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位国际友人，早年他怀着支援革命的朴素理想来到国内，结果却闯出了一个弥天大祸，险些把红军带到绝境， 这位国际友人就是李德同志，曾经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从“送钱的”到最高军事指挥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毕业于伏龙芝军校。很多人以为李德是共产国际千挑万选专门来华指导革命的军事专家，实则是一场偶然的邂逅。
李德被苏联派到上海的初衷跟军事毫无关系，主要任务是来送一笔巨款，用来营救被捕的共产国际联络员牛兰夫妇。原本共产国际另有一位资深军事顾问要派往瑞金，结果对方因行程受阻无法赴任，这才改派李德去当军事顾问。共产国际给李德的任命，仅仅是“无最终决策权的顾问”，军事命令的最终决策应由中共中央作出。
当时中央的临时负责人博古同志，刚从莫斯科回来，年纪轻轻没有基层革命经验。他见到李德懂一点军事理论，如获至宝，直接就把他提拔为掌握实权的军事顾问。
博古把李德当成太上皇一样供起来，大小事情都要跟李德商量，毛泽东等本土领导层的意见通通靠边站。一个年轻的负责人搭档一个对中国只有一知半解的外国人，给革命的命运蒙上了一层阴影。
特殊待遇的洋老爷
博古在瑞金专门给李德修建了一座独栋房子，配备了专职警卫员、翻译、保健医生与炊事员，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唯独李德享受顶配待遇，还通过地下党组织从上海采购咖啡、雪茄和罐头供他享用。李德的高调作风，和毛泽东、朱德等跟战士同吃同住的习惯形成了鲜明对比。
鸡蛋碰石头
前四次反围剿中，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打法：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兵力打伏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节节败退。
李德直接否定了这套贴合中国国情的作战体系，直接给这套战术扣上了“游击主义”“逃跑主义”的帽子，强行推行欧洲正规战的教条打法，他喊出了两句口号：“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能丢”。
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采用堡垒战术，每向前推进一段距离，就修筑碉堡和壕沟，层层压迫苏区。敌军配备了重炮、飞机，有着充足弹药，红军只有轻武器，弹药短缺，根本不适合阵地战。可李德一意孤行，强制红军同步修建碉堡，采用“短促突击”战术，敌军从碉堡出来，红军立刻冲出工事近距离冲锋。
这套战术放在装备对等、后勤充足的条件下尚且可行，放到明显劣势的红军面前，等同于主动送人头。结果红军修筑的简易土碉堡抵挡不住敌军的炮火，前线战士完全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林彪、聂荣臻从前线多次致电中央，直言不能硬拼阵地战，应当机动防御寻机歼敌，彭德怀更是反复上门劝说，李德依旧固执己见，坚信自己的理论正确。
广昌保卫战
1934年4月爆发的广昌保卫战，是李德教条指挥的一次惨痛经历。广昌是苏区的北大门，地势平坦开阔缺少山地屏障，根本不适合死守。战前彭德怀多次找到李德和博古劝谏：广昌守不住，应当主动后撤，诱敌深入再寻找战机歼敌。
李德、博古全然不听，亲自前往前线指挥所督战，下达死命令：寸土不让，死守广昌。战役开打之后，敌军炮火持续轰击，短短数日，红三军团就伤亡五千余人。
广昌失守之后，彭德怀被积压许久的怒火彻底爆发，当着翻译伍修权的面，对着李德和博古痛斥：“你们坐在瑞金对着草图纸上谈兵，连迫击炮摆放的曲线都硬性规定，可这份地图根本没有实地勘测，很多道路、山地方向全是错的！洵口胜仗想多消灭残敌都不准，硬生生逼部队钻进硝石险地，一军团差点全军覆没！”
最后彭德怀放出狠话：“中央苏区是将士们七八年流血打出来的，一、三军团浴血奋战多年才打下这片根据地，如今在你们手里丧师失地，你们根本不心疼，简直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伍修权起初怕冲突激化，没有完整翻译这句话，彭德怀察觉之后，要求一字不差全部转达。李德听完当场暴怒，指责彭德怀是心存报复消极避战，彭德怀毫不退让，直言大敌当前只谈战局对错，不谈私人恩怨。足以见得当时全军上下对两人错误指挥的不满。
湘江血战
第五次反围剿全线溃败，只能启动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按照正常逻辑，部队必须轻装上阵，舍弃一切非必要物资，提升速度才能甩开追兵提高生存率。
可李德出台了一套荒唐方案，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很多设备和生活上的瓶瓶罐罐都带着上路，搬运队伍就多达一万多人。
朱德、彭德怀看到臃肿迟缓的行军队伍，直言批评：这哪里是打仗突围，分明是抬着棺材赶路！队伍负重过大，每日最多只能行走二三十里，身后几十万国民党追兵日夜紧追。
最惨烈的湘江战役，正是李德僵化指挥酿成的灭顶之灾。当时红军抵达湘南，蒋介石已经调集三十万兵力，在湘江对岸布下包围圈，堵住了原定的西进路线。毛泽东、彭德怀多次紧急提议，立刻放弃原定路线，转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山区，趁各路敌军尚未合围，就地寻机歼敌，跳出敌军的包围。
李德死死抱住地图上画好的路线不肯更改，执意硬闯湘江布下的口袋阵，军委纵队因搬运物资行动迟缓，错失了有利的渡江时机。
长征出发时八万六千多名红军，湘江血战后仅剩三万余人，这场浩劫的源头，正是李德博古脱离实际的教条指挥。
遵义会议扭转局面
从1933年李德进入瑞金执掌军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短短一年多时间，他的教条主义给红军制造了数不清的生死劫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丢失了中央苏区，广昌血战伤亡惨重，长征初期搬家式行军被动挨打，湘江一战主力折损大半，每一场劫难都险些断送中国革命。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全党集中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会议决议明确指出，李德压制不同意见，指挥方式极端恶劣，正式撤销他的军事指挥权，军事指挥权交还给毛泽东等熟悉国情的本土领导人。
接下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依靠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打出了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役，成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
这段历史留给后世一个深刻的教训：任何外来理论都不能生搬硬套，脱离本土实际的纸上谈兵，终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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