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人4年涌入！葡萄牙放开边境后，右翼政党彻底崛起|乌克兰|右翼政党|左派|巴西|科斯塔|葡萄牙

2020年初春，葡萄牙媒体掀起一场风暴：乌克兰公民伊戈尔·古梅纽克在里斯本机场死亡，当时他正被国家边境管理机构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拘押。更严重的是，由于担心外界发现他曾遭该机构人员虐待的证据，这起死亡事件显然被隐瞒了数小时。

在对待被警方拘押人员的问题上，葡萄牙的声誉一向算不上清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际各个人权机构曾报告多起警方虐待事件，其中一些案件还进入欧洲人权法院。那时警方培训不如今天专业，许多新招募人员出身贫寒。事实上，执法人员薪资从来不是中央政府的优先事项，直到今天，许多警务设施仍然破败不堪，警察常常需要自掏腰包购买制服，风险保障和工会权利也十分有限。

对葡萄牙而言，不幸的是，2020年恰逢西方“觉醒”文化革命的高峰期，而里斯本当时由安东尼奥·科斯塔领导的左翼政府执政。多数政客都带有机会主义色彩，但科斯塔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原因有二。

其一，科斯塔2015年出任总理后，不得不在紧缩危机后果中执政。文中称，这场危机本是其所属政党一手造成：在2011年次贷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以“对抗衰退”为名将国家公共债务翻倍，最终导致国家破产。面对沉重的债务偿付负担，左翼政府已无财力用来转移公众注意力或收买民意。

其二是意识形态原因。文中认为，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布莱尔主义，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07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失去信誉。科斯塔本人也并非善于鼓动人心、富有魅力的梦想家，而更像是左派政党内部一名灰色的党务官僚，无法掩饰国家的严峻处境。

伊戈尔·古梅纽克死亡事件发生后，科斯塔政府在案件尚未经过法院裁决的情况下，向其在乌克兰的家属支付了70万欧元赔偿。文中认为，这等于在案件开审前就公开承认了政府有罪，也因此左翼政府随后立即暂停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的工作，并花费数月时间拆解其基础设施和职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文中称为“残缺且扭曲”的新机构：移民融入与庇护局。

文中认为，这一变化意味着，“边境”和“外国人”这样的概念被“移民”“融入”和“庇护”所替代，目标不再是控制或阻止非法入境者，而是协助他们进入。文中将这种变化描述为：边境管控被制度化渗透所取代。

文中称，左翼政府确实这样做了。在安东尼奥·科斯塔执政期间，大约100万移民在约4年内进入葡萄牙，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边境管控事实上被取消，是重要原因之一。文中还称，新机构移民融入与庇护局有意维持低效和混乱，其工作人员往往把尽可能让更多申请者合法化视为自身使命。

这100万人，接续的是此前10年间移居葡萄牙的近50万人。文中称，这些人中，有些是为了逃离委内瑞拉，有些是为离开巴西卢拉执政时期，也有人是为了摆脱北欧的紧缩、通胀和穆斯林移民问题。文中认为，区别在于，外国人与边境事务局仍在运作时，至少还存在一定标准和管控；而在移民融入与庇护局体制下，人口流入几乎失去约束。

如此大量新来者带来的直接压力，推动了右翼政党“够了！”党的崛起。该党多年来一直宣称，房地产价格飙升，以及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医生和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持续恶化，都是科斯塔政府激进政策的结果。文中称，主流媒体及其背后的企业建制派“事实核查”机构因此将“够了！”党斥为民粹主义者，并指责其传播假新闻。

2025年，一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因指责该党领导人安德烈·文图拉夸大移民数字，被迫在电视直播中向他道歉。就在过去一个月，现任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卫生部长承认，家庭医生长期短缺的原因在于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与此同时，葡萄牙国家统计局也因被迫修订人口数据而陷入争议。修订后的数据显示，葡萄牙实际人口为1140万。

按照这一修订结果，葡萄牙在人口规模上进入欧盟前十，位列第9。文中认为，这也意味着科斯塔政府此前向葡萄牙民众和国际机构通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存在误导。按文中的说法，整体国内生产总值之所以增长，只是因为有更多人迁入葡萄牙，而非生产率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真正提高。

作者还提到，大规模引入移民带来的其他副作用包括：欧洲各地出现所谓“葡萄牙”罪犯，而这些人之所以被算作葡萄牙人，仅仅是因为通过移民融入与庇护局的快速合法化程序获得身份。这种情况，文中认为，与北欧国家持有当地护照的罪犯问题如出一辙。

文中还称，越来越多公立学校班级中，拥有葡萄牙名字的孩子已成为少数。这一现象曾被“够了！”党公开指出，而主流媒体则猛烈抨击该党，理由是该党竟敢举出具体例子，从而“侵犯了儿童隐私”。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会问：安东尼奥·科斯塔为何会成为文中所说“觉醒式强硬治理”和“背离”的推动者？毕竟，他难道不只是左派政党内一名没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灰色官僚吗？

文中认为，情况确实如此。科斯塔很早便在左派政党青年组织中起步，并在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总理的年代逐渐为人所知。古特雷斯如今是联合国秘书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他曾是葡萄牙“新工党”式布莱尔主义治理路线的代表人物。

不过，到了2010年代初，科斯塔遇到了一个问题。作为里斯本市长，他原本正准备竞选左派政党领导权，继而角逐总理职位。但当时左派政党的领导权掌握在今年赢得总统选举的安东尼奥·若泽·塞古罗手中。文中称，塞古罗之所以构成障碍，是因为他同样来自左派政党中间派阵营，因此科斯塔不得不与党内“觉醒”极端派结盟，才能将塞古罗拉下马，并为自己竞选总理铺路。

文中称，科斯塔出任总理后，别无选择，只能向党内“新马克思主义者”让出多个部委和议员席位；而这些安排又帮助他获得了极左翼和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议会支持。

文中认为，这与美国出现的趋势如出一辙。以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为代表的政治人物，原本是20世纪90年代“蓝狗派”新自由主义的面孔，如今却为文马主义者及其反白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交叉性政治和第三世界主义政策打开了大门。

文中写道，对职业政治阶层而言，这种迎合带有表演性质；而对文马主义者来说，这样做还有一个额外便利之处：无需在劳动法问题上作出让步。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反全球化运动中的工会主义者曾推动这类让步，后来真正出现的却只是带有种族色彩的多元、平等与包容招聘实践。文中将这种局面概括为“大企业彩虹旗范式”，即以社会正义加盟模式向全球输出文化革命。在文中看来，贴上彩虹祝福的美元，终究还是美元。

文中举例称，在美国，南希·佩洛西曾戴着口罩为乔治·弗洛伊德下跪；而在葡萄牙，安东尼奥·科斯塔则突然把自己的印度血统当作政治武器，用以指责反对派存在种族主义。这不仅让大多数葡萄牙人感到困惑，甚至连他所属政党的成员也感到意外，因为在他极为成功的数十年政治生涯中，这一背景从未成为问题。文中还补充说，例如葡萄牙南部地区的人，本就可能拥有很深的肤色。

文中接着指出，如今纽约市围绕佐赫兰·马姆达尼的问题，以及美国民主党整体面临的困境在于，那些新自由主义“觉醒派”正在输给过去几十年里被他们放进系统内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文中认为，在多年为第三世界主义辩护之后，城市建制派如今已无法在修辞层面击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

文中认为，欧洲也在发生类似变化。他写道，连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都会出席“去增长”会议，欧盟官僚如今则成了激进女权主义者和文马主义者，忙于推行受“觉醒”理念启发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