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中国法官梅汝璈(左二)在东京审判现场。 新华社资料图
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
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
邹德怀手捧捐赠证书。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演的第一天，也就是我参加客串的这出富于历史性的戏剧的开锣第一幕。”这三行力透纸背的墨字，见于中国法官梅汝璈的个人日记，现由其子女珍藏。整整80年过去，布质封面早已褪色，但这些用汉字写下的记录，依然完好、清晰。
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当时，中国曾派出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专业团队凡17人，为伸张国际正义、惩治战争元凶做出了重要贡献。南都记者走访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等历史地标、研究机构，前往北京拜访东京审判亲历者后代、相关史料收藏家，发现这段历史一度湮没无闻，而它的“重见天日”，有赖于各方的努力，还有诸多机缘。
向哲濬最小的孩子向隆万，退休后追寻父亲的足迹，多次自费赴海外查档，亲身推动了国内的东京审判研究。他对南都记者表示:“世界正面临百年变局，战争阴云远未消除，中日关系又经严峻考验。希望人们牢记历史教训，为制止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
现如今，还有更多年轻人加入搜证行列。今年4月，90后收藏家邹德怀，将海外竞拍所得东京审判“萨顿档案”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他告诉南都记者，这批档案是一个历史切片，明明白白告诉世人，为什么东京审判足以称为正义的审判。
遗物里的一沓书稿和一本日记
今年7月，南都记者在北京的一间茶馆见到了梅汝璈之子梅小璈先生。74岁的他，银发如雪，面庞和气质与东京审判时期的梅法官颇为相近，让人有一刻恍惚，原来那场“世纪审判”已过了80年。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及莫斯科会议的决定，11个同盟国在日本东京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国际审判，史称“东京审判”。
1952年梅小璈出生时，父亲梅汝璈已担任外交部顾问，一家人住在北京。梅小璈告诉南都记者，父亲从没有跟自己讲过东京审判，他为人温和、低调，1973年4月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梅小璈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纸包。揭开外层报纸，里面有厚厚一沓书稿，但从内容上看，似乎并没写完。
此外，还有一本布面手札，侧边有繁体的“修养日记”四个烫金字。日记从1946年3月20日抵达东京起笔，记录到同年5月13日东京审判正式开庭之后，共200多页。最末一篇注有“14日起见另册”，但这个“另册”，至今没有找到。
梅小璈对父辈往事的了解，就从这一沓未完的书稿和这本仅存的日记开始。
此后，他与姐姐梅小侃持续整理父亲的著作，近40年来，先后推动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法学文集》《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等书，为这段历史填补了“局内人”极具分量的观察与思考。
在此过程中，梅小璈对东京审判司法工作有了更深的感触。他告诉南都记者，无论是80年前还是现在，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东京审判如此复杂，以至于成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审判。“大家认为，日本已经签署了投降书，由战胜国的代表去惩处那些战争责任者，应该没什么障碍吧?甚至有的人会说，‘很简单啊，枪毙就完事了!’可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是这样运作的。”
事实上，东京审判基本采用了英美法系的程序规则，强调无罪推定、检方举证；法庭要保障被告“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组织了一大批律师为他们辩护，使得审判厅成了激烈又琐碎的攻防战场。而包括梅汝璈在内的11国法官，必须居中裁决，他们又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有不同的文化信仰和思维倾向……在这种情势下，为受害国争取实质正义，何其艰难!
梅汝璈在日记和书稿中对东京审判的法律根据、审判原则、审讯程序等进行了介绍，还记录了法庭的组成情况、法官团内部的协调与争辩，以及他自身对“个人承担战争罪责”“事后法”等法理问题的见解，从中可以一窥东京审判的复杂性和开创性。
同样令梅小璈印象深刻的，还有父亲梅汝璈深挚的爱国心、强烈的使命感。1946年4月26日，他写道:“‘止谤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1948年4月24日，他向国内发送电报说:“璈职责所在，自当竭其绵薄，为我国在此次空前国际法律正义斗争中之胜利尽其最后之努力。”
梅小璈对南都记者表示，尽管东京审判在罪责追究上存在欠缺和遗憾，但也成功地将日本的战争行为定性为侵略战争，将南京大屠杀等史实写进最后的判决书。更重要的是，它和纽伦堡审判一起，在国际社会建立了反战的共识，让人们从这个重大事件中获得经验和教训。正如梅汝璈法官所言:“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推动创建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东京审判中，向哲濬带领的中国检察官团队，为惩治侵华日军提供了大量铁证。
今年4月，南都记者来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交通大学等历史地标及研究机构，对话了向哲濬之子向隆万。85岁的他，于一周之内辗转三地出席东京审判相关活动，却总是神采奕奕、笑容和煦。
对于东京审判，向隆万自身仅有模糊的认知和片段式的记忆。他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为时两年半的东京审判期间，父亲曾多次回国取证，“总是匆匆回家和我们打个照面，晚上则用自己的打字机输入他亲自翻译成英文的文字资料，有时我睡一觉醒来，仍听到‘哒哒’声不绝。第二天一早，父亲就携带着文件匆匆飞往东京。”
过去很多年里，国内对东京审判鲜有研究。向隆万对南都记者惋惜道，以前他没有足够的意识向父亲询问此事，而父亲也没有主动谈起过当年的庭审见闻。1987年8月31日，95岁的向哲濬在上海逝世，几乎没有留下关于东京审判的文字回忆。
时间来到新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界和媒体对东京审判的关注渐多，陆续有人联系到向隆万，希望了解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的作为。这让他愈发意识到，父亲这段经历若无人记述，实在可惜。从上海交通大学退休后，他便开始自行搜集、整理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和线索，深感国内基础文献的严重缺失。
于是，2006年起，他和夫人蒋馥多次自费前往美、日、澳等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和纪念馆搜集资料，并结合母亲周芳的回忆、相关媒体报道等，辑成《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2010年出版。书中收录了许多国内首见的历史档案，很快引起社会关注。
更令向隆万意想不到的是，此书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随后，教育部选定于上海交大创建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由向隆万担任名誉主任至今。经过15年发展，该中心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东京审判研究高地。
随着了解的深入，向隆万愈发体会到80年前检方调查取证工作的艰辛。
他向南都记者回忆，中国检察官团队一开始只有他父亲向哲濬和一位秘书裘劭恒。时间紧迫，人手短缺，他们仍想方设法搜集日军侵华的残存罪证，动员了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内的重要证人出庭。
同一时期，梅汝璈法官在日记中写下，看到向哲濬检察官为收集证据、草拟起诉书昼夜奔忙，他自己却因职责有别，不能施以援手，还得注意“避嫌”。
最终，17位中方工作者各司其职、不懈努力，保障了国际司法的公正，也捍卫了国家民族的尊严。28名被告日本甲级战犯，除2人病死、1人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诉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如今，亲历东京审判的中国人均已逝世，但在向隆万看来，东京审判的故事还未终结。他再次引用父亲于1983年留下的警语:“历史是抹杀、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90后收藏家参与竞拍获珍贵文献
除了历史见证者的直系后代，现如今，还有更多年轻人加入搜证，传承记忆。
今年4月29日，90后收藏家邹德怀将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大卫·尼尔森·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的18件(套)档案，正式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这批史料包括萨顿1946年至1948年间的6本日记、揭露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报告，及其1946年提交的关于日军在华反人类罪行的报告等，很多记载在中文世界前所未见，极具研究价值。
今年7月，南都记者在邹德怀位于北京的工作室中，听他讲起了从美国拍卖市场打捞这批珍贵文献的经历。他从事二战相关历史影像和文献收藏已逾十年，工作室的书架、长桌，甚至脚下的大收纳箱里，堆满了一摞又一摞到处“淘”来的宝贝。
2025年11月10日晚，邹德怀在多次光顾的美国军事文物拍卖网站上，留意到一批与“大卫·尼尔森·萨顿”有关的纸质拍品，“感觉信息量很大”。经过检索外文资料，邹德怀确认萨顿是一位曾参与东京审判的美籍检察官，决定参与竞拍。
拍卖过程比他想象中更激烈，最终，他以远超预算的价格竞得多件“萨顿”相关拍品，后在亲友和热心人士的帮助下付清全款。
谈及当时为何如此笃定，邹德怀告诉南都记者:“我觉得非常值，因为很少能在市场上见到这么完整的东京审判档案资料，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很罕见。”
经过多方接力转运，今年1月底，邹德怀终于盼来了“萨顿”系列拍品回国。随着包裹的送达，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鸣也专程赶到北京协助鉴定，确认这些档案是东京审判时期国际司法调查者萨顿的遗物。邹德怀这才进一步知道，东京审判开庭前数月，萨顿曾作为国际检察局调查小组成员来华，专责调查日军的战争罪行，尤以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为搜证重心。
正因其身份的关键性和独特性，杨夏鸣早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萨顿，还曾亲赴其母校——美国里士满大学，申请复印该校收藏的萨顿旧档，却被工作人员告知“无法找到”。如今看来，邹德怀辗转购得的文件，很可能就是原收藏机构不慎丢失的，结果流入了拍卖市场，又机缘巧合地回到中国。
静下心来翻阅手中的萨顿档案，邹德怀越看越觉得，“太难受了”。
萨顿在日记中写道，他于1946年4月7日考察了长江边的一处大规模屠杀场地，“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
一份由萨顿执笔的89页档案《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汇编了27份中国证人的证词，讲述他们亲历的大规模屠杀、强奸和酷刑的具体案例，包含大量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
一份70页的法律文书《暴行摘要——丙级罪行，日军在华所犯反人类罪1937-1945》，将南京大屠杀作为首起且最严重的典型案例，收录了多位西方证人的证词，并指出，日军在各占领区的暴行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系在日本军政当局的默许乃至授意下进行，构成“国家层级的战争模式”……
此外，萨顿还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证据获取、证人甄选、控罪整理等国际调查工作过程，讲述了与许传音、程瑞芳、伍长德等南京大屠杀中国证人，以及梅汝璈、向哲濬、裘劭恒等中国司法工作者的交往，很多细节能与国内已有的文献记载和研究结果相互印证。邹德怀由衷感慨，这份第一视角的记录，分量太重了。
“我确实觉得不适合我一个人收藏，我也很难透彻地研究它们。”邹德怀对南都记者说，他因此选择把这批档案全部捐出，让文献的价值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南都记者了解到，目前研究人员已对这批档案展开系统性深入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计划对其进行高精度数字化扫描、推进相关展览和出版。
至于邹德怀自己，另有一个计划:“其实我更关注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故事。”既然与萨顿“结缘”，他决定重走80年前萨顿在华调查时的路线，或许有意外的发现，抑或能找到一些历史问题的答案。
《重返二战审判地标》专题报道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发自上海、北京
摄影:南都记者 侯婧婧(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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