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摇晃了三天两夜后，终于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长鸣，停靠在昆明火车站。车厢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浑浊的空气混合着冷风扑面而来。我紧紧抱住怀里那个拉链已经坏了一半的帆布包，随着拥挤的人潮被半推半搡地挤出了出站口。
那年我刚满二十岁，在老家县城跟人合伙做建材生意赔了个底朝天，不仅搭进去了父母半辈子的积蓄，还背了一屁股外债。年轻气盛的自尊心受不了乡亲们背后的指指点点，我头脑一热，买了一张南下的硬座票，兜里揣着仅剩的八十块钱，盲目地逃到了这座被称为春城的陌生城市，企图在这里找到翻身的机会。
九十年代末的火车站广场，是一个充满生机又极度混乱的江湖。刚一出站，周围立刻围上来一群人，卖地图的、开摩的的、推销盲流快餐的，各种口音混杂在一起，吵得人脑仁疼。
其中最多的，是那些手里拿着硬纸板，上面写着“住宿、带彩电、热水”的拉客大妈和妇女。她们眼神毒辣，专挑我这种背着大包、神情疲惫且茫然的外地年轻人下手。
“小伙子，住店不？十块钱一晚，安全得很。”
“走嘛，去我那儿，有小妹陪着打牌呢。”
我在报纸上看过太多关于火车站“黑店”的报道，知道那些看似便宜的旅馆往往暗藏玄机，一旦进去，不被扒掉一层皮是出不来的。我板着脸，一声不吭地往前走，试图冲破这层包围圈。
但是连续几十个小时的硬座让我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胃里空空如也，一阵阵地泛着酸水。十一月的昆明到了夜里依然透着刺骨的凉意，我裹紧了单薄的夹克，只想赶紧找个有光亮、人多的地方对付一宿。
就在我走到广场边缘，准备在一处避风的报刊亭台阶上坐下时，一个声音在侧后方响了起来。
“大兄弟，住店吗？十五块钱，一个人一个单间，能洗热水澡。”
声音不大，没有其他拉客妇女那种黏糊糊的油腔滑调，反而带着一丝怯生生的疲惫。我转过头，借着广场上昏黄的无极灯，看清了说话的人。
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或者说是一位大姐。她穿着一件在这个年代已经显得有些过时的洗得发白的红格子外套，黑色长裤，脚上是一双普通的旧皮鞋。最让我意外的是她的长相，在火车站这种风吹日晒、鱼龙混杂的地方，拉客的女人大多面容粗糙、神情市侩，但那位大姐却生得很漂亮。
不是那种张扬艳丽的漂亮，而是一种温婉端正的美。她的头发用一根黑色的橡皮筋简单地扎在脑后，没有一丝碎发掉落，脸庞清瘦，皮肤虽然缺乏血色，但十分干净。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算计，也没有打量猎物的贪婪，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疲倦和极其勉强的期盼。
“十五块？”我警惕地看着她，“是不是进去了还要交什么床单费、开水费？”
她赶紧摇了摇头，摆手的动作甚至显得有些局促：“不交，什么都不交。就是十五块。被褥都是我今天刚洗过晒干的，很干净。有热水瓶，你可以泡脚。就是……地方有点偏，在站后面的巷子里，你要是不嫌弃，我就带你过去。”
也许是她干净的衣着打消了我的一部分顾虑，也许是她眼里的疲惫和当时陷入绝境的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共振，又或者仅仅是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双腿已经无法再支撑我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正规的招待所。我权衡了一下兜里那点可怜的钞票，咬了咬牙，点了点头。
“行，带路吧。但我提前说好，我身上就二十块钱，多了一分没有，你要是带我去黑店，我也没什么好榨的。”我故意把话说得很狠，试图给自己壮胆。
她勉强挤出一个苦涩的笑容：“放心吧大兄弟，我也是正经讨生活的人。”
她转身走在前面，我隔着两三步的距离跟在后面。我们穿过喧闹的站前广场，拐进了一条狭窄的街道。随着离火车站越来越远，周围的霓虹灯和喧嚣声渐渐被抛在身后。路灯越来越少，光线越来越暗，道路两旁的建筑也从临街的商铺变成了低矮破旧的自建房。
走了大约十几分钟，巷子窄得只能容纳两人并排通行，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发酵的垃圾味和煤渣燃烧后的刺鼻气味。我的心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这种七拐八拐的暗巷，简直是抢劫和敲诈的绝佳场所。
我暗暗攥紧了拳头，手心全是冷汗，眼睛死死盯着前面那个红格子的背影。只要路边突然蹿出几个人，或者她发出什么暗号，我就打算立刻扔下帆布包往回跑。
“大姐，还没到吗？这都多远了？”我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明显的颤音和防备。
她停下脚步，回头看了我一眼。也许是看出了我如临大敌的紧张，她轻声说：“快了，前面那个亮着灯的院子就是。别怕，这边住的都是在附近打工的实在人，不乱的。”
她的声音在寂静的冷巷里显得格外柔和，奇迹般地抚平了我心中的一部分恐慌。几分钟后，我们停在了一栋三层高的红砖自建房前。楼道里没有灯，借着外面微弱的月光，能看到墙皮大面积脱落，楼梯的水泥台阶坑坑洼洼。
“当心脚下。”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电筒，打出一束微弱的黄光，在前面为我照亮台阶。
我们一直爬到了顶楼的三楼。楼道里很安静，只有我们俩的脚步声。走到走廊尽头的一扇木门前，她停了下来，掏出钥匙插进锁孔。
那一刻，我刚刚平息下去的警惕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我甚至后退了半步，背贴着冰冷的墙壁，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地摊文学里看来的抢劫案的画面。门开了，里面会不会冲出两个拿着棍子的壮汉？我深吸了一口气，肌肉紧绷，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咔哒”一声，门锁开了。她推开门，顺手拉亮了门边的拉线开关。
昏黄的灯光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我站在门口，目光越过她的肩膀往里看去，然后我当场愣在了原地。
没有凶神恶煞的壮汉，没有乌烟瘴气的牌桌，也没有那种廉价小旅馆里常见的粉色暧昧灯光。
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面积不到十平米的极其狭小的单间。房间虽然破旧，墙壁甚至有些发黑，但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空气中没有霉味，反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刺鼻的来消毒液的味道。
更让我震惊的是房间里的布置。靠墙的位置摆着一张单人铁架床，占据了房间近一半的空间。床上铺着洗得发白但异常平整的碎花床单。而此刻，那张床上正躺着一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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