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上午九点，某省机关某科室，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准时落座。第一件事是清洗那只白瓷茶杯，然后泡上一壶浓茶。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浏览新闻、刷短视频，偶尔对热点时政“指点江山”。十一点整，他起身下楼，当天再没有人见到他。
科室里的人对此视而不见。新来的年轻主任在周例会上敲打了一番，说“老同志经验丰富，可以多带带新人”，目光扫过老张，语气客气，意图明显。老张依然我行我素。
后来这件事上了热搜。再后来，“逍遥干部”就与“退而不休”形成了老干部群体的一体两面。
一
老张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类型。
《半月谈》杂志曾将这类人命名为“我不会”干部——有的是真不会，有的是不愿会，遇到棘手工作，一句“我不会”就躲进避风港，落个轻松自在。中央党校教授汪玉凯的评价更直接：“我不会是不作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惰政。”
但问题在于，老张的“我不会”为什么能被全科室默许？
答案不复杂：一个57岁的处级调研员，职级到顶、晋升通道关闭、职务早已被免，组织没有给他定义新的岗位职责。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职级与职务分离后的制度产物——有级别，无岗位；有待遇，无职责。
“面对逍遥干部，并非不想管，而是不敢管、不好管。”某镇党委书记说得直白，“乡镇上一些所的负责人就只有一两人，大都是临近退休的老同志，有的还是关系户，人家甩担子，最后烂摊子还是我收拾。”
管他的成本，远高于让他逍遥的代价。走完一套处理程序需要的时间，可能比他的剩余工龄还长。于是大家算了算账，选择了沉默。
二
然而在同一时间，另一群“老干部”正在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发挥余热”。
2026年1月，电视专题片《一步不停歇 半步不退让》播出第二集《严惩政商勾连腐败》。镜头前，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忏悔道：“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了，就没什么顾忌了，把请托办事谋取私利不当一回事。我说了一句话叫，世界真奇妙，退休才知道。”
徐宪平2015年退居二线，2023年7月退休，2025年3月被查。退居二线后，他受邀担任高校特聘教授，频繁参加论坛讲座、课题研究、规划编制——这些本应是“发挥余热”的正当事务，被他变成了“保持影响力、勾兑政商关系、进而谋取私利的平台”。
更具戏剧性的是他的操作手法：早在2007年还在任时，他就安排亲属认购了某企业的原始股，直到退居二线后的2018至2019年才减持变现，获利数百万元。中央纪委工作人员的评价一针见血：“他这些权钱交易，有着期权化的特点，刻意在时间空间上将收钱跟办事割裂分开。”
徐宪平不是孤例。
2026年6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满仓一审被判无期徒刑。通报显示，他在退休后利用昔日职务影响力敛财1.7亿余元，刷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退休干部利用影响力受贿金额纪录。他在岗期间受贿1.46亿余元，退休后的敛财数额反而超过在岗数十年所得。
2026年7月，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蔡赴朝在退休8年后被查。同月，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被开除党籍，69岁。还是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张世平被开除党籍，同样是退休后被查。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仅在2025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发布的落马中管干部就达65名，有的任上落马，有的退休后仍被查。2026年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纠治一些领导干部退而不休、利用余威谋取不正当利益行为”。
三
“逍遥干部”与“退而不休”——两个极端，一个不干事，一个太干事。但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病灶。
这个病灶是什么？
是一个社会对“职级”的定义，远远超越了“岗位”本身。在中国的科层体系里，职级不只是一种管理工具，更是一种近乎终身附着的社会身份。一个人当到了处级，他就不再只是“某个处室的负责人”，而是“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身份与岗位的分离，产生了两个后果：
第一，身份一旦授予，很难收回。哪怕从岗位上退下来，“处长”“厅长”的标签依然在，别人依然叫你“某处长”“某厅长”。第二，身份自带资源吸附力。别人对你的敬畏、巴结，不是因为你此刻在做什么，而是因为你曾经是“什么级别”。
于是，两种人用了两种方式利用同一个漏洞：
老张们选择“消极兑现”——反正职级到顶了，干与不干待遇一样，不如用最少的时间成本换取全部待遇。
徐宪平们选择“积极套现”——既然身份在市场上有人买单，为什么不在它彻底失效前折现成真金白银？
他们看似相反，实则同谋。
四
更值得玩味的是公众的反应。
“57岁处级干部每天11点消失”登上热搜后，舆论并没有一边倒地批判老张。相当一部分声音在说：
一个57岁的老同志，不指手画脚、不倚老卖老、不干涉年轻人，每天还能坚持坐到11点——这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基层的生存逻辑在说话。
在一个运转正常的组织里，“躺平”和“让位”往往是一体两面的。一个人选择躺平，意味着他放弃了竞争，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他的“消失”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不制造额外工作，不消耗同事情绪，不给年轻人添乱。
一位自称“躺了两年”的干部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今年要提拔一个干部，最合适的人选比他年轻一岁，功绩能力都差不多。他摆明了躺平，主动让位。组织先是派人探口风，又让老干部沟通，最后让当事人亲自来确认。“其实我觉得完全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当然他们愿意搞这么复杂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这段话的精髓在最后一句——“当然他们愿意搞这么复杂我还是非常开心的。”他知道组织在“过度礼貌”，但他享受这种礼貌。因为这种礼貌证明了他的价值被看见了——哪怕这种价值只是不添乱。
而这恰恰是“逍遥干部”现象的吊诡之处：一个57岁的老同志每天11点消失，全科室视而不见，不是因为大家瞎，而是因为大家算过账——容忍他的逍遥，比逼迫他在岗更划算。逼迫一个职级到头、晋升无望的人坐在工位上，换来的可能不是他的产出，而是他的怨气和麻烦。
五
2026年7月28日，就在这篇报道发酵的同时，有人发表评论：“所谓逍遥干部，顾名思义就是那些占着位子、领着薪水，却不干事、不履职、不守纪的临退休人员。”
同一天，另有评论称：“这类准点消失式逍遥干部就是隐形懒政。”
舆论场在收紧。信号是明确的：不管你是逍遥还是退而不休，都在被重新审视。
但审视归审视，制度层面的答案依然模糊。“能上能下”的文件发了不少，但实践中“思想有顾虑、标准不清晰、渠道不畅通、管理跟不上等堵点”依然存在。对逍遥干部的处分，很难找到精准的制度依据——考勤记录可以解释为“外出调研”，岗位职责本就不明确，法无禁止即可为。对退而不休的整治同样面临难题——“发挥余热”与“违规营利”的边界在哪里？正常的学术活动与利用影响力谋利的界线在哪里？
这些问题，一篇热搜报道回答不了。
六
老张还在每天11点消失。徐宪平们还在接受审查调查。
他们是同一个制度逻辑的两面——当职级成为一种脱离岗位而存在的个人资产，有人选择闲置它，有人选择变卖它。区别只在于选择，根源却在同一个地方。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退而不休是当前比较典型的一种腐败形式。此类腐败隐蔽性强、潜伏期长、危害性大，不仅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而且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是必须铲除的毒瘤。”
如果把“退而不休”换成“逍遥干部”，这段话同样成立。只不过前者的危害是显性的、量化的、可追诉的；后者的危害是隐性的、累积的、难以定性的。
而公众之所以对“57岁处级干部11点消失”如此敏感，恰恰是因为——在一个动辄上亿的“退而不休”腐败频频曝光的时代，不去深挖余威变现的制度漏洞，却把热搜留给了一个每天少上半天班的老张。
这种选择性监督本身，是另一种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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