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某一天，马立诚办完了所有离职手续，悄然离开了北京那座充满权力与荣耀的新闻大院，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在此之前，他身上最闪亮的标签是体制内的高级主笔，是写出过两百万册超级畅销书的时代弄潮儿。
马立诚1946年出生在四川成都，没过多久就跟着父母搬到了北京生活。他早年的日子过得很压抑，也很艰辛。1966年之后，全国上下大动荡，年轻的马立诚没能继续学业，而是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家小工厂里当工人。
那段日子里，他每天面对的是冰冷的机器和轰鸣的噪音，干着最苦最累的体力活，每个月拿几十块钱的死工资，连买本好书都要精打细算。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在底层摸爬滚打的年轻人多如牛毛，根本看不到出人头地的希望。
但他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敲敲打打的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马立诚抓住了这个改变命运的唯一稻草，靠着在工厂宿舍里熬夜苦读，他硬是啃下了那些生涩的课本，考上了大学。
1998年3月，初春的北京还带着一丝寒意，马立诚迎来了他人生的最高光时刻。他联合他人共同撰写出版了一部名为《交锋》的著作。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首印的几十万册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各地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龙，印刷厂日夜加班赶工，最终这本书的销量突破了惊人的两百万册。
马立诚不仅名利双收，光版税就拿了上百万，更是成了各地政府和学术机构争相邀请的座上宾。那时的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掌声，妥妥的社会精英，风光无限。
在群众的汪洋大海面前，曾经高高在上的马立诚彻底慌了。他本以为自己这套“精英思维”能得到高层的赏识，能让他再火一把，结果却遭到了全社会的唾弃。
2004年，顶不住巨大压力的马立诚，只能灰溜溜地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卷铺盖走人，离开了那个让他无比辉煌的新闻大院。他从一个人人追捧的名流，瞬间变成了过街老鼠，连去菜市场买菜都要戴上帽子和口罩，生怕被认出来挨骂。
在国内待不下去的马立诚，开始寻找新的靠山。2004年刚办完退休，他就马不停蹄地收拾行李，跑到了香港，加入了凤凰卫视当评论员。他在香港拿着丰厚的年薪，继续在节目里阴阳怪气地推销他那套“对日新思维”。但香港的观众也不买他的账，节目收视率惨淡，他在香港也没能翻起多大的浪花。
很快，马立诚真正的主子向他伸出了橄榄枝。2006年，日本极右翼势力控制的几家基金会和大学，正式向马立诚发出了邀请。
他二话没说，买了一张机票就飞到了日本东京。到了日本后，他受到了日本右翼政客的热烈欢迎，被奉为上宾。日本方面不仅给他提供了高档的公寓，还安排他先后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和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
在日本的日子里，马立诚彻底撕下了最后的伪装。他每个月领着日本基金会发放的高额“研究经费”，频繁穿梭于日本的各个大学和论坛，对着台下的日本人大肆宣扬中国应该放弃对日索赔，中国民间对日本的仇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他用出卖祖国历史和尊严的方式，换取了在日本的优渥生活。
这些年来，马立诚几乎很少再回国，他名下的北京房产一直空着，他刻意切断了和国内大部分旧友的联系。一个曾经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高级办公室里指点江山的主编，如今只能躲在异国他乡的岛屿上，靠着迎合别人的政治需要来讨一口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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