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百度百科《陈西滢》词条；百度百科《凌叔华》词条；叶君健《陈西滢和凌叔华》；陈小滢口述《她苦苦寻找的世界——忆我的母亲凌叔华》；《中国儿女：凌叔华佚作·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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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文人圈子，向来不缺故事。
但有些故事，读下去越往后越沉，压在心里，好几天都散不开。
陈西滢和凌叔华的这段婚姻，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两个人都是那个时代数一数二的人物。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后来又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实秋把他与胡适、周氏兄弟、徐志摩并称为"五四以来五大散文家"。
凌叔华，北京官宦人家出身，燕京大学外文系高材生，与冰心、林徽因并称"北方文坛三才女"，后来被誉为"第一个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这样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外人看来像是门当户对，才子佳人，本该是一段被人艳羡的婚姻。
然而这段婚姻走到最后，陈西滢把一生中所有的温柔、宽容、痴情，全都押在了凌叔华身上，到头来却换得分居数十年，晚年瘫痪，身边没有妻子陪伴，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孤零零地走完了最后的路。
而那段改变了他们全部命运的风波，表面上在一声"认错"之后便告平息，实则从那天起，才刚刚拉开了真正的帷幕……
[一]【才女与才子，一场以文学为媒的婚姻】
1924年春天，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
这是一次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北京大学专门派人负责接待，时任教授兼英文系主任的陈西滢，正是接待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接待期间，有人提议在史家胡同一处大书房里举办一场茶话会，招待泰戈尔，因为那家的主人本是书香门第，适合这种场合。
那处书房，正是凌叔华家里的。
那一天来的人不少——徐志摩、胡适、林徽因、丁西林，还有陈西滢，都在座。
凌叔华作为主人，落落大方地招呼着这些人，她的眼睛很清澈，说话时目光中却常带着一丝迷离和恍惚，这种气质在当时的才女中很是特别。
当时的名流徐志摩、丁西林、胡适、林徽因以及陈西滢都在座，凌叔华与陈西滢就是在这次茶话会上结识的。
陈西滢此人，外表看来是典型的英国绅士做派——他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说话有时还显出一点脸红，语气中也常表现出某种英国绅士的冷静，道出一两句颇具风趣的俏皮警语。
那天茶话会散去，他对凌叔华的印象便已深深印在脑子里了。
凌叔华的出身，放在那个年代是很拿得出手的。
凌家大宅是一座有99间房子的豪华院落，凌叔华26岁出嫁时父亲把这座有28间房子的后花园给女儿做了陪嫁。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1895年和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历任清朝户部主事、军机处章京、天津知府、顺天府尹等要职。
这样一个门第出来的女儿，从小受的熏陶自然不一般。
凌叔华6岁便在墙上用炭棒作画，后来又拜慈禧太后御用画师为师，习书画诗文，什么都没落下。
英文师从辜鸿铭，与冰心、林徽因一同被称为1930年代"北方文坛的三位才女"。
不过，从茶话会到结婚，这中间的过程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顺当。
最大的变数，是徐志摩。
茶话会上，徐志摩也看上了凌叔华，此后开始疯狂地与她书信往来，把她当成红颜知己，两人一度往来密切，流言纷纷。
但经女儿陈小滢证实，凌叔华曾追求过徐志摩未果，徐志摩只将其当作朋友，凌叔华转而与陈西滢恋爱结婚。
徐志摩与陆小曼婚期将至，凌叔华看清形势，主动退出，转而与陈西滢走近，两人开始通信、谈文学、谈绘画，感情悄悄升温。
这段恋情在当时几乎是秘而不宣的，知道的人寥寥无几，胡适是少数几个知情者之一，还在中间担任了中间人的角色。
凌叔华在婚前曾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其中说："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向你说了吧，这是我们两年来第一桩心事，现在已有结论，当然算是最值得告诉朋友的事，适之，我们该好好谢谢你才是。"
这封信说的，正是她与陈西滢即将步入婚姻一事。
1926年，陈西滢和凌叔华在史家胡同24号院大婚，北大教授和女小说家的喜结连理，在当时也是一段佳话，然而，这并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婚后徐志摩曾给胡适写信，语气里透着几分意味深长，说"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外人见得的至少）太近古人！"这话说得含蓄，但聪明人都能品出些什么来。
从一开始，这段婚姻里就埋着暗火。
陈西滢在学问上很受西方影响，但在家庭观念上却有着那一代文人惯有的传统——他希望妻子能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陈小滢事后回忆："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听了多少遍。"
一个想让妻子安于家庭，另一个从小在大宅门里见过太多妻妾争宠的苦，心里早就发誓不做任何人的附属品。
两个人的婚姻，从第一天起就走在一条微妙的钢丝上。
[二]【珞珈山上，婚姻的裂缝慢慢扩大】
1927年结婚，1928年陈西滢便接受了武汉大学的聘请，离开了北平，南下赴任。
陈西滢1928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1930年至1939年任文学院院长，并兼任外文系主任。凌叔华随丈夫一同前往。
武汉大学建在珞珈山上，风景是极好的，当时学校里聚集了不少有才气的人。
凌叔华在那里结识了苏雪林和袁昌英，三个都是很有名气的女作家，走动频繁，情谊很深，被人称为"珞珈三杰"。
但凌叔华心里，并不是全然快乐的。
陈西滢因身为文学院院长怕人闲话，始终未让凌叔华在武大教书。
这对凌叔华是个不小的刺激。她不是那种能安心在家做院长太太的女人。
她有自己的写作、自己的绘画，她想要自己的舞台，而不是站在丈夫身边充当一个体面的背景。
武汉冬冷夏热，凌叔华很不适应，更不适应的是脱离了大家闺秀身份去脚踏实地地过日子，写作绘画的梦幻与现实琐碎的矛盾，时时逼迫着她。
陈西滢又无法帮助凌叔华实现想留学法国发展绘画的愿望。
陈西滢是个规矩人，他信奉的是西方职场那一套——绝不因为妻子是自己的妻子就给她特殊待遇，以免落人口实。
这在他看来是正直，是原则，但凌叔华感受到的，是冷漠，是不在乎。
就这样，夫妻两人住在珞珈山上，一个在学院里忙着教书、开会、做行政，一个在家里写作、画画、操持沙龙，表面上各安其位，相安无事，实则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真正说上话。
陈小滢事后评价："我相信他们在走向婚姻的时候还是有感情的。那个时代的女作家并不多，父亲对母亲有一种爱才的心理；从另一方面讲，父亲是留英博士，26岁就当北大教授，母亲自然也会被这些'光环'所吸引。"
但光环只能撑一时，两个人真正要过日子，靠的是日积月累的磨合与体谅。
而凌叔华，骨子里是那种很难将就的人。她对女儿说过一句话，几乎可以当成她一生的注脚："你绝对不能给男人洗袜子、洗内裤，这丢女人的脸。"
这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嫁入任何一段婚姻，恐怕都不会觉得轻松。
然而，真正让这段婚姻产生根本动摇的那件事，还没有到来。
1935年秋天，一个叫朱利安·贝尔的英国年轻人来到了武汉大学。
[三]【那个年轻的英国人，带来了一场无法收场的风暴】
朱利安·贝尔，英国人，生于1908年2月4日，是克莱夫·贝尔与瓦妮莎·贝尔之子，瓦妮莎·贝尔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
这个家庭在英国文学艺术圈子里鼎鼎有名，朱利安从小便浸泡在这种氛围里长大，喜欢写作诗歌，才气逼人，同时也沾染了那个圈子特有的放荡不羁。
1935年，朱利安去往中国，在武汉大学任英文教职。
他来到武汉，不是出于什么深思熟虑的规划，只是当时在英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好有人推荐了这个位置。
朱利安刚来武汉，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凌叔华以文学院院长夫人的身份对他多有照顾，帮他买生活用品、布置宿舍，带他走访学校里的各路人物。
叶君健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朱利安是"一个极为温存的人，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大家闺秀'之风"，他们所谈的主要是绘画和美学方面的问题。
朱利安比凌叔华小整整八岁。就是这个比她年轻八岁的英国诗人，慢慢打破了凌叔华那一潭死水般的生活。
两个人都爱文学，都爱绘画，在陌生的武汉，有着外语这条共同的纽带，走得越来越近。
朱利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他在实现一个"浪漫男子的梦想"。
1936年初，两人已经背着陈西滢到北平幽会。
事情很快便瞒不住了。
朱利安在陈西滢的面前似乎也不避嫌，两人甚至成双入对地到处游玩。
不久，凌叔华的一位老友病逝，她要赶回北平，便带着朱利安一起了。
到了北平，两人到处闲逛游玩，凌叔华把朱利安介绍给身边的好友们，大家一看她身边多了位外国的年轻人，自然有了一些流言蜚语。
回到武汉之后，校园里的议论愈演愈烈。武汉大学就那么大一个地方，什么事情都藏不住。
绿帽子戴得国际社会都知道了，武大校园里的陈西滢终于最后一个知道了。
作为丈夫，他不是头一个察觉的，也不是头一个说破的，他是整件事里最后一个从别人嘴里得知真相的那个人。
直到那一天，他亲眼看到了自己不该看到的事情——陈西滢砸碎了窗户，当场捉住了两个人。
当凌叔华和朱利安正在床上缠绵时，陈西滢砸碎窗户，出现在两人跟前。
朱利安自知理亏，夺门而出，留下陈西滢夫妇在现场对峙。
陈西滢压着满腔的怒火，向凌叔华说出了三个选择："一、离婚；二、不离婚，分居；三、与朱利安断绝来往。你自己选一条路，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凌叔华低下了头，选择了第三条——断绝来往。
朱利安心里清楚，院长知道了这件事，他在武汉大学待不下去了，主动请辞。
陈西滢咽下了被带绿帽子憋着的那口恶气，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以院长身份，亲自主持了欢送仪式，把情敌送回老家。
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压下去了。
陈西滢以为，事情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凌叔华认错了，情敌被送走了，婚姻没有破裂，生活继续。
然而，他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而那些后来发生的事，一件比一件让他寒心——这场风波，伤的不是一时，而是他此后整整一生，再也没能愈合的一道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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