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盛夏尚未来到，2月5日的沪上偏有股潮湿寒意。就在这天清晨，一位身着浅绿旗袍的“女士”踩着细跟鞋走进雁荡路口的油条摊，摊主瞥见那张面孔，下意识打了个寒颤——太陌生又太熟悉。几小时后，徐汇公安分局的敲门声在55弄6号楼3层响起，一桩潜伏多年的谍案逐渐浮出水面。
逆时针回转，得从1944年说起。当时的中央大学校园风声紧，日机轰鸣影响不了学生们的政治热情。21岁的万国雄在操场边递上入党申请书，正式加入三思社。那封自述里，他宣称“愿以笔为刃”，很快在《中国学生》报担任社长，用文章围剿爱国同学。此人文笔凌厉，手段也阴。1948年春，他配合军统在广西、四川散布流言，为围剿解放区做心理战铺垫。
1949年南京易帜，蒋介石仓皇渡海。万国雄却没有跟着上船，他盘算着留下来或许更安全。于是先返重庆老家取了些私房钱，再一路向东潜入上海。彼时的申城满目疮痍却灯红酒绿，三教九流混杂，正合他口味。
要隐藏，得换壳。1950年初，他从旧货摊淘来几套旗袍，又用稿费买了假发、胭脂。由于小时候演过昆曲旦角，他模仿女声并不费力，更关键的一步，是给自己起了个温婉的新名字——王嘉娟。为了把戏演足，他搬进圣玛利亚女子宿舍，解释说父母双亡，无处可去，众女学生便多了几分怜惜。
那年秋天，一位二十七岁的少妇陈筠白拎着小皮箱入住。她被丈夫抛弃，心里同样荒凉。两人半夜常点煤油灯聊文章、谈绣活。陈筠白喜欢那双写字极美的手，却没留意指骨线条异常分明。后来她开玩笑，“你绣花像男人一样笨。”室友脸色微变，噎了一声“我天生不巧”。话虽轻巧，却暴露了警觉。
时间推到1952年，二人搬到雁荡路合租同一间屋。外人眼里，这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闺蜜；屋檐之下，却成了夫妻。白日针线、夜半低语，感情渐深。陈筠白偶遇那粒隐约的喉结，心底掀起波澜。她故意在洗手间贴上几张暧昧画报，想探探究竟。果不其然，万国雄沉默许久才说：“我欠你一个真相。”他只承认自己是“心理扭曲”，绝口不提特务身份。陈筠白动了恻隐，也贪恋这份依靠，索性默许。
生活里总会有裂缝。一个午后，他晾晒的内衣掉进楼下李阿婆的院里。老人掂了掂，疑惑地咕哝：“棉垫子塞这么厚，怪哦。”好在万国雄反应快，亲自送茶赔笑，还边洗月经带边埋怨生理期，才让猜疑消散。但真正的破绽来自远方。
1955年底，他忽发乡愁，以王嘉娟口吻写信回重庆，寥寥百字，道不尽七年颠沛。信中没有一句暴露真身，可熟悉字迹的亲妹一眼认出那是哥哥。刘家小妹此刻已是成都市人民银行的团干部，立场与昔日大哥天差地别。她辗转反侧，一个声音越来越响：“不能再让他逍遥。”最终，一封详细的举报信飞往上海市公安局，信里夹着少年时期的照片，还有备注——“他嗜好女装，务请核查”。
公安部署排摸时，最先给出关键口供的，就是那位油条摊主。“我早看她不对劲，喉咙像我们男人。”一句话，让调查迅速指向雁荡路。2月5日凌晨，侦查员悄悄包围6号楼。门开瞬间，眼前“佳人”主动低沉开口：“不用查了，我是万国雄。”他举起双手，面上没有惊恐，只有宿命般的松弛。
讯问持续整整三夜。面对卷宗，他交代了向南京、台北递送情报近三百份的事实，也承认煽动大学生分裂行动。陈筠白在隔壁哭红双眼，反复低声说：“我真不知道。”根据刑法第十七条，法院以特务罪判处万国雄有期徒刑18年，收监于上海提篮桥。那年他33岁，青春耗在铁窗。
1974年7月刑满释放，他回重庆暂住亲戚家。彼时的他鬓发斑白，却仍带着笔记本东抄西记。4年后，全国清理冤假错案，一股诉冤信如雪片飞来。万国雄也写了封长信，自称“男扮女装只因心理障碍”，恳请撤销判决。档案对照后，谍报事实历历在目，申请被驳回。
申诉无果，他干脆潜心写作。知识底子深厚，加之多舛经历，文笔越发老到。从《顾毓琇传》到散文《冰心与吴文藻》，接连刊出，版税足以维持安稳生活。邻里偶尔提起那段往事，他微笑摆手，“旧账别翻”，似乎真把自己当成单纯写作者。
陈筠白始终没有离开。她在80年代初病逝于小城医院，遗嘱里只留一句：“愿来世仍为并肩人，但不要再有秘密。”万国雄捧着信笺，沉默许久，把灵位摆在书桌一隅。日子一页页翻过去，他仍每天清晨写字至午，下午去嘉陵江边散步。熟识他的老邻居回忆，那人身形高挑，走路时还保持着若有若无的女式碎步，仿佛旗袍下的旧影从未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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