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下旬，维尔纽斯传出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消息：
辛克维丘斯政府上台不到20天，立陶宛外交部便恢复与所谓“台湾代表处”的经贸磋商。
前脚还说要让中立关系恢复正常，后脚又把暂停的对台计划搬回谈判桌。
立陶宛究竟真想改错，还是打算大陆市场、台湾省资金两头都要？
2026年7月下旬，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再次传出与中国台湾省有关的消息。
立陶宛外交部确认，已恢复与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就经济合作行动计划进行磋商。
相关谈判此前因为国内政局变化而暂停，如今新政府刚刚就职，谈判便重新启动。
从时间上看，这个动作相当迅速。
7月14日，立陶宛议会批准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领导的新政府及其施政纲领，内阁随后宣誓就职。
到立陶宛外交部确认恢复磋商，前后不到20天。
耐人寻味的是，辛克维丘斯政府上台时释放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恰恰是改善对华关系。
新政府提出，要推动中国与立陶宛外交关系正常化，使双方外交代表机构恢复至中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相近的层级。
辛克维丘斯此前也直言，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都与中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立陶宛没有必要长期成为那个“与众不同”的国家。
这番话听起来相当务实。
可新政府刚坐稳位置，暂停不久的对台经济磋商便迅速重启。
这就使立陶宛的政策轮廓变得更加清楚：它确实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但并没有准备因此放弃现有对台合作路线。
中立关系恶化的根源，要回到2021年。
当年11月，立陶宛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允许中国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所谓代表处。
这一安排被中方认定为公然制造“一中一台”，违反立陶宛在1991年中立建交公报中作出的政治承诺。
2021年11月21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将中立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数日后，中方又正式要求双方外交机构按照代办级关系调整名称。
此后数年，中立关系一直没有真正恢复。
立陶宛前政府曾把这次政策冒险包装成“价值观外交”，希望借此提升自己在美国和欧洲对华议题中的存在感。
同时期待中国台湾方面带来半导体技术、产业投资和新的出口市场。
当时的算盘并不复杂。
立陶宛认为，本国对华直接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并不算高，即使与中国发生摩擦，经济代价也能够承受。
如果能借台湾问题获得美国政治支持，再换来中国台湾方面的产业投资，这笔买卖未必吃亏。
但几年过去，中国台湾省与立陶宛之间确实出现了一些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项目，却没有达到当初部分立陶宛政治人物制造出的巨大预期。
2025年，中国台湾省方面从立陶宛进口约6000万美元商品，向立陶宛出口约1.05亿美元。
对于人口不足300万的立陶宛而言，这并非毫无意义，但显然不足以取代中国大陆和更广阔的亚洲市场。
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建立完整产业链需要巨额资本、长期订单、人才基础、能源保障和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不可能仅靠一笔基金或几项技术授权，在短期内复制成熟产业集群。
这也是为什么自2026年以来立陶宛开始密集向中国释放和好信号。
而立陶宛新政府面临的另一项任务，是降低对华关系长期紧张造成的成本。
立陶宛是欧盟成员国，也是一个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小型开放经济体。
它可以强调所谓供应链多元化，却无法脱离欧洲整体经贸结构。
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波兰等主要欧洲国家都与中国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和广泛经贸往来。
立陶宛长期维持代办级关系，并不能改变欧洲对华合作格局，只会让自己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辛克维丘斯政府提出恢复对华关系，并不令人意外。
真正困难的是，它希望以多大的政策调整换取关系恢复。
立陶宛国内有人主张把所谓“台湾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认为这是解除中立关系症结最直接的办法。
也有人反对更名，担心此举等于承认2021年的决策错误，损害立陶宛的政治信誉。
因此，新政府采取了一条更容易在国内交代的路线。
它一方面强调要恢复对华外交关系，向企业界和务实派选民证明自己正在解决前政府留下的问题。
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恢复经济合作行动计划，以安抚国内保守派和中国台湾方面。
这是一种典型的两面平衡：
既想减少对华关系恶化带来的损失，又不愿为纠正错误付出政治代价；既希望中国恢复大使级关系，又想完整保留2021年以后形成的安排。
但中方从始至终都没有接受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
从立陶宛前总理承认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是战略错误，到辛克维丘斯提出恢复对华关系，中方的回应始终保持一致：
沟通的大门是敞开的，但关系困难的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立方需要采取实际行动，回到正确轨道，为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这套表述没有拒绝谈判，也没有把关系永久冻结，却明确划出了先后顺序。
先行动上纠正错误，再恢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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