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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港媒《南华早报》报道,美国国会知名对华鹰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代表团近日结束了为期一周的访华行程。

这个由多位对华强硬派高官和顾问组成的代表团,先后走访了北京、杭州和上海,与中方官员、智库学者以及部分企业代表举行了会面。

行程结束后,代表团副主席迈克·奎肯公开向媒体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抱怨美方原本计划深入中国科技产业的核心腹地,与多家头部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企业展开面对面交流,但这些会面请求最终全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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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未能拿到预想中的接待规格和产业准入,这场时隔七年的访华之行,最终在美方的失落与不甘中画上了句号。

让美方代表团感到难以接受的“冷遇”,在了解中美博弈现状的人看来,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支代表团从阵容上看似乎声势浩大,团长兰德尔·施里弗曾任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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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活跃在美国涉台政策和安全研究的核心圈子里;副主席迈克·奎肯更是参议院和军事委员会的老人,此前深度参与推动了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立法。

他们时隔七年重新组团踏上中国领土,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目的性。

根据美方公开新闻稿显示,代表团在出发前就已经把这次行程的定位说得明明白白:此行绝对不为了重启或改善两国关系,纯粹是为了了解中国,并用现场观察来检验他们既有的强硬判断。

换句话说,这根本就不是一场怀揣诚意的交流之旅,而是一次带着预设立场的政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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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美国国会在2000年根据《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立法咨询机构,常设12名委员,全部由美国参众两院的两党领导人任命,任期两年。

这个机构的核心职责,就是评估中美经贸与科技往来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所谓“威胁”,并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和立法建议。

他们在2024年度报告中,甚至直接抛出了建议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这种极其激进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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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家长期充当美国对华打压“急先锋”的机构,本身既不具备代表白宫签署协议或作出政策承诺的行政权力,又缺乏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

研究中国科技领域的分析人士丹尼斯·西蒙就直言,中方从来没有将该委员会视作中立的调研机构,而是清晰地将其定性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中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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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没有谈判决策权、纯粹跑来搜集材料的调查团,中方保持了基本的沟通管道,由官员和学者向其阐明政策立场,这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极大的克制。

美方竟然还妄想获得等同于内阁大臣级别的接待规格,甚至要求中方敞开核心科技产业的大门,这种毫无自知之明的心态,注定只能换来奎肯口中那个所谓“值得记录的信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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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代表团这次特意把杭州和上海列入行程,背后的算盘打得非常精明。杭州作为中国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人和数字平台企业的聚集地,代表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最前沿。

美方迫切希望走进这些头部企业的研发一线,摸清中国在算力堆叠、大模型演进以及产业化落地方面的真实底牌。

站在中国科技企业的角度来看,接待这样一个代表团,不仅拿不到任何商业回报,反而面临着极其具体且危险的政策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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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C每年撰写的报告会直接送交美国国会,成为美国政府出台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投资审查以及供应链禁令的直接依据。

企业介绍的技术路线、芯片来源或者海外布局,转头就可能变成美方制定下一轮精准打压政策的弹药。

更何况,迈克·奎肯身上还带着极其敏感的利益冲突。他除了担任USCC副主席之外,目前还是美国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Anthropic国家安全与公共部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而在代表团抵达前后,美方正频频针对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泼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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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也在密谋针对中国AI领域出台全新的限制措施。

让中国头部科技企业去面对一个兼具美方制裁制定者与竞争对手顾问双重身份的鹰派人物,这本身就是对企业安全的不负责任。

美方一边动用国家力量疯狂打压中国优势产业,一边又理直气壮地要求中国企业对其完全透明,这种极度扭曲的逻辑早已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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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今遭受的无理围堵,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美方不仅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了超过100%的关税,美国参议院还在全力推进一项名为《2026联网车辆安全法案》的极端法案。

该法案设置了严苛的股权红线:整车企业如果含有所谓“受限国家”15%以上的股权,或者软硬件供应商含有25%以上的股权,其产品就被彻底禁止在美国销售。

美方计划在2027年封杀相关车辆和软件,到2030年全面清退所有关联硬件,试图在法律层面永久锁死中国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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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近乎疯狂的封锁,本质上源于美方对自身产业落后的深层焦虑。

据2026年3月凯利蓝皮书数据显示,美国新车平均挂牌价已经高达51456美元,而中国市场上有超过200款起售价低于25000美元的优质新能源车型。

在巨大的价格优势与技术代差面前,美国本土传统车企毫无竞争力。

美方为了守住自己的市场,疯狂动用关税与立法大棒,而USCC正是这些打压政策背后的核心谋划者之一。

中国企业看清了这层利害关系,自然不可能替这个旨在拆自己台的美国机构完成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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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代表团带着满腹怨气回国,折射出的是中美科技与地缘博弈规则的深刻重塑。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方出于维护两国关系大局的考虑,愿意接待各类来自美国的调查团或议员团,希望通过现场走访减少美方的政治误判。

这一做法建立在“更多接触有助于形成理性和客观政策”的基础之上。

近年来的事实证明,某些带着傲慢与偏见的美国政客,从来不会因为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就改变其敌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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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进入中国企业参访获得的细节,反而常常被歪曲成“中国威胁上升”的新证据,成为推动所谓“去风险”和供应链切割的借口。

当接触不再带来理解,反而成为美方搜集打压材料的渠道时,中方自然会重新评估开放敏感领域的必要性。

中方这次采取了非常清晰的分层处理逻辑:政策立场由官员和智库说明,营商环境由地方和常规行业展示,而涉及国家安全与核心竞争力的头部科技企业则坚决保持安全距离。

外交接待的本质是权力的对等与利益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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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掌握关税豁免、制裁解除权限的美方官员来华,中方可以通过高级别谈判交换条件;

而对于USCC这种只能提建设性破坏意见、根本无法当场改变美方政策的咨询机构,给予过高规格只会抬高其政治身价,却换不来任何对等的政策回报。

美方政策圈习惯了将“进入中国”视为一种理所应当的特权,一旦未能如愿,便习惯性地扣上“缺乏透明度”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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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是,美国如果无法给正常的商务与学术交流提供基本的安全感,一边肆意挥舞制裁大棒,一边要求中国企业毫无保留地配合调查,这种单方面的霸道要求再也不可能得到满足。

随着代表团回国,这些鹰派委员们必然会把在华碰壁的经历写入后续的国会报告中,进一步煽动华盛顿的强硬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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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用这次明确的边界划定表明了态度:博弈的规则已经改变,任何想要在中国获取利益或信息的人,都必须先拿出对等的诚意与尊重。

当美方赖以生存的霸权逻辑在中国这里频频失效,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接下来又该如何面对这场无法倒退的时代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