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邓煜的话题还在热议中，许多人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祝贺变成了嘲讽和挖苦北大，比如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人才被美国挖走，因为在出去之前他们并不是人才。他们是出去之后才被认为是人才。”
这个说法对于邓煜肯定不成立，因为邓煜在北大是被称为邓神的，老师也特别关注，心里还是希望他能留在北大念完本科，但他要转学MIT，北大也没拦着，转学也是要推荐信的，北大数院老师肯定也写了相当不错的推荐信，因为推荐信对转学申请也至关重要。
其实这个说法对王虹也不成立，因为要比较就要在同一个时期比较，比如，都是比较念本科的时期，假设王虹能在本科期间申请到MIT，她去了MIT念书，周围都是超级学霸，来自世界各地的IMO金牌得主，她一进去估计同样也会有被碾压的感觉，会有被discourage的感觉，估计也不太会被认为是所谓的人才。人才是需要时间培养的，哪怕是天才，也是被一步步托举，慢慢滋养才能脱颖而出，没有从天而降的天才，对于这个，那些学数学的人最清楚，不然当年也不会极力质疑姜萍了。
另外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北大是王虹成长的绊脚石。那么，北大到底是垫脚石还是绊脚石？我认为是前者，理由如下：
1、北大给她提供了基础训练，数学大命题的证明需要逻辑推理和严密证明，而大学数学课程很多就是培养学生这种能力。北大数院给她提供了这样的训练，当然，她去别的大学也可以得到类似训练，但是北大数院是中国最好的数学专业，提供了相当高质量的训练，周围又有很多热爱数学的学生，提供了思考讨论的环境。
《中国科学报》采访王虹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令王虹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同学们会自发组织讨论班，她也会报名参加。读什么、讲什么，都听安排，“因为同学们都很厉害，他们是非常有数学品味的”。
王虹在获菲尔茨奖之前的采访中也说过：“意识到自己在数学上接受的训练还是挺多的，尤其是在北大接受很多训练，但北大厉害的同学太多了，让我忘记了这一点。”
你看，她自己都认为北大数院的基础训练非常有帮助，可以说是她日后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段路程。
2、北大地球空间学院的一年对她解决挂谷问题有直接帮助。
她在得奖后记者问她，很多学界同行认为，你早年地球物理的学习是你解决三维挂谷猜想独有的优势，你怎么看?
王虹的完整回答是：“确实有很直接的帮助。挂谷集合本质就是三维空间里朝所有方向伸展的细管(针状射线)，要估算无数管子叠加后的总体积、分形尺度。
传统数学家大多只用纯调和分析、傅里叶变换，很难直观想象大量异面管子扎堆、黏连(sticky挂谷)的空间结构。但我大一整年都在学地震射线追踪：地下介质里从各个角度射入的弹性波，形成大量管状波场，互相交叉、局部聚集，我们需要分层、分尺度计算波场覆盖区域的体积。这套物理建模思路我直接迁移到证明里，也就是论文核心的多尺度颗粒分析法。
简单说，别人只把挂谷管当成抽象几何对象，我第一反应是地下传播的地震波束，天然有直观几何模型，避开了二维平面思维的局限。“
北大地球物理的一年对于她解决挂谷猜想起到直接的帮助，帮她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这是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3. 北大数院的牌子对她申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MIT有一定帮助，毕竟北大是中国最好的数学系，虽然她本科的绩点不算高。她的情况和邓煜还不太一样，她本科直接申请去MIT的几率几乎是零。她刚入学分数没有录到数院，但是北大允许她选数院的专业课，一年后也顺利平级转系到数院，她进北大四年就毕业了，也没有耽误什么时间。
公平地说，北大没有耽误她。北大是她前进路上的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当然，这都是根据公开的信息推出的结论，还有什么话她没说，或者是觉得没必要说，我们也就不清楚了。
还有人说，照这么说，他们的高中，甚至幼儿园都得算上了。你还真别说，当记者采访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时，他们都提到了幼儿园上的蒙特梭利学校对他们的成长和思维方式有帮助。当然，这里有一个强联系和弱联系的概念。对大部分人而言，幼儿园的经历可能是有些久远，算是弱连接，但本科期间的教育和她日后的成长是有着直接的强联系的。
王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网上自媒体编了许多不属实的故事，不过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大多数时间里，她依然在想难题、参加学术会议、开展讨论“。的确，网上许多说法难辨真假，比如推荐信，比如保研，还有一些是断章取义，比如王虹说“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但这句话的前面一句是“数学太难了。”
北大对于王虹的帮助不算大，尤其是比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MIT，不必拔高，但也不必故意贬低。有些人估计是逢中必反，其实和逢美必反没什么区别，有些人是不过脑子，人云亦云，跟风骂北大。
其实不管什么事情，从事实和逻辑出发，就事论事就好。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网络生态，很多事实层面都是错的，更多夹带的是情绪，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甄选，去思考，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除了Diss北大，对于王虹和邓煜，网民们还关心他们的归属，关心他们将来要不要回国。一种是以饶毅为代表的建议他们回国，饶毅昨天在他的公号发了个短文：
文章后面的很多留言说饶毅道德绑架，饶毅随后又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道德绑架。字里行间都是替自己辩护，认为自己没有道德绑架。
但我读来，的确有道德绑架之嫌。
他开篇就写到丘成桐，说因为丘成桐获奖是1982年，彼时各方面历史因素，丘成桐先生不可能很快全职回国工作。然后又写到施一公是40岁回国，然后又说“这给王虹/邓煜两位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在40岁之前全职回中国工作。”
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和个人情况都不同，丘成桐回国有他的时代背景，施一公回国有他的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者就应该沿着同一条路走。尊重人才，不是替他们规划人生，而是尊重他们作出的选择。虽然饶毅没有说一定要他们回国，而是说可能，但是我读出来，就是把别人的人生轨迹当成一种道德标尺，给后来者施加无形的压力。
然后他说“每一个现代个人受益于群体和国家，将个人的工作与群体和国家同答题是个人的荣幸而不是牺牲。“提到国家、群体， 这就更明显地把回国这个事情摆在国家荣誉的高度，不是道德绑架是什么？
另外，他这句话前提就不对，每一个现代人都受益？到处都有被国家机器迫害的科学家，比如美国的奥本海默。饶毅本人受益可以理解，但是推广为每一个人，数学统计上就不严谨。
他还觉得王虹、邓煜的成就恐怕不容易超越丘成桐先生。他和邓煜王虹也没有个人接触吧，他也不是数学专家，不知道他是凭借什么说出这样的论断。答案还是交给时间吧，邓煜王虹有大把的时间呢。
还有一种是自由派大V为代表的，建议“王虹还是别回来了”，他们的观点是王虹这样的人“在国内的教育体制下很难冒尖，而且会过得很痛苦，因为压力巨大，却很难自由探索。而且国内学术体制动不动就考核、评估、非升即走”。
应该说，国内的学术环境的确是和国外顶尖大学不太一样，存在一些差距，邓煜也非常婉转地说：“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至少有一次较为完整的海外经历。目的不一定是最终留在国外，而是亲自了解另一种学术生态。无论去美国还是欧洲，都可以接触不同的研究环境，认识新的同行，并建立交流与合作。这种经历通常会让一个人的视野更丰富。”
我今天刷到王虹的MIT导师，背着个双肩包挤在窗外安安静静地看王虹做完整场报告，看完视频觉得特别感动，他如此朴实，又如此和蔼，一点没有架子，一点也不抢风头，一看就是那种特别纯粹，品格高尚的学者。
怪不得王虹对他多次感谢，说“古斯从不会打断或否定她。他认真地听，还鼓励她把脑子里所有的想法全都倒出来，哪怕是混乱的、模糊的。听完之后，古斯首先会理解王虹的想法，然后鼓励王虹想下去”。
许多原创性的想法，在萌芽的时候往往是模糊甚至荒唐的，如果导师急于否定，很多火花可能就熄灭了。好的导师，要允许学生大胆犯错、自由探索。如果中国的大学多一些真心关心学生，而不是天天想着拼院士，拼顶刊的导师，多一些宽容谦逊、温暖友善而不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导师，或许能培养出更多的王虹、邓煜。
其实，不管是饶毅，还是自由派人士，都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王虹是那种沉静、坚韧，特别有自己主见的人，邓煜也是非常有目标性，对自己人生有清晰规划的人，两个智商这么高，当然知道该不该回去，或者什么时候回去。
邓煜之前那段被热议的话也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之后选择在国外工作还是回国发展，我认为都完全可以。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哪种环境更适合自己的研究、生活和长期规划。”
不过，北大数院这些年的学术环境还是提高了不少，看到一个留言是这么说的：“北大数院教育水平有多高先不谈，但在自由上是中国最难出其右的。选课高度自由，上课也高度自由，没有门禁，考勤很少，本科生开始就鼓励学生自己选择要不要做研究，老师会带着学术，同学也会自己研讨。什么都不了解，说得好像北大压制了谁的天赋。北大数院这样的地方，是最不会压制任何学子对学术兴致的，经常请国外老师来讲课，鼓励学生研究生出国留学。
数院07级学术氛围之浓厚是一个高峰，除了两位菲奖，还有多名获得很多有分量奖项的优秀青年数学家。北大数院不会对任何一个学生说“你不是学数学的料”，反而正如王虹所说，让一批同学在互相讨论中建立了“很好的数学品位。”你可以任意去针砭你想针砭的时弊，但不要来蹭数学，数学没什么体制不体制，数学就是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我猜这大概也是刘若川、袁新意、肖梁等一批数学黄金一代海外留学又回到北大的原因吧。
一位顶尖学者的诞生，是天赋、努力、环境和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必要神化某个环节，也没有必要抹杀一个环节。
海阔天宽，尊重他们的选择。不必道德绑架，也不必为他们担忧，与其替他们规划人生，不如期待他们带来下一次突破。他们的天赋，努力和运气都是一流的，我们就静静地看着就好。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数学。
作者简介：二湘，喜欢码字，著有《暗涌》《狂流》，《重返2046》，《心的形状》。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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