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年底，一部叫《金手指》的港片在院线热映。
梁朝伟饰演的程一言极尽浮夸之能事，从一个兜比脸还干净的打工仔，愣是摇身一变，成了手眼通天的百亿富翁，买卖商业大楼、操控股市，仿佛整个香港都任由他摆布。
不少观众看完直呼「太扯了」，可现实往往比电影更疯狂，这些剧情可不是凭空捏造的，它们都源自一桩真实发生过的、轰动全港的案件---佳宁案，而真实故事的荒诞和离奇程度远超电影本身。
香港这个地方向来不缺传奇，金融世界里，一夜暴富的故事更是俯拾皆是。
但佳宁案之所以让一代香港人至今难以忘怀，不仅因为它的涉案金额创下了历史记录，问题贷款高达六十六亿港元，更是因为它还牵扯出了四宗命案：
负责核查账目的核数师离奇暴毙，被弃尸蕉林；负责交易的律师开庭前一晚溺毙在自家泳池里；负责审讯案件的主审法官，审判结束后不久，在车祸中身亡；就连负责调查案件的廉署主任也精神崩溃，在家中自己离世了。
四条人命，全都围绕一个核心人物，那就是佳宁集团的掌舵人，陈松青。
为什么这些人偏偏在距离真相最近的时候，一个接一个地离去？陈松青又到底是什么来头，能在这一连串的「意外」之下全身而退呢？这
些疑问背后的故事，远比电影更令人惊骇。今天，就让我们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一层层揭开「佳宁案」被尘封的内幕。
核数师之死
1983年7月，香港新界警方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有人在大埔滘火车站附近的一片蕉林深处发现了一具男尸。
死者看上去三十出头，亚洲人面孔，身穿一套西装，脖子上紧紧勒着一条白色的酒店浴袍腰带，看上去这个就是他死亡的原因
可奇怪的是，他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只在裤袋里翻出了一枚马来西亚硬币。
由于线索太少，警方只能寄希望于失踪人口报告，他们把全港过去一周的报告仔仔细细查了一遍，最终找到了一个高度吻合的报案记录：
裕民财务的一名副总经理曾向警方报案，称马来西亚总公司一名叫贾利勒·易卜拉欣的高级职员已经在香港失联两天了，没有请假，没有出港记录，酒店房间也无人应答。
裕民财务是马来西亚国营银行---裕民银行的全资附属金融机构，于1977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主要目的是为其母公司裕民银行拓展离岸金融业务。
很快，裕民财务派人到警局认尸，确认死者就是马来西亚裕民银行派往香港核查账目的核数师易卜拉欣。
可是好好的外派怎么就变成了死亡之旅？杀害易卜拉欣的人是谁？凶手的动机又是什么？时间还要退回到一年前。
1982年，马来西亚裕民银行总公司的管理层发现，他们在香港的附属公司裕民财务，在批核贷款的程序上似乎出现了大问题，很多大额贷款既没像样的抵押，也没妥善的文件记录，这不是正常银行该有的操作，里面肯定有人在搞鬼。
于是总行决定从吉隆坡调派一名靠谱的内部核数师去香港一探究竟，这个人也就是易卜拉欣。他空降香港，成了裕民财务的助理总经理。明面上管理会计和贷款业务，背地里却是个「卧底」，暗中调查所有账目。
同时，裕民银行总部还给香港的裕民财务发了一封电报：在未经总公司书面批准前，不许再给佳宁集团旗下的公司发放任何新贷款。这个佳宁集团，就是陈松青的商业帝国。
警方调查发现，就在1983年7月18日，也就是易卜拉欣失踪这天，这位核数师原本有一个重要的会面，去九龙丽晶酒店会见佳宁集团主席陈松青，商议一笔400万美元的新贷款申请。
其实，在易卜拉欣抵港的这几个月里，他已经查出了佳宁集团用来申请贷款的、位于美国的抵押土地，根本不是什么优质资产，这块土地就是贫民区的废地，几乎一文不值。
于是总行据此驳回了佳宁的最新贷款申请。而在7月18日的会面中，易卜拉欣本意就是代表总行去叫停贷款的。
会面几个小时前，易卜拉欣还给报案人，也就是裕民财务的副总打了通电话，叫他无论如何也要拦住这笔贷款。
可到了约定时间，易卜拉欣却一直没有出现，反而是香港裕民财务主席洛雷恩·奥斯曼赶来参加了会面。
在这位主席的不断催促下，副总只好硬着头皮给佳宁签出了贷款。中途副总曾给易卜拉欣打了一次电话，但对方只说了一句「等等」，就挂断了电话 ，至此音信全无，直到尸体被发现。
警方顺着线索继续追查，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关键人物，马来西亚籍华人麦福祥。案发那几天，他就下榻在九龙丽晶酒店，也就是易卜拉欣与陈松青约定的会面地点。
根据酒店几名服务员的证词，7月18日当天，易卜拉欣进入了麦福祥的609号房间，到了傍晚，他们看见麦福祥吩咐三个酒店服务员，把一个沉甸甸的巨大皮箱搬上了酒店门口的出租车。
据服务员所说，那个皮箱重得离谱，他们搬的时候就觉得里面装得不像是衣服，更像是硬邦邦的东西。
后来警方还拿着易卜拉欣脖子上的浴袍腰带与酒店的腰带作了对比，发现确实是同一款式，而且根据客房女服务员的记录，麦福祥所住的609号房间，有件浴袍的腰带确实不见了。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麦福祥的心理防线终于崩了，交代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这一切都是陈松青出钱让他干的，不过他只承认自己参与了弃尸，坚决否认杀了人，说真正动手的是一个姓冼的韩国人，他只是负责把遗体丢在了大埔滘站附近的蕉林。
至于陈松青为什么非要杀易卜拉欣，麦福祥的说法和警方猜测的一致：因为易卜拉欣挡了那笔400万美元贷款的路。
虽然警方没找到陈松青直接买凶杀人的铁证，但这桩命案既然源头指向了陈松青和他的商业帝国，那肯定得对他展开全面调查。
可面对执法部门的追查，陈松青却有恃无恐。这位百亿富豪身上始终都笼罩着一个无人能解的谜团，他的巨额财富究竟从何而来？背后是不是有人给他撑腰？
神话崛起
陈松青这个人，到今天还有很多疑点。
比如他的出生年份和地点就有好几个版本，他自称193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可廉政公署的资料显示他大约在1935年出生，而根据他被新加坡收回的护照，他是于1933年12月10日在中国福建省出生的。
唯一能确定的是，他在英国读过书，拿了土木工程的学位，毕业之后去新加坡做起了小规模的土木工程生意，不过没做多久，就宣告破产了。
1972年，年近37岁的陈松青已经折腾了一圈，钱没挣到，反倒背了一身债。眼瞅着在新加坡混不下去了，他就打算去香港碰碰运气。
20世纪70年代初的香港，正是遍地机遇的黄金时代。
香港政府推出了「十年建屋计划」，要为180万港民提供设备齐全、有合理居住环境的公共房屋单位，再加上内地政局动荡，大量内地资金涌入香港，建筑业和房地产市场像坐了火箭似的往上窜。
而陈松青这个拥有工程专业背景的「过江龙」，很快就在香港知名地产公司益大集团，找到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这家公司的老板叫钟正文，是当时香港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
钟正文第一次见陈松青的时候，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印象。可聊了几次之后，他发现陈松青对地产市场的判断出奇地精准，哪块地有潜力，哪个项目能赚钱，几乎一说一个中，钟正文渐渐开始重用陈松青，跟他一起合作搞房地产项目。
不过陈松青显然不满足于此，在钟氏公司打工的同时，他也在研究地产股市的运作门道，悄悄为以后的创业做准备。
1977年，陈松青独资成立了「佳宁灭虫公司」，主要做杀虫剂的生意，这也是「佳宁」这个招牌的首次面世。
有意思的是，佳宁的英文是Carrian，而陈松青身边的女秘书邬开莉，英文名也正好是Carrian，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真的另有隐情。
公司成立后，接下来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版图扩张，陈松青开始不断并购各行各业的公司，从地产一路扩展到了旅游、餐饮、交通、酒店，甚至还有娱乐业。
你可能会问了，他哪来那么多钱？其实都是来自于银行的贷款。
1978年，佳宁集团以1850万港元购入了元朗的一块土地，把它按揭给香港的裕民财务公司，竟然获得了6000万港元的贷款；
同年又将数月前以170万港元购入的一幅土地向交通银行抵押贷款2000万港元。就这样，陈松青用便宜的土地向银行套取大量资金，再用这些钱去买更贵重的产业，把佳宁集团越做越大。
鼎盛时期，佳宁集团同时拥有3家上市公司、超过100家附属公司，业务版图从香港延伸到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日本、澳洲、新西兰和美国，妥妥的一个商业帝国。
然而真正让陈松青从一个普通地产商，变成全香港商界焦点人物的是1980年的金门大厦收购事件。金门大厦就是今天中环的美国银行中心，是香港最黄金地段的甲级写字楼。
1977年11月，陈松青和钟正文合作成立了Extrawin公司，陈松青持股75%，钟正文持股25%。1980年1月，Extrawin以九亿九千八百万港元的骇人价格购入了整幢金门大厦。
这是香港当时金额最大的地产交易，而且此前香港地产界还从来没有过整幢甲级写字楼出售的先例。
随后Extrawin公司又以象征性的1港元的价格，将大厦售予了佳宁集团的一间子公司，这一操作实际上是将巨额物业注入了正准备借壳上市的佳宁集团，瞬间令其声名大噪。
9个月后，陈松青又宣布了一个更炸裂的消息：将以十六亿八千万港元的价格，把整幢金门大厦转手卖给百宁顺集团。
这个集团的持有者是恒生银行创办人林炳炎的公子林秀荣和林秀峰两兄弟。这一倒手，佳宁净赚6.8亿港元。
消息一出，整个香港都炸了，从尖沙咀到中环，从铜锣湾到旺角，全香港人都在议论陈松青这个名字。
可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就在金门大厦买卖案引发轰动效应的同一时间，陈松青又趁热打铁，以大约三亿港元价格收购了「美汉企业」。
这是一家业绩很一般的上市公司，陈松青看重的，是它可以「借壳上市」的价值。
所谓「借壳上市」就是一间未上市公司买下一间市值较低的已上市公司（也叫壳公司），从而获得壳公司的控股权，经过资产重组后，使母公司的资产得以上市。
通常一段时间后，壳公司就会被改名，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和母公司的关系。
因为资产重组的审核一般比较容易，省掉了挂牌、审计、招股这些麻烦的步骤和成本，所以借壳上市跟正常向证监会申请上市相比，等于绕过了一系列审查，上市变得容易得多。
陈松青买下美汉后不久，就将其更名为了「佳宁投资有限公司」，后来又更名为佳宁置业有限公司。
1980年9月，「佳宁投资」亮相香港联交所主板，这是佳宁集团的第一间上市公司，起初股价大约为每股6港元，但借着金门大厦买卖案的名气，同年11月，佳宁的股价就冲到了每股17.9港元的巅峰。
公司的市值也从约5亿港元，急速膨胀到超过36亿港元。陈松青的个人财富在一夜之间被放大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数字。
一个创立才三年的公司，就能达成如此惊人的成绩，这在商业史上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香港的股民们也都被这股疯狂的情绪裹挟着，在他们眼里，陈松青仿佛成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鸡，他们不顾一切地买入佳宁的股票，谁也不想错过这趟财富快车。
可惜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外表看上去金光灿灿，等真正打开后，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金门大厦的买卖，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交易从来就没有真正发生过。
根据百宁顺签署的购买协议，付款方式不是现金，而是用期票。这张期票是由一家新成立的公司，Wallop投资有限公司签发的，然后由百宁顺背书。
在外界看来，百宁顺需要花16.8亿港元，从佳宁手中买下金门大厦，但实际上百宁顺只是给了佳宁一张由Wallop签发的空头支票。而在这张期票兑现前，佳宁无需将大厦的所有权转给百宁顺。
为筹措资金兑现该期票，Wallop公司将作为百宁顺的销售代理，把金门大厦分拆出售。又为了保障卖方（也就是佳宁）的利益，百宁顺在分拆出售大厦中的权益，要转让给佳宁。
不知道这个过程大家看懂了没，合着大厦的买卖与分拆出售，跟百宁顺根本没什么关系，百宁顺充其量只是交易的确认人。
而这个Wallop，后来被证明就是陈松青名下的私人公司。也就是说，陈松青是利用空壳公司和复杂的票据操作，制造了纸面上的虚假交易，说白了就是左口袋进右口袋的「数字大挪移」。
陈松青当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用虚假交易创造神话，推高股价，再通过股价的上涨在资本市场持续吸金。
为了维持繁荣的表象，他花重金请来当时金融界公认的专业人士替他站台，把办公室修的富丽堂皇，出入必坐劳斯莱斯，据说他还特别喜欢把劳斯莱斯当作礼物送给别人。
虽然行事高调，但他从不在媒体上亮相，也很少接受采访，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在外，人们只看到了他的集团在不断膨胀，好像总有用不完的钱，于是各种传言开始疯狂发酵：
有人说他背后是美国大财团，有人说他和马来西亚政府有关系，还有人说他是时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夫人伊梅尔达的密友，甚至有人说他的钱都来自莫斯科人民银行。
对于这些流言，陈松青既不否认也不澄清，反正有这些人免费帮他维护「神秘形象」，他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他收割股民的最好广告。
佳宁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只不过，这颗光芒万丈的星星，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引向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
大厦崩塌
1982年，英国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双方就香港回归问题展开谈判。
政治前景的不明朗，动摇了很多投资人的信心，大量资金开始从香港外流，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冲击，楼市与股市同时转入低迷。
恒生指数在一年内暴跌了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佳宁集团这种靠着高杠杆滚雪球滚出来的「空中楼阁」，自然随着資本泡沫的破裂，开始迅速瓦解。
最先察觉不对劲的是陈松青的主要合作伙伴钟正文，他发现陈松青背地里拿着他的股份谋取私利，而且两个人合作的项目，让他背了十三亿港元的债，差点没破产。
为了终止与陈松青的合作，钟正文想到了个特别损但很管用的招，他派人调查了陈松青早年间的各种违规金融操作，然后拿这个当把柄勒索，让陈松青补偿他的损失。
可能是怕被揭发，陈松青只能向钟正文低头，给了他一大笔钱，但也正是这笔钱，让佳宁集团的流动资金几近枯竭。
不过佳宁表面上还在硬撑，1982年9月，佳宁公布了中期业绩报告，声称在六个月内公司盈利了2.7亿港元。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这份漂亮财报公布之后不久，佳宁突然宣布取消现金派发中期息，改以十送一红股代替，就是向股东派送股份，每持有10股，获赠 1股，同时为集资五亿港元，发行五亿优先股。
这下，佳宁流动性枯竭的困境被暴露无疑，消息一出，股价像跳崖一样暴跌，一天之内就泻掉了三成。钟正文的益大投资也跟着遭了殃。
1982年11月，益大投资宣布清盘，面对21亿港元的债务和另外16亿的贷款担保，钟正文果断选择了跑路，留下儿子替自己去赤柱监狱服刑。
益大投资被清盘后，佳宁的真相也暴露无遗，债权人全都慌了神，纷纷把佳宁告上了法庭。
陈松青也没有坐以待毙，1983年1月，佳宁宣布旗下三家上市公司暂停股票买卖，重整债务。
陈松青甚至还以10万港元的月薪，从英国聘请了汇丰银行前任副主席包约翰，让他作为债权银行代表，入驻佳宁董事会，跟七十多家银行和财务公司等债权人商量重组计划，试图通过卖掉一些附属公司来减轻债务。
可就在这期间，贾利勒.易卜拉欣遇害案彻底粉碎了佳宁的重组希望。
1983年10月，主要债权银行入禀香港高等法院，对佳宁集团申请强制清盘。那个曾经光芒万丈、号称业务遍布九国的商业帝国，彻底崩塌了。
由于被害者是马来西亚人，牵涉范围远远超出了香港。
于是在1984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专门委派了核数总长诺丁，加上一名会计师和一名律师，组成了三人委员会，并赋予了他们特别的调查权限，前往香港，全面彻查裕民财务对佳宁集团的所有贷款业务。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诺丁委员会很快发现，从1979年到1983年的短短四年时间里，裕民财务一共向陈松青旗下的公司批出了8亿美元的巨额贷款，相当于60多亿港元。
更可怕的是，这些贷款的审批程序全都存在明显问题。裕民财务的高层在没有足够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就给佳宁开了绿灯，有些贷款甚至是钱都发出去了才补办的文件。
委员会看着这些离谱的账目，渐渐拼凑出了一个猜想：陈松青之所以能拿到这些贷款，也许很大程度上不是靠佳宁自身的信贷资质，而是靠行贿收买了裕民财务的高层人士。
裕民高层在拿到个人好处之后，就利用批核贷款的职权，在没有足够抵押品，甚至没有合法保障的情况下，批下了巨额贷款。
佳宁所谓的「实力雄厚」，压根不是来自于菲律宾总统和第一夫人，也不是来自莫斯科人民银行，而是来自于马来西亚裕民银行的香港附属公司，裕民财务。
一查到底
那么裕民财务是怎么和佳宁扯上关系的呢？这还要从裕民财务的成立开始说起。
1970年，马来西亚政府因「五一三」种族流血事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旨在通过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纠正各族群间的经济不平等，促成国民团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给马来人及原住民提供银行服务和商业经营的专业意见，马来西亚政府开设了裕民银行，在当地被称为「土著银行」。
后来随着发展，裕民银行的业务慢慢拓展到了海外，在多个国家开设了分行。
可在落地香港的时候，因为不符合香港银行法例的要求，不允许它开设分行，于是在1977年，裕民银行就在香港成立了一家附属金融公司，也就是裕民财务，主要由裕民银行的几位高级职员负责管理和执行决策。
成立之初，裕民财务正是需要大量客户的时候，而表面风光实则钱紧的佳宁，也为了扩张业务急需大量资金支援，陈松青在和裕民财务的高层们密切沟通了几回之后，双方就行贿贷款这件事一拍即合，达成了合作关系。
1979年，裕民财务批出了第一笔贷款给佳宁，数额为500万港元，随后又接二连三地给佳宁非法贷款，用来购入金门大厦。
后来地产市场急转直下的那段日子，裕民财务又多次贷款给佳宁作掩饰。
1983年10月，就在易卜拉欣遇害后不久，裕民财务的三名高层管理人员，也就是主席、董事和代理董事，突然集体向裕民银行请辞。
等到诺丁委员会查到他们非法接受陈松青行贿的时候，这三人早就提前把资产转移了出去，人也逃到了国外，显然是嗅到了风暴即将来临的气息，赶紧溜之大吉。
由于他们涉嫌行贿受贿的行为发生在香港，按照规定，应该交给香港执法机构调查。
于是1985年4月，诺丁委员会整理好证据材料后，正式向香港廉政公署做出了贪污举报。
1985年5月23日，一个代号为「TF3」的专案小组在廉署内部宣告成立，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卢彬出任组长，首批调查员就集结了12名经验丰富的一线工作者。
其中有一个调查员，叫朱敏健，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组里告诉他，这个案子大概一年就能办完，结果好家伙，一办就是十几年，在这期间，调查员们没少碰钉子。
他们收到的第一份「见面大礼」，是来自警方之前搜集的大量与佳宁集团和裕民财务有关的文件，据说这些文件加起来塞满了四十七个文件柜，光是逐一翻查、审核、归类，就耗费了小组成员几个月的时间。
棘手的问题还不止这一个，虽然犯罪证据通过文件得到了表面的印证，但裕民财务高层受贿的途径还没有被破解。
要证实贪污活动的存在，必须得确认有利益的输送，得解构受贿资金的转移路径。
专案小组先是把每一笔贿赂都记录下来，贴在办公室的墙上，但他们发现这些数字虽然很庞大，但又全都不是整数，根本找不到规律，谁会行贿的时候还有零有整的呢？
光这个问题就卡了好几周的调查进度。
后来对数字十分敏感的调查员朱敏健突然发现，当把这些金额换算成港币，再除以101，所有的金额都能变成整数。
他马上意识到，通过股票经纪交易股票需要付百分之一的佣金，所以行贿资金很可能是通过股票买卖，从佳宁名下转到受贿人的公司或是私人账户上的。
然而，当调查人员终于接近案件核心的时候，才发现这起案件不光是金融诈骗这么简单，还牵扯出了血淋淋的命案，不是一宗，不是两宗，而是至少四宗。
四宗命案
佳宁案的诡异之处在于，每次案子有了关键性进展，就会有人「出事」。
第一宗命案的受害者自然就是易卜拉欣，他被勒死后弃尸在蕉林，虽然嫌疑人麦福祥供出了幕后主使是陈松青，但警方掌握的证据很难直接将陈松青和杀人案挂钩，最终这起案件在麦福祥被判终身监禁后匆匆落幕。
第二宗命案的死者是负责佳宁集团产业交易的英籍律师约翰·温宝树，他曾参与金门大厦买卖一事。
1984年，他正在英国和家人度假时，结果被通知要接受商业罪案调查科的问话，于是他赶紧返回了香港，打算接受完问话再回英国，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等被发现时，他已经沉尸在了自家寓所的泳池里，脖子上缠了根绳子，另一端绑在了下水道盖上，死亡时间恰好是易卜拉欣案开审的前一天，也就是1984年4月13日。
后来警察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一张字条，大概意思是：陈松青的案子不管能不能打赢，自己的名誉都会受损，这不但会影响律所也会影响自己和家人。
温宝树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所以选择自己结束这一切。就因为这张字条，警方便草草认定温宝树案不涉嫌他杀。
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事一定有蹊跷，因为温宝树为人正直，很可能是有人怕他在法庭上说出真相，所以才把他灭口的。
与佳宁案相关的第三宗命案的死者是一名负责案件调查的廉政公署调查主任，他在看管文件期间，弄丢了四张涉案价值四百多万的文件，不知道是因为愧疚还是压力太大，选择了自己离世。
但也有一种说法是，有人偷那几张文件时，正好被他看见，于是便选择杀人灭口。
而最后一桩命案更加离奇，死者是负责审理佳宁案的主审法官。
当时陈松青为了拖慢调查进度，几乎使遍了各种手段，比如质疑警方搜集来的上千张票据的真实性，他要求必须一一核对真伪，细到纸张、墨水、经手人，全得详查。
就这么拖了一年多，直到1986年，商业罪案科才正式将包括陈松青在内的6名被告以串谋诈骗的罪名告上了法庭。
面对这么复杂的案子，谁来当主审法官，一时之间成了难题。就在这时，英籍法官柏嘉Dennis Barker自告奋勇，提出要负责审理这个案件。
由于他是从上级法院自降等级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大家都没有起疑心，反而觉得由他负责会更靠谱。
结果没想到，柏嘉审理期间不但经常迟到早退，还会在喝完大酒之后醉醺醺地出庭审理，对于调查员们精心整理出来的资料，他更是看也不看。
就这样，这个案子又审了小一年，直到1987年9月，柏嘉宣布，全部被告，无罪释放。
消息一出，全港愕然。柏嘉给出的理由也很奇葩，说：其中两名会计师因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参与金门大厦交易的林氏兄弟因为控罪重复，予以释放。
一般来说，控罪重复指的是，针对同一犯罪行为，不能拆分为两个罪名来控告。
但在佳宁案中，柏嘉法官所说的控罪重复，仅指的是控告林氏兄弟的一项证据，在指控另一嫌疑人时也出现了。作为一个资深法官，将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实在令人咋舌。
最后，既然其他人都被释放了，那么串谋诈骗也就不成立了，陈松青和佳宁的一个高层也就顺理成章地被释放了。
这个判决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廉政公署和商业罪案科的调查人员花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搜集了堆积如山的证据，结果法官一句话全给推翻了，而且理由还如此荒唐，人们不禁开始质疑柏嘉有包庇的嫌疑。
可能是意识到砸了自己的法官饭碗，柏嘉在案件结束后不久就辞去了职务，移居欧洲。可退休后仅仅4个月，他就发生车祸意外身亡了。
后来有说法称，他拿了陈松青两亿的贿赂，被杀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但柏嘉的遗孀后来出来澄清，说丈夫根本没有钱，只留下了一处房产和一台劳斯莱斯。
但别忘了，之前咱们说过，拿劳斯莱斯当礼物可是陈松青的最爱啊，所以柏嘉和陈松青之间，究竟有没有利益往来，又有多少，外人可能是看不清的。
回看这四宗命案，易卜拉欣、温宝树、廉署调查主任、柏嘉，全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和陈松青以及佳宁案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有一条人命能够在法庭上将陈松青定罪。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可靠证词。
陈松青就像是一个行走在雷电交加的旷野里的人，每一道闪电都落在了他身边，却始终没有一道真正劈中他。
一拖再拖
即使案件在1987年被柏嘉法官撤销控罪，廉署也没有就此罢休。
调查员们重整旗鼓，重新梳理证据，并依据新的法律观点再次起诉，但陈松青和其他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似乎早就做好了长期抵抗的准备。他们各出奇招，用尽一切手段逃避审讯。
首先是裕民财务的前代理董事，他在案发后第一时间逃往了欧洲，辗转了多个国家，最后在法国南部一个小镇上落脚，以为藏得够深就永远不会被找到，结果还是在1987年被法国警方逮捕了。
然而，就在廉署以为引渡很快就会成功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
在当时法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跟受贿完全对应的罪名定义，所以香港方面以受贿罪申请引渡的请求，自然就在法国碰了钉子。
法官裁定：既然法国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定义和香港不一样，就不能以这个罪名引渡。
后来还是英国政府出手，和法国政府协商，这个前代理董事才得以在1994年被引渡回香港，此时距离他最初逃离马来西亚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
在香港法庭上，他最终承认了受贿2.38亿美元，被判入狱五年。
接下来，是比前代理董事更懂得钻法律空子的裕民财务前主席洛雷恩·奥斯曼Lorrain Osman。
这位的身份更高，在案件中也扮演了更关键的角色，易卜拉欣被害那天，正是他一个劲儿地催促下属尽快批准佳宁贷款，甚至绕过正常审批流程，直接打电话到贷款部责令放款。
案发后，他立刻就逃到了英国。为了不回到香港受审，这位前主席一招鲜吃遍天，向英国法院连续申请了十次人身保护令。
人身保护令制度是英国普通法中的一种古老的权利，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被拘留是非法的，就可以要求法院审查羁押的合法性。
他每次在引渡令快要签署的时候，就抛出一个新理由，向不同的法官申请保护令，回回都能把程序再拖上几个月到半年。
不过他在英国的这段期间也不怎么好过，自1985年被捕，到1992年第十次申请人身保护令被拒的整整七年来，英国法庭始终拒绝让他保释，一直把他关在监狱里。
最后，可能是英国的法官们也渐渐不耐烦了，最终还是签发了引渡令。1992年，此人被正式引渡回香港。
回到香港后，他在1993年6月承认了一项串谋诈骗罪，涉及金额2.92亿美元，被判入狱一年。对，你没有看错，就是这么离谱。
不过更离谱的还属陈松青本人，他使用的拖延战术完全不同于前面两个人。
1985年被捕后，他先是动用了「钞能力」，拿出了5000万港币现金，加200万港币的人事担保，获得了保释，这个数字创下当时香港司法史上最高保释金纪录。
从保释后到1996年最终定罪的11年间，陈松青想尽一切办法让案件没法正常审理。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一招，就是身体不适。
他多次以心脏病、中风、精神压力大、抑郁症之类的理由申请延期审理，每次医疗报告一出来，法官只能批准延期。
直到在1996年，也就是香港回归的前一年，高等法院大法官决定取消他的保释，还押监房。
终于，在9月27日这天，陈松青被判入狱三年。骗了那么多钱，最后才判了三年，这个结果简直是惊掉了每一个人的下巴。
而且，他的实际服刑的时间还要更短。陈松青在狱中因各种「健康问题」，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羁留病房，而不是普通牢房。再加上表现良好获得的减刑，他蹲了大约一年半的牢后就出来了。
可以说整个案件的结局，让人哭笑不得。
出狱之后陈松青，日子过得反而更加清闲自在了。他女儿在1992年就已经花400万港元在清水湾买下了一栋大宅。老头子出狱以后就隐居在那里，生活质量一点没受影响。
只是一改往日高调做派，变得更加低调了而已。直到2021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陈松青染疫，因为年老体弱、基础疾病缠身，最终离世。
涉嫌66亿港元的惊天诈骗、四桩离奇命案的阴影、十七年的调查、两万多页的证据，最终只换来了一年多的刑期。
连老百姓吵架骂街都说会说上一句「迟早得遭报应」，可在陈松青这里，报应似乎来的太轻了。
金手指还是白手套
相信很多人看完佳宁案后，都会和我一样在心里犯嘀咕，陈松青背后到底有没有人？
在牵扯出巨额诈骗和一连串命案后，他还能以最低廉的成本全身而退，他真的是这盘棋局的棋手，还是只是一枚被推到幕前的棋子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翻出一份尘封了数十年的文件。
1985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佳宁案发布了一份机密调查报告，虽然只有部分内容是公开的，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分析。
CIA的报告指出，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处理裕民财务贷款案时，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有意淡化银行的罪责，把事故归因到香港总体地产市场的崩溃。
报告认为佳宁案大概率和马来西亚政府内部腐败有关，因为裕民银行是归政府管理的银行，那么多大额贷款，不可能在政府高层没有点头的情况下就批出去。
报告甚至怀疑陈松青和当时由马哈蒂尔领导的巫统官员有密切的联系。
最后，CIA还指出，虽然马来西亚政府表面在追查裕民财务的案子，但其实是推出了六名裕民财务的高级行政人员作替罪羊，用他们的离职来平息公众愤怒，换取高层的不受牵连。
这桩案件，如果继续查下去，会不会牵扯出更多政府高官甚至执政党核心人物？会不会影响到大选结果？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永远都不会公开。
而在另一篇爆料采访中，杀害裕民银行核数师贾利勒·易卜拉欣的指令，其实是来自一名马来西亚的高级官员。
因为易卜拉欣已经从调查中发现了总理马哈蒂尔在这次金融丑闻里的参与程度，也查到了裕民财务前主席洛雷恩·奥斯曼Lorrain Osman的所作所为。
易卜拉欣在作为银行核数师的工作职责和效忠政府高层之间，犹豫不决，最终很可能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所以被残忍灭口。
按照这种思路梳理的话，陈松青的确很大概率就是个白手套，而他背后的靠山，就是大马政府。
这一切说白了，很可能就是一些大马高官通过陈松青和佳宁这个白手套，把公家的钱大规模投向了香港地产和股票市场来牟取暴利。
等到泡沫吹破，再把陈松青推到法庭上独自担下所有罪名，他们就可以全身而退。不过当替罪羊的好处就是有人兜底，就算罚也不会罚得很重，所以最终陈松青就只蹲了一年半的牢。
当然，这些都只是推测。跟佳宁案相关的大批文件如今仍被封存，许多关键人物的身份从未被公开。也许有一天，随着档案的解密，我们能知道更多的真相。
回看这整件闹剧，最让人心中五味杂陈的，不是骗局的精巧，不是追查的艰难，而是结局的荒诞。
资本市场里，股价起伏涨跌本是常有的事，可问题是佳宁从头到尾就不是一家正经做生意的公司，而是用虚假交易、行贿贷款凭空搭出来的海市蜃楼。
当年多少人看了陈松青炒作出来报纸头条，听信了佳宁神话，把自己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押进了佳宁？
可当泡沫一破，股价一夜清零，那些写在纸上的财富，还没来得及兑现，就变成了一堆废纸。
自那以后，数不清的人受不了打击，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佳宁案背后的人命，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而每一条陨落的生命背后，都无处说理，因为在强权面前，法律能给的安慰实在有限。
如今，案子结了，档案封了，故事讲完了。唯一没结的，是那些散落在这座城市角落里、至今没有回响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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