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蒋英词条、人民日报《金庸与蒋英：没有血缘的亲情》、钱学森图书馆官网·钱学森家人、网易号·《蒋英母亲嫁给蒋百里后》、腾讯新闻·《"钱学森夫人"蒋英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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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许多人听到的第一反应是：钱学森的夫人。
但如果你愿意多往深处翻一层，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实在是委屈了她。
她叫蒋英，1919年9月7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海宁。
书香与铁骨撑起了她的家世，而一位从日本远道而来的母亲，则给了她这个时代最特殊的一重身世——身上流着两个民族的血，却用一生站在其中一边，再也没有动摇过。
她母亲是日本人，这一点本身已经足够令人惊讶。
而更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日本女人在全面抗战打响之后究竟做了什么，以及蒋英在身后留下的那块墓碑上，究竟镌刻着哪几个字。
这三件事，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值得人坐下来好好想一想……
[一]【"神童"与日本护士，一段不寻常的缘分】
先说蒋英的父亲蒋百里。
他这个人，在近代史上是绕不开的一个名字。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字百里，1882年10月1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州硖石镇。
少年时以聪慧闻名乡里，1898年通过科举乡试成了秀才。
第二年，他进入浙江求是书院，学"实学"，与钱均夫、厉绥之是同窗。
这个钱均夫，后来正是钱学森的父亲——两家的缘分，从这里就已经埋下了。
1901年，蒋百里靠着地方官员的援助赴日本留学，先后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
在校期间，他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按照惯例，成绩最优者将获得日本天皇御赐佩剑。
那一年，这把剑颁给了一个中国人——蒋百里。据说从此之后，这一奖项便只颁给日本人，再未例外。
1906年回国后，蒋百里辗转多地任职，因为军事眼光和笔力俱佳，声名逐渐显赫。
1912年，袁世凯起用他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首任校长。
那是一所足以与黄埔相提并论的军校，蒋介石本人都曾就读于此。
蒋百里接手后，一心要把它办成中国最好的军校：给学生定制军服、皮鞋、马靴，提高伙食标准，聘请日本士官毕业生担任教员，推行大量改革。
这一切都需要大笔经费，而每一次他向北洋政府陆军部申请临时经费，换来的要么是拖延，要么是拒绝。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年下来，蒋百里彻底灰了心。
1913年6月18日，这是个让很多人记住了的日子。
那天清晨，全体师生照例集合，蒋百里照常训话。
话说完，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从腰间取出手枪，朝自己胸口扣下了扳机。
好在侍从眼快，将他推了一把，枪口略偏，子弹从肺叶之间穿出，未伤及心脏。蒋百里当场倒地，血迅速染透了衣衫。
袁世凯听到消息，立即向日本驻华公使馆求援，派出了最得力的医护人员赶赴保定实施救治。
这支医护队伍里，有一个年仅二十多岁的日本女孩，名叫佐藤屋登，出生于日本北海道。
她的父亲虽是武士出身，对中国却并无敌意，甚至曾加入同盟会，这给了她一个与寻常日本人很不一样的视角——对中国没有偏见，甚至心怀好感。
她护士学校毕业后，被派往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担任护士长，这才来到了中国。
经过紧急手术，蒋百里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身体极度虚弱，心境亦没有丝毫好转，依然存有轻生之念。
医生判断，他不只需要身体的静养，更需要精神上有人持续陪伴、开导。
于是，照料蒋百里的任务，就落在了佐藤屋登肩上。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一段朝朝夕夕的相处。
佐藤屋登性情温柔，谈吐不俗。她了解了蒋百里的经历之后，每日与他交谈，帮他慢慢重新对生活提起兴趣。
相处时间一长，蒋百里对这个异国女孩越来越有好感，只是还没开口，佐藤屋登就先结束了任务回到了日本。
蒋百里感到茫然，索性提笔开始给她写信。
信写了一封又一封，情辞恳切，最终打动了佐藤屋登。她说服了父母，于1914年重回中国，与蒋百里在天津举行了婚礼。
这段婚事当时轰动不小。蒋百里是响当当的高级军官，娶一个日本女人，放在那个年代，外界的目光不难想象。
但蒋百里从未在意过，两人依然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
婚后，蒋百里给妻子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蒋佐梅。
"蒋"是他自己的姓，"佐"字保留自妻子原来佐藤家族的姓氏，"梅"则是蒋百里平生最爱的花。这三个字合在一起，是他对她最郑重的一份承诺。
蒋佐梅从此正式安家于中国，脱下和服，学做中国菜，学缝衣，学了一口流利的汉语。
她从不抱怨丈夫常年在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两人婚后陆续生了五个女儿，蒋百里给每个孩子都取了中文名字，从不让她们学日语，全家讲的都是汉语。
两人还曾在浙江海宁故乡种下了两百余棵梅树，取名"梅园"，想的是有朝一日能在那里安安静静地老去。可惜这个心愿，一直没能实现。
五个女儿中，排行第三的，就是蒋英。
[二]【过继、青梅竹马，以及一曲〈燕双飞〉】
钱均夫和蒋百里，是浙江求是书院的同窗，两人都是前清秀才，后又同是留日学生，回国之后都在北京供职。多年世交，两家走动十分频繁。
蒋家这边，五朵金花，热热闹闹。钱家那边，只有一个独生子钱学森，安安静静。
有一天，钱学森的母亲对蒋英的母亲说："你们家可太热闹了，我们家却很冷清，干脆你过继一个女儿到我们家吧。"
蒋佐梅当场就答应了，说："那你挑一个吧。"钱家母亲相中的，是排行第三的蒋英。
这件事办得相当正式。钱家宴请了亲朋好友，蒋英的名字也正式改为钱学英，连跟着蒋英的奶妈也一并去了钱家。那一年，蒋英大约五岁，钱学森大约十三岁。
但这段"过继"没维持多久。一方面，钱学森当时满脑子都是读书，根本没工夫陪小妹妹玩。
蒋英晚年回忆说："他不会跟小妹妹玩，他有很多玩具，口风琴啊，球啊，他不跟我玩，就看着我，逗我，我不喜欢这个哥哥，我要回家。"
另一方面，蒋百里夫妇很快也后悔了，实在舍不得这个女儿，便开口向钱家把人要了回去。
钱学森的母亲虽然答应放人，但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这个老三，长大了，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
这句话，蒋英听进去了，也记住了。她从此一直称钱学森的母亲为干妈。
蒋英回到自己家之后，两家依然往来不断。
在一次聚会上，已经长大不少的蒋英和钱学森一起合唱了一首《燕双飞》，唱得自然，唱得和谐，两家父母都笑得合不拢嘴。
谁也没想到，这一曲《燕双飞》，后来真的成了两人命运的预言。
蒋英自幼对音乐极为敏感，这一点在家里早早就显露出来了。
蒋百里本人爱好广泛，对文艺并不排斥，家里的氛围既有军书，也有钢琴。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蒋英对声乐的热情越来越强烈。她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后改称上海中西女中），在那里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
1936年，蒋英十七岁，随父亲蒋百里赴欧洲游历。
这趟旅途走过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蒋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欧洲古典音乐的现场——歌剧院的厅堂、交响乐的轰鸣、名家演奏的现场，让她从那时起就下定了决心，要把声乐这条路走到底。
父亲支持她，留她在德国学习音乐。
1937年，蒋英正式进入柏林冯·斯东凡尔德学校学习德语和音乐基础。
1942年，她考入柏林音乐大学主修声乐，师从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海尔曼·怀森堡。
那几年，正是她人生中最用功的时光。白天练声、练琴、学语言，晚上泡在音乐厅里听交响乐、歌剧、话剧。
她后来说，进了柏林音乐大学，就像掉进了音乐的海洋，什么都感兴趣，"它像海涛一样阵阵向我冲来"。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把一切都打断了。
[三]【战火中的琴声，一个亚洲人的第一名】
1939年，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战火以难以预料的速度向四面蔓延。
1940年，德国又相继进攻法国、比利时、荷兰，整个欧洲陷入混乱。
滞留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走不了，也回不去。
季羡林、张维、陆士嘉、裘法祖，这些后来在中国各个领域名声显赫的人，那个年代都和蒋英一样，被困在这场战争里。
德国越来越待不下去。空袭警报隔三差五地响，练声的课表被一次次打断。
蒋英跟随难民人潮辗转流亡，最终抵达中立国瑞士，在卢塞恩音乐学院继续学业。
卢塞恩的日子，比在德国清苦许多。最困难的时候，她每天只靠几颗土豆度日，甚至捡过烂菜叶充饥。
但走进排练厅，蒋英就像换了一个人，几个小时的练声，连续不停，从不叫苦。
她在卢塞恩先后跟随几位名家学习歌剧和表演技术，打磨愈来愈精。
1941年至1943年间，她还曾因患肺病不得不中断学业，但病好之后，她重新回到练声房，像从未离开过一样。
1943年，在瑞士"鲁辰"万国音乐年会上，蒋英参加了由匈牙利著名女高音名师依隆娜·德瑞高主办的各国女高音比赛。
台下坐着的，几乎都是欧洲人，没有人把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当作真正的竞争者。
然而蒋英开口了。
台下的评委起初只是礼貌地听着，很快，那种礼貌变成了专注，评分板上的数字一路往上走。
最终，所有评委不约而同地给出了高分，蒋英获得了女高音比赛第一名，同时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人。
这一名次，给她带来了在欧洲声乐界的广泛关注。
唱片公司找上门来，经纪公司找上门来，柏林德国大戏院聘请她演唱，德国留音片公司"德律风根"与她签订了出版唱片的合同。
她的老师克鲁格邀请她毕业后留在卢塞恩音乐学院担任助教。
这一切摆在面前，蒋英想了想，都婉拒了。
1946年，战争结束。蒋英在海上漂泊数十日，于当年12月抵达上海，结束了整整十年的欧洲生涯。
1947年5月，上海兰心大剧院，蒋英举行了归国后的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整场演出持续三个多小时，她共演唱十六首曲目，既有欧洲咏叹调和现代情歌，也演唱了两首中国民谣《道情》与《凤阳花鼓》。
上海大公报的记者用了八个字来形容她的歌声——"声震屋瓦、响遏行云"。
那个年代的上海，见过各路名家，却很少见到一个中国人能把西洋美声唱到这个水准。整个上海音乐界为之轰动。
而就在那段时间里，一个人也悄悄出现在了蒋英的视野边缘——她认识了很多年的那个人，她那位曾经"不肯跟她玩"的干哥哥，钱学森，也从美国回来了。
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蒋英回国之后的那段日子，生活表面上热闹，可有一样东西始终压在心底，那就是父亲蒋百里。
她在柏林留学期间，1938年11月4日，父亲突发疾病，在广西宜山病逝，年仅五十六岁。
正赶上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从汉口撤退途中，就这么走了。
彼时她人在柏林，无法归国奔丧，只能提笔写下泣血祭文《哭亡父蒋公百里》。
父亲去世的那个节点，正是全面抗战已然打响的时候。
而父亲留下的那个日本妻子，蒋英的母亲蒋佐梅，则在丈夫离世之后，独自面对了一个比失去爱人更为沉重的处境。
这处境有多难，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恐怕很难真正体会到。
[四]【1938年，一个日本女人在中国的处境】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在广西宜山病逝，消息传出，举国哀恸。
这一年，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有余。日本军队的刀锋已经插进华北、华中、华南无数座城镇。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愤恨，积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而就在此时，蒋百里的妻子，一个日本人，孤身带着四个女儿（大女儿蒋昭早逝），留在了这片正在燃烧的土地上。
这件事本身，放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
丈夫在世的时候，蒋佐梅的日本身份已经被人议论过很多次。
蒋百里在外高调推行抗日主张，写文章，做演讲，出版《国防论》，以文字为"纸弹"，抨击日本侵略——而他的妻子，偏偏是一个日本人。
这个对立，从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只是被两人的相扶相持压了下去。
但现在，蒋百里不在了。
舆论的口子，一下子撕开了。
冯玉祥率先发难。他通过多次演讲，隐约暗示蒋百里的死与蒋佐梅有关，措辞虽未直接点名，但意思已经够清楚——有人开始怀疑，蒋百里是被他的日本妻子害死的。
这样的话传开之后，蒋佐梅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失去丈夫的痛苦还没有从心里散去，外头的流言已经一波接一波地涌来。
她是一个日本人，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她的祖国正在打她的丈夫的祖国。
这三件事叠在一起，让她在任何一个中国人面前，都站在了最难辩解的位置上。
她没有争辩，没有逃走，也没有回日本。
她选择留下来。
当蒋佐梅第一次以日本人的身份，出现在抗战前线时，当她面对着那些因为日本军队而失去手足的中国伤兵，开口说出那句话时，连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而她后来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以及蒋英那块墓碑上最终留下的那几个字，让见过的人无不沉默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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