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长兴虹星桥镇，三间租来的民房。30岁的周明明辞了中学教师的铁饭碗，揣着8000块钱，办起了一个蓄电池作坊。
他父亲是杭州一家企业的高级工程师，研究蓄电池一辈子，发表过46篇论文。1985年中国第一台电动自行车样车在上海问世时，父亲参与了配套研发。那些图纸和笔记，周明明看过，也记住了。但他没有去杭州投奔父亲，没有去研究所当技术员，而是回到长兴，在镇上租了三间民房。
8000块钱很快见了底。他跑了十几所高校，把大学教授、工程师请进作坊当技术顾问，钱不够就给股权。这些人帮他攻克了蓄电池中胶体成型、设备密封、内部循环等十几项技术难题。2000年4月，超威第一款电动助力车蓄电池面世。
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铅酸蓄电池，充一次电要5个小时，续航最多2个小时。超威把充电时间缩到3小时，续航拉到4小时，直接把行业标准翻了一倍。三个月内，100多家电动自行车厂终止了与洋品牌的合作，转向超威。
但超威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这款电池——是它后来做的事。电池用两三年就报废，铅是重金属，不能埋、不能烧。超威成立了专门的废旧电池回收公司，把用过的电池“变”回来，金属回收率超过99%。
2025年，超威集团营收突破544亿元，动力电池全国市场份额稳居第一阵营。它的竞争对手天能，也在长兴。两家的总部直线距离不到30公里，员工之间住同一个小区、孩子上同一所学校。他们互相挖人，互相压价，互相盯着对方的产线，但谁也离不开谁。
十年前，超威遇到过一次危机。天能先做了回收体系，超威落后了整整两年。那两年，周明明几乎不说话，每天泡在产线上。后来超威做了一件事：把回收链条从“自己收”改成了“帮别人收”——开放回收平台给同行用，收上来的电池越多，成本就越低。从竞争对手到平台服务商，这个转身花了三年。
电池回收这个行业，过去十几年被无数人视为灰色地带。废旧电池流入非法拆解点，铅酸液随意倾倒，污染触目惊心。超威打通回收链条的逻辑：不是让自己一家企业活得更久，是让整个行业活得更干净。先建一套别人能用、愿意用的回收体系，再用市场化的方式把非法拆解挤出去。这条路，比打价格战难十倍。他们走了十几年，至今还在跑。
今天，全国每10辆电动自行车，就有4辆的电池来自长兴。天能和超威加起来，市场份额超过80%。一座不产铅、不产锂的小城，同时长出了两家世界级的电池企业。
超威和天能的事，不是同一件事。一个村办厂起步，死磕成本和技术；一个教师出身，从高校借脑破局。但它们在同一个行业里，用了同一种方式：不赚容易钱，往产业链上游走，把一件事做到别人追不上。
一座城市的动力，来自那些像周明明一样，愿意用几十年时间，把一块电池从“能用”磨到“别人追不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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