来。他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绕到另一侧，小心翼翼地拉开车门，用手挡着车顶。
一个穿着深蓝色定制高档西装、梳着大背头、气场极强的中年男人跨出车门。皮鞋踩在黄土地上一尘不染。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眉宇间透着不怒自威的架势。这就是那位南方财团的大老板。
刘村长脸上的褶子瞬间笑成了一朵花。他弓着腰，双手在裤腿上蹭了又蹭，从兜里掏出一盒攒了半年的中华烟。
“大老板一路辛苦，我是这村的村长，您大驾光临……”刘村长颠颠地迎上去，就要递烟。
大老板却看都没看刘村长一眼。
他一把推开挡在前面的县长。动作很大，县长脚下打滑，差点摔倒在土坑里。
大老板站在原地，胸口起伏着。目光越过前面那些谄媚的脸，焦急地在人群中扫视。
村民们都愣住了。不知道这位贵客在找什么。
他的视线快速掠过张大嘴，掠过刘村长，穿过层层人群。
突然，他的目光定格在了人群最后方、紧挨着垃圾堆的角落。
定格在那个穿着洗发黄的白衬衫、双手插在兜里面无表情的男人身上。
大老板的身体猛地一震。金丝眼镜底下的双眼瞬间瞪大，眼眶肉眼可见地红了。
他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下一秒。在全村人惊骇的目光中，这位身价亿万的大老板一把推开前面的人群。
“让开！”他吼了一声。
村民们吓得纷纷避让，闪出一条道。
大老板一路小跑。皮鞋踩进泥坑溅起泥水也顾不上。
他冲到角落。冲到周建和面前。
两腿猛地一弯，膝盖险些磕在地上。他深深鞠了一大躬。腰弯成了九十度。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他激动得声音发抖，带着哭腔，对着这个被全村人嘲笑了十年的“软饭男”大吼：
“周总！这十年……我们终于找到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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