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① 王庆莲口述、邓娟整理：《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党史天地》2012年第21期（原始口述文本）；② 百度百科"王庆莲"词条（综合《党史天地》访谈原文及浙江省档案馆资料整理）；③ 百度百科"戴笠"词条（综合《戴笠传》、民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档案、国史馆资料整理）；④ 百度百科"姜毅英"词条（综合台湾"情报局"内部档案、《中华民国军政领袖》等资料整理）；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档案（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五年，涵盖局本部编制及人员名册）。
本文依据王庆莲口述访谈整理写作，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均为受访者个人陈述，不代表本文立场。
1946年3月17日，消息从南京传到重庆——戴笠死了。
他乘坐的专用飞机自北平市起飞，途中失事，1946年3月17日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
消息确认的时候，军统局本部的人几乎都怔了很久。
几十年后，当年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的一个女译电员坐在镜头前，开口说了一段让很多人都没想到的话。
她叫王庆莲，浙江江山人，1928年4月生，她在军统里工作了三年多，见过戴笠，听过他讲话，在同一个大院里吃过饭。
她说，世人对戴笠的评价，她并不完全认同，而且她的这个判断，不是凭感觉，是有来由的——来自她亲眼见过的两件事。
这两件事，她记了将近七十年，从未对外讲过，直到晚年才在镜头前第一次说出来。
[一]【战火中的江山女孩：一无所知地走进了那个地方】
1928年4月，王庆莲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
她出生没多久，父亲就没了，家里的日子从一开始就过得很紧，母亲一个人养不活，把她托付给外婆家，自己出去谋生计。
外婆家也并不宽裕，但王庆莲还是读完了六年小学。
六年是她这一生接受正规教育的全部时间，因为往后日本人打来了，学校停了，家里的东西也烧得差不多了。王庆莲后来在采访中说，她这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小学毕业之后，王庆莲开始在街上卖香烟贴补家用。
那时她才十多岁，每天早出晚归，走街串巷，是个人见人喜的机灵小姑娘。
家里日子越来越紧，仅靠卖香烟挣来的那点钱，根本支撑不住一家人的吃饭。
1943年4月，军统局来浙江江山招人，这件事王庆莲本人事先完全不知道，是她的母亲给她报的名。
她才刚满15岁，什么都不懂，家里经济困难，无路可走，军统局来江山招人，妈妈给她报了名。"也是运气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那年，江山地区通过军统考试的总共有20人，其中就包括王庆莲在内的4名女孩和16个男孩。
考完试没多久，一辆卡车把这20个人拉走了，往重庆方向开去。
王庆莲坐在车厢里，连军统是什么意思都没搞清楚。她就知道，以后有饭吃了。
1943年6月8日，王庆莲一行人抵达重庆。
一共4个女的、16个男的，没有经过培训就直接来了。
有10个人被分到军统局本部译电科，王庆莲和其他10人则被送到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因为敌机轰炸厉害，为了保护密码本，密本股就设在乡下。
磁器口这头，王庆莲干的是打印密码本的活，每天和密码本打交道，但并不懂得如何译电。
这样过了将近一年，到1944年4月，她被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担任译电员，军衔是准尉，领少尉的工资。
就这样，一个从浙江江山来的15岁小姑娘，糊里糊涂地进了军统局本部，成了一名译电员。
[二]【密码、舞厅与大院：局本部里的那三年】
军统局本部坐落在重庆罗家湾，内勤和外勤最多时人员达5万之众，从事内勤工作的特务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
对于刚从乡下造纸厂调回来的王庆莲来说，这里的规模让她一时间有些晕头转向。
华南地区的电报，都由她们这个股来译。
密码都是数字，不能直接译，要先做减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码本，有的很复杂。
一开始，王庆莲的译电速度很慢，破译错误了还要返工加班，没少被批评，但她不怕吃苦，慢慢练，慢慢熟，后来上手了，效率高了，才有了自己的空余时间。
有了空余时间，王庆莲开始打量这个大院里的一切。
她发现，军统局对仪容仪表管得很严。王庆莲向那些达官显贵家的小姐和太太们学习，开始打扮自己，在工作期间涂口红，被通报批评，时常被她的直属领导姜毅英数落。
她又活泼，蹦蹦跳跳的，说起王庆莲，军统里的工作人员都认得。
她的直属上司，是当时军统局里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姜毅英，190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新塘边一个木匠家庭，后来考入浙江警官学校，毕业后入军统从事无线电收发和密电译电工作，是军统电讯第一人魏大铭的得意门生。
1941年12月初，姜毅英破译了日本军部无线电密码，侦查得知日军将于同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情报，受到戴笠嘉奖，由原来的中校破格提升为少将译电组组长，姜毅英便成为军统局及当时军中唯一的女少将。
这个少将，就是王庆莲的顶头上司。
王庆莲对姜毅英的感情是复杂的——又敬又怕，有时还有点腹诽，姜毅英比较随和的是毛人凤，戴老板生气要打人，他就去劝。
王庆莲在军统局一共待了三年零几个月，走的时候也是找毛人凤请的假。
王庆莲后来说，在军统局的那三年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吃饱穿暖，无忧无虑，是当时多少人的心愿。
那段时日，每逢半天休假，她就跑去看电影、跳交谊舞。军统局有个证章，带出去坐车、看电影都不要钱，但她们从来不用。
一个原本去卖香烟维持生计的江山女孩，在乱世的重庆，过了三年不愁吃穿的日子，还顺带学会了跳舞。
这三年，她见过了太多——包括那个让整个军统局都肃然起敬的人。
[三]【那个让大院里人人噤声的名字：戴老板】
戴笠，1897年5月28日生，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保安村人，字雨农，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创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
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
在那个年代，外界对他的描述五花八门。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局外人靠想象，局内人靠亲历。
戴笠这个人，很神气，说一不二。
王庆莲她们不叫他戴局长，都叫戴老板，有人小小声说一句"老板来了"，大家赶紧老老实实地干活。
这个细节，几十年后王庆莲说起来，语气里还带着一点敬畏。不管多久，那个人走进来的感觉，她没有忘掉。
大院里的人都知道，老板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在抗日时期，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针尖不能两头尖"为训，规定战时特工不许结婚。
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的要求严，不光严在别人身上，也严在自己身上。这一点，王庆莲是亲眼见过的。
戴笠常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并用传统伦理以德相报，团结特工。
戴笠向牺牲的军统特工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妻，有意地将军统局塑造成一个讲仁义的单位。
每年4月1日，军统局都要开"四一大会"，纪念那些为军统工作而死的人，不管是工作死的还是生病死的，每个人的照片都挂在礼堂上，把家属接过来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板遇难，那年的"四一大会"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了。
蒋介石穿军服扎皮带，披大披风，很威武，他走进来，军乐奏响，全场鸦雀无声，王庆莲亲眼看见，台上讲话的蒋介石在那场追悼大会上哽咽了，连话都说不完整。
那是1946年4月1日，戴笠已经死了。那一天的礼堂，王庆莲说她这辈子都没忘记。
王庆莲在局本部的日子，并不是只有密电和舞厅。
在那个大院里，她日复一日地见到这个让整个军统局都肃然起敬的人出现在各种场合。
就是在这些再日常不过的场合里，她看见了两件让她事后一直记着的事。
她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讲起过这两件事，直到很多年以后，有记者来找她，她才终于开口，把这两件事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
而那两件事，是她那个"戴老板比较正派"的判断最核心的依据。
[四]【她把这两件事藏了将近七十年】
王庆莲在军统局本部一共待了三年零几个月。这三年里，她每天接触密电，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在乱世的重庆见过了繁华，也见过了凋零。
1946年8月，她离开了军统。
解放后，她被划为"反革命"，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她是镇压的对象，她把自己的历史一点不保留地向杭州公安局交代了。
1958年杭州的政治清理运动开始，他们要她"自愿"申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
没办法，她和丈夫下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了。
这一去，就是二十三年。
虽然王庆莲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已经离开了军统局，而且自己在军统局的时候也没有拿过枪杀过人，但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在大运动中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王庆莲被迫和丈夫流放到农村改造，那段日子十分苦难，除了要忍受物质上的刻薄之外，最痛苦的莫过于精神上的摧残。
有一次一位大娘在给她换衣服的时候，看见她身上没有一块好肉，不禁掉下了眼泪，王庆莲则安慰大娘让她不要哭，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要是被看到了还要挨打。
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就在离她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却见不到面。
挂牌子、戴高帽、游街，王庆莲全都经历过。她一度想到了死，但没有死成。
她后来说，支撑她撑过去的，是一个念头：别人都在熬，她也要熬。
王庆莲为了抒发心中苦闷，逐渐学会了抽烟，由原来的一天一根，到后来的每天半包，烟雾缭绕中，王庆莲仿佛又看到在军统局里快乐潇洒的那个小姑娘。
直到1981年国家落实政策，王庆莲终于拨开迷雾见光明，与家人们团聚。
1981年至今，解放后她仅仅工作过8年，虽然曾经受了那么多罪，那都已过去了。
她说："毕竟共产党已养了我将近31年了，使我的晚年过得很幸福，我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平反之后，王庆莲的生活安定下来，儿孙绕膝，有关爱老兵的朋友时常来探望她。
就在这个时候，记者找来了。
那一年，王庆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她坐在那里，抽着烟，和记者聊起了那三年的事，聊起了大院里的人，聊起了那个让整个军统局都不敢大声说话的人。
她说，外面对那个人的描述，她看过，也听过，很多地方，和她记忆里的不一样。
记者问她，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王庆莲沉默了一下，说——在她印象里，那个人还是比较正派的，不像外面说的那么阴险毒辣。
记者追问，你的依据是什么。
王庆莲说，有两件事，是她亲眼见的，她不会记错。
然后她慢慢地开口了。
那一刻，二十三年农村的风吹雨打、老家灶台旁的半包烟、镜头前花白的发丝——所有这些都安静下来，压住了，沉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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