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深秋，我当着全队人的面，把回城名额让给了韩雨彤。
她躺在牛棚的席子上，烧得嘴唇起皮，嗓子沙哑。
别人都说我傻。
她来队里才半年，跟我非亲非故。
可我心里清楚，我要是不把这个名额给她，她可能活不过这个冬天。
送行的前一天晚上，她拿着一本旧手记来找我。
没说什么，只翻开最后一页，写了几个字。
然后她上了拖拉机，扬起的黄土遮住了半边天。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朝山外开去。
她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站在土坡上，从中午站到天黑。
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追？
我没答。有些事，不是追不追的问题。
六年后，我按那个地址找到了上海。
站在淮海中路上，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我有点恍惚。
裁缝铺已经关门了，门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告示。
我找到李裁缝的徒弟，打听到一个地址。
穿过一条条窄巷，在棚户区深处找到了那根歪脖子电线杆。
推开那扇歪歪扭扭的木门时，我没想到会看到那样一幕。
院子里晒着几件小孩的衣裳。
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蹲在地上戳蚂蚁。
韩雨彤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根针，膝上摊着一件破衣裳。
她抬头看见我，针扎进了手指。
血珠子冒出来，她没喊疼。
她只是看着我，嘴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张嘴想说点什么，嘴里全是咸的。
眼眶先红了。
01
我叫张晓刚，北京人。
75年下乡，那年我二十四岁。
家里条件不好，爹死得早，他妈改嫁了，我是爷奶拉扯大的。
爷奶住在胡同深处一间十来平的小平房里，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
下乡那年我挺高兴的，至少不用挤在那间小屋里了。
到了陕北，我被分到王家沟大队。
那个地方穷得叮当响，方圆几十里见不着几棵像样的树。
黄土坡连成一片，风一吹，满嘴都是沙。
知青点有十来个人，住在一间废弃的窑洞里。
冬天冷得要命，夏天热得喘不上气。
我在队里干的是最重的活，挑粪、挖渠、打石头。
手上一层厚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
队里的人都说我老实，不爱说话，干活不惜力。
其实不是不爱说话，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回城的事，我想都不敢想。
每年厂里来招工的名额就那么一两个，排队的知青排到村口。
要有关系、有门路、有本事。
我一个孤儿，要啥没啥。
时间久了，也就认命了。
我想着，就在这山沟里待着吧。
种地、喂猪、攒点工分，等到老了，也许能分到一间像样的窑洞。
79年春天，队里新分来一批知青。
都是从各地下来的。有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
韩雨彤就是那时候来的。
她跟别的知青不一样。
不爱说话，比我还闷。眼睛总是低垂着，看人的时候躲躲闪闪。
她的脸色苍白，人瘦得像根麻秆。
我是在第一天晚上注意到她的。
那时候大家在窑洞前生火做饭，她一个人蹲在墙角。
旁边的人说说笑笑，她就那么蹲着，看着地上。
二柱凑到我旁边，压低声音说：“听说了吗，那个韩雨彤，她爹是个资本家。”
“还在上海关着呢。她成分不好。”
我没接话。
成分这种事，谁也说不清楚。
我爹是工人，成分好，但命不好，该走的还是走了。
韩雨彤在队里待了几天，大家就开始排挤她。
干活的时候，没人愿意跟她一组。
吃饭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角落。
她也不抱怨，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着。
有一天晚上，我回窑洞拿东西。
路过牛棚，听见有人在唱歌。
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
是《山楂树》。
那支歌，我不会忘记。
我爹咽气前，哼的就是这个调子。
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后一声。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唱到一半，声音停了。
我偷偷往牛棚那边看了一眼。
韩雨彤坐在草堆上，抱着膝盖，脑袋埋在胳膊里。
她没有哭，就那么坐着。
我转身走了。
没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隔了几天，队里组织大家干活。
我跟韩雨彤分到一组，在坡上挖沟。
她力气小，一镐头下去，地上只留一个小坑。
我抡着镐头在前面干，她在后面清理碎石。
两个人一句话没说。
快到中午的时候，她忽然开口了：“张哥，你也是北京的？”
“是。”
“哪个区？”
“南城那片。”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小时候去过南城，记得那边有棵大槐树。”
“现在好像没了。”
我嗯了一声。
其实我也不记得了。
那之后，我们就熟了。
偶尔干完活，她会坐在窑洞门口唱几句歌。
知青点的人都不爱搭理她，我也不好凑过去。
但每次她唱歌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听。
那支《山楂树》，她唱得特别好。
听着听着，我就想起我爹。
想起他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
他说：“刚子，爹不行了。你以后，要照顾好自己。”
那时候我十三岁。
他走了之后，我妈改嫁了。
爷奶把我接过去，日子就那么对付着过。
我想，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是说不清楚的。
比如我爸为什么会唱《山楂树》。
比如我为什么会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停下来。
比如后来发生的那些事。
79年夏天，韩雨彤病了。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普通感冒。
她浑身发烫，烧得整个人蜷在一起。
队里的赤脚医生看了一眼，皱着眉说：“怕是肺炎。”
“这地方没药，得去镇上买。”
镇上离我们大队有几十里地。
山路不好走，来回要大半天。
没人愿意去。
队里的人私底下说：“她是资本家的小姐，死了也没人管。”
我听到这话，心里不是滋味。
当天晚上，我骑着队里那辆破自行车，摸黑去了镇上。
山路坑坑洼洼的，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摔了好几跤，膝盖磨破了皮，血流了一腿。
但也没觉得疼。
到了镇上，卫生所早关门了。
我在门口蹲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卫生所的医生一开门，我就冲进去买药。
买了青霉素，还有一些退烧药。
出来的时候，口袋就剩几块钱了。
我骑回大队，已经是下午了。
韩雨彤昏昏沉沉地躺在牛棚里。
二柱守在门口，看我回来了，赶紧让开。
我给她打了针，喂了药。
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了我一眼。
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那一夜我没回知青点，守在牛棚门口。
秋天的夜里凉飕飕的。
我靠着门框，听着她的呼吸声。
她想吐，我端着脸盆过去。
她想喝水，我悄悄去厨房烧水。
天亮的时候，她的烧退了。
她醒过来，看见我蹲在门口。
“张哥……”
她的声音哑得厉害。
“你回来了？”
我说：“嗯。”
她眼眶一红，眼泪就掉下来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没答。
不是不想答，是不知道怎么说。
有些话，说出来就变了味道。
02
韩雨彤的病好了之后，变了一个人。
以前她总是耷拉着脑袋，现在偶尔会抬头看人了。
干活的时候，她会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
“张哥，你咋不写信回北京？”
“写给谁？”
“你家里人。”
“没啥好写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倒是想写，不知道写哪。”
她家里人都散了。
她爹被关起来之后，她妈带着她妹妹去了外地。
她是最后一个下乡的。
其实她可以不下乡。
有个亲戚替她找了一份在上海的工作，只要她肯低头认个错。
她说：“我不想低头，我又没错。”
在那个年代，这句话有多重，我心里清楚。
我们插队的，谁没点苦水呢？
大家心里都有怨，但谁也不敢说出来。
秋收的时候，队里开大会。
队长站在台上说：“这批干完了，上头可能会给一个回城名额。”
底下一下子就炸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
我坐在最后面，没吭声。
回城？轮不到我。
韩雨彤坐在另一个角落，也没说话。
散会之后，二柱跑过来：“刚子，你就不动心？”
我说：“动了又怎样？”
“争取一下啊。”
“拿什么争取？”
二柱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膀。
他说：“也是，咱这种人，想都别想。”
秋收那段时间，我跟韩雨彤天天见面。
但说的话不多。
她在前面割稻子，我在后面捆。
累了就坐在地埂上歇会儿。
她从兜里掏出一支口琴，掉漆的那种。
放在嘴边吹一吹，吹出来的都是断断续续的调子。
我问她：“这口琴哪来的？”
“我妈给的。”
她妈年轻的时候，在文工团待过。
韩雨彤小时候，她妈教她吹口琴、唱歌。
后来她妈被批斗，那支口琴被收走了。
她妈后来又偷偷买了一把，放在枕头底下。
韩雨彤下乡那天，她妈把口琴塞到她包里。
“想我的时候就吹一吹。”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
像在说别人的事。
可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
因为每次说到她妈，她就不唱歌了。
只是坐在那儿，看着天。
10月中旬，队里正式宣布回城名额的事。
我没想到，二柱也没想到。
王大爷举着那张纸，大声念：“经过队里研究，这个名额，给张晓刚了。”
我愣住了。
底下的人也都愣住了。
有人不服气：“凭什么？”
王大爷说：“张晓刚下乡四年，干活最踏实，从没闹过事。”
“这个名额，他担得起。”
我脑子嗡嗡响，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散会之后，二柱捅了捅我：“你小子，走狗屎运了。”
我没理他。
回到窑洞，躺在床上，盯着窑顶。
回城？我当然想。
可回了城，我能干嘛？
爷奶那间小平房，现在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我回去了，住哪？吃什么？
但那是回城的机会啊。
错过了，这辈子可能都回不去了。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半夜爬起来，走到牛棚那边。
远远的，看见韩雨彤坐在门口。
月光稀薄，照在她脸上。
她看见我，没说话。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
“咋还不睡？”
“睡不着。”
“我也是。”
沉默了很久。
她忽然开口：“张哥，恭喜你。”
“啥？”
“名额的事。”
我侧过头看着她。
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就是低垂着眼睛。
她说：“你该走，总算能回家了。”
我说：“你呢？”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
“我？我没想过回城的事。”
那一夜，我们坐了很久。
谁也没再多说什么。
风吹过来，凉飕飕的。
她抱着胳膊，缩了缩肩膀。
我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她抬头看我，眼里的光一闪一闪的。
“张哥，你人真好。”
回窑洞的时候，脑子里乱糟糟的。
我想起我爹跟我说过的话。
“刚子，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心。”
我爹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干过出格的事。
可他走的时候，没人记得他。
我想，如果我把名额让出去，我对得起自己的心吗？
我也不知道。
03
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到了10月底。
队里通知我，月底之前办好手续，去县城办手续，然后就可以回北京了。
二柱给我搞了一顿送行饭。
煮了一锅红薯，还宰了一只鸡。
大家都喝了一点酒。
二柱举着碗，大着舌头：“刚子，回了北京，别忘了咱。”
我说：“忘不了。”
喝完酒，大家散去。
我收拾东西，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几件换洗衣服，一个破脸盆，一张烂席子。
东西都归到一块儿，也就一个背囊。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王大爷办手续。
王大爷抽着旱烟：“刚子，回了北京，好好干。”
“别给咱大队丢人。”
我说：“王大爷，谢谢您。”
王大爷摆摆手，眼眶有点红：“你小子，争气。”
办完手续回来的路上，路过牛棚。
我停下脚步。
韩雨彤不在。
牛棚里空荡荡的，只有墙角放着那支口琴。
她的铺盖卷得整整齐齐，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
我想了想，没有进去。
正准备走，听见牛棚里传来咳嗽声。
我推开门，看见韩雨彤蜷在草堆上。
她裹着被子，脸色苍白，额头全是汗。
“又病了？”
“没事。”她摇摇头，“老毛病，过两天就好。”
“吃药了没？”
她没答。
我看她那样子，心里难受。
从兜里摸出最后几块钱，去镇上给她抓药。
回来的路上，我在想一件事。
如果我就这么走了，她怎么办？
她一个姑娘，成分不好，没人照顾。
冬天快到了，牛棚漏风，她挺得过去吗？
我踩在黄土路上，脚下发出沙沙的声响。
每一步都在想，想得头都大了。
回到大队，已经是傍晚。
我把药熬好，端到她面前。
她接过碗，低头喝了一口。
忽然说：“张哥，你走吧。”
“别管我了。”
我蹲在门口，看着她。
她喝完药，把碗放在地上。
“你有你的路要走，别被我拖着。”
“你回城，好好过日子。”
我说：“我知道。”
她笑了一下。
那个笑，跟平时不一样。
带着一点凄凉，一点认命。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
二柱的鼾声在窑洞里此起彼伏。
我睁着眼睛，盯着黑暗。
想起我爸，想起我妈，想起爷奶。
想我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又想韩雨彤。
想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这山沟里。
前路渺茫，没有盼头。
第二天一早，我爬起来，去找王大爷。
王大爷正在院子里漱口。
看我来了，问：“咋了？”
“王大爷，那个名额，我想让给别人。”
王大爷愣住了。
“你疯啦？”
“我没疯。”
“让给谁？”
“韩雨彤。”
王大爷沉默了。
他放下漱口杯，点了支烟，抽了一口。
“刚子，你考虑清楚了？”
“名额只有这一个。”
“你让了，这辈子可能都回不去了。”
我说：“我想好了。”
王大爷看着我，叹了口气。
“你这孩子，轴。”
后来我才知道，王大爷心里也难受。
他不想我走，但也不想我留下。
可名额只有一个，谁走谁留，他说了也不算。
手续折腾了两天。
我把韩雨彤的名字填了上去。
队长看了我一眼，没多问。
二柱知道之后，骂我是傻子。
“张晓刚，你脑子进水了？”
“名额不要，让给一个资本家的小姐。”
我说：“她身体不好。”
“她身体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二柱气得不行：“你是不是喜欢她？”
二柱骂骂咧咧地走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她。
我只是觉得，她不应该死在这。
她那么年轻。
虽然成分不好，但她有才华。
回上海，也许她还有机会。
留在这，她什么也没有。
韩雨彤知道这件事，是在第三天。
王大爷把手续送到她手上。
她看着那张盖了红戳的纸，手指发抖。
她抬头看我，眼里全是泪。
“为什么？”
我说：“你该回去。”
“我回去，那你呢？”
“我再等两年。”
她摇头：“名额只有一个，你不要命了？”
我说：“命不是这么算的。”
她想说什么，但话没说出来。
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她走得那天，已经是11月初了。
天冷得厉害。
山坡上的草都枯了，风一吹，黄叶满天飞。
队里的人都来送她。
二柱站在最边上，脸色不好看。
韩雨彤穿着她的旧棉袄，背着行李。
她站在拖拉机旁边，回过头看我。
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最后还是没说出来。
她把那支口琴塞到我手里。
“张哥，替我好好保管。”
我说：“好。”
她爬上拖拉机，坐在车厢里。
发动机突突突地响起来。
拖拉机开始往前开。
她回头看我了。
就那么一眼。
然后她转过去，再也没有回头。
拖拉机扬起漫天的黄土。
人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最后消失在山坳里。
我站在原地，从中午站到天黑。
那支口琴在我手心里，被我攥得发烫。
我想，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几件事。
没有理由，就是想做。
04
韩雨彤走了之后，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我开始在队里干活，吃饭，睡觉。
二柱偶尔还会骂我几句：“张晓刚，你真是个傻子。”
我不接话。
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东西。
每天干完活，我坐在窑洞门口，掏出那支口琴。
我不会吹，就放在嘴唇边瞎吹一气。
吹出来的声音很难听，像鬼哭狼嚎。
但还是会吹。
好像这样，就能和她离得近一点。
那年冬天特别冷。
窑洞里烧着炕，我盖着两床被子，还是冻得直哆嗦。
半夜醒来，听着外面的风声。
有时候会想，她在上海，还好吗？
转念一想，她回城了，总比在这山沟里强。
开春之后，队里又分来一批知青。
新面孔，新名字。
没人知道韩雨彤是谁。
只有我。
第二年秋天，队里又分到一个回城名额。
这次我没赶上。
名额给了另一个知青，据说是镇上有关系。
我也无所谓。
第三年，政策开始松动。
陆续有人离开大队。
二柱也走了，回了四川老家。
他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刚子，你也早点回城。”
“别耗在这儿了。”
我说：“知道了。”
可心里清楚，回城不是那么容易的。
84年冬天，爷奶相继去世。
消息是邻居写信告诉我的。
我拿着那封信，愣了很久。
那间小平房被征了，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想，我回城还有什么意义呢？
85年春天，县里通知，最后一批知青可以办手续回城了。
我去办了手续，拿着那张纸，坐上回北京的火车。
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
我看着窗外的山，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六年了。
六年前，我送她上拖拉机。
六年后，我自己坐在回城的火车上。
我打开那本旧手记，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写着一行字：淮海中路，李裁缝。
我合上手记，看向窗外。
山影匆匆掠过，像是破碎的记忆。
到了北京，我在工厂找了一份工。
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
一间十来平的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箱子。
日子像一摊死水，没什么波澜。
到了年纪，总有人介绍对象。
刘主任给我张罗了一个，也是厂里的女工。
人挺老实，长得也不差。
我们见了几面，她话不多，我也话不多。
坐在一起，总是冷场。
有一回，她问我：“你以前插队的时候，有对象吗？”
我说：“没有。”
她不信：“你们插队那么多年，就没动过心？”
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刘主任说我：“你这人，太闷了。”
“女孩子都喜欢会来事儿的。”
我想，也许是吧。
但我改不了。
厂里的生活按部就班。
早上七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
周末去菜市场买菜，回来自己做饭。
偶尔去胡同口喝碗豆汁，吃两个焦圈。
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咸不淡的。
有时候我会想，韩雨彤现在在干嘛？
她结婚了吗？有孩子了吗？
她过得还好吗？
那支口琴我一直带着，放在枕头底下。
每次睡不着了，就拿出来看一看。
86年秋天，厂里放年假。
我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翻着那本旧手记。
翻到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
“淮海中路，李裁缝。”
我想，要不，去上海看看吧。
说去就去。
我请了年假，买了火车票。
两天一夜的火车，硬座。
车上挤满了人，空气里全是烟味、汗味、泡面的味道。
我靠着窗户，看着窗外越来越近的城市。
心里七上八下的。
这六年来，我在心里翻来覆去想过无数次。
她会是什么样子？
她还记得我吗？
到了上海站，已经是傍晚了。
出站的时候，人潮汹涌。
我站在广场上，有点恍惚。
这座城市很陌生，跟北京完全不一样。
我找到一辆公交车，问了路。
转了两次车，终于到了淮海中路。
站在路口，我深吸一口气。
按照地址找过去。
那条路很安静，两旁的梧桐树枝叶茂密。
路灯昏黄，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找到了那个门牌号，是一家裁缝铺。
门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李记裁缝”。
我敲了敲门。
没人应。
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探出头：“找谁？”
“请问，李裁缝在吗？”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一个老朋友托我来找的。”
那个女人的表情变得复杂。
“李裁缝去年就没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她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女人想了想说：“她临走前叮嘱过，如果有人来找她，去南码头棚户区找老刘头。”
“就在巷口那根歪脖子电线杆旁边。”
我谢过她，转身离开。
槐花落在肩膀上，碎碎的、白白的。
我沿着淮海中路，走了一大段路。
找了一辆车，往南码头去。
越走越偏僻，路越来越窄。
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破旧。
棚户区连成一片，电线杆歪歪扭扭。
我找到了那根歪脖子电线杆。
旁边有一间矮房子，门半掩着。
一个老头的声音传来：“谁？”
“请问，是刘大爷吗？”
门开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站在门口。
他打量我半天：“你是？”
“我是从北京来的，李裁缝托我找一个人。”
“找谁？”
老刘头的眼神变了。
他叹了口气：“你跟我来。”
那一晚的风很凉。
吹起他破烂的衣角，哗哗响。
我跟着他，穿过几条窄巷。
越走越偏，脚下都是泥巴地。
路灯也渐渐少了，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笼挂在屋檐下。
老刘头在一扇木门前停下。
“就是这。”
“你进去吧，我不送你了。”
他说完转身走了。
我站在木门前。
深吸一口气。
伸手推开了那扇门。
05
门吱呀一声开了。
院子里没有灯。
只有屋里的灯光透出来，昏昏黄黄的。
院子不大，到处堆着杂物。
有个破脸盆架，上面晾着几件旧衣裳。
角落里长着青苔，墙根下堆着一些破瓦罐。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
屋里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妈，我饿了。”
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等会儿，妈马上做饭。”
那个声音，很轻，很柔。
我一下子认出来了。
是韩雨彤。
我的心跳得厉害。
脚步像灌了铅，迈不动。
我站在院门口，手撑着门框。
屋里传来锅碗瓢盆的声响。
韩雨彤好像在忙着什么。
小女孩又说：“妈，今天吃啥？”
“你想吃啥？”
“我想吃鸡蛋。”
“明天行不？今天家里没鸡蛋了。”
“好吧。”
我深吸一口气，抬脚往里走。
走到屋门口，门虚掩着。
我透过门缝看了一眼。
韩雨彤坐在矮凳上，正在择菜。
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衫。
头发用皮筋随意地扎着，有些凌乱。
她旁边蹲着一个小女孩。
大概三四岁的样子，扎着两个小辫子。
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
韩雨彤看起来老了很多。
比我走之前瘦了不少，脸上有些黄。
她低着头，看不清表情。
我抬起手，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她的声音：“谁呀？”
“是我。”
沉默。
韩雨彤抬起头，看向门口。
她的眼睛瞪大了。
手里的菜掉在地上。
她愣愣地看着我，一动不动。
小女孩问：“妈，谁呀？”
韩雨彤没答。
她慢慢站起来。
腿好像有些抖，扶着桌子。
“张哥？”
声音发抖。
她忽然笑了一下，笑容很勉强。
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
她用手背抹了一把泪，却怎么也抹不干净。
我走进去，停在屋里。
灯光昏黄，把这个小小的房间照亮。
屋里很简陋。
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桌子，一个旧柜子。
墙角堆着一些杂物。
小女孩站在韩雨彤旁边，抬头看着我。
她有点怕生，躲在韩雨彤身后。
韩雨彤蹲下来，抱起她：“叫叔叔。”
小女孩小声地叫了一声：“叔叔。”
我嗯了一声，喉头堵得厉害。
韩雨彤把孩子放下来，让她去床上玩。
她转过来问我：“你咋来了？”
“我回城了，找到淮海中路，打听到你在这。”
她低头没说话。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韩雨彤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她哭了。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一个女人哭成这样。
没有声音，就是站在那里，肩膀发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好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过了一会儿，她擦了擦眼泪。
转过来看着我：“你坐。”
我坐在凳子上。
她站在灶台边，好像想继续做饭。
手伸出去又缩回来。
她说：“你来上海，是专门找我的？”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我的事了吗？”
“老刘头说了一些。”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我骗了你。”
我没说话。
她继续说：“我回城之后，没去北京找你。”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她说得很慢，声音很轻。
“你为了我，放弃了回城的名额。”
“我却什么都没做。”
我打断她：“你不必这么说。”
“你身体不好，回到上海，能活着就好。”
她摇摇头：“不是这样。”
“我回城之后，有一个人来找我。”
“他说是你让他来的。”
“谁？”
“一个男人，他说他叫刘志。”
“是你表弟。”
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我愣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
刘志？这个名字我很陌生。
韩雨彤继续说：“他说你回城之后，一直在北京等我。”
“让我去找你。”
“我信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去了北京。”
“到了之后，我才发现，那个地址是假的。”
“刘志也不见了。”
“我找了你好几天，找不到。”
“后来我查到，那个刘志根本不是你的表弟。”
我看着她，心里像被刀扎了一样。
“那你……”
“我那时候，已经怀了孩子。”
她顿了顿：“刘志的孩子。”
那个孩子，是那个骗子的？
韩雨彤低着头，声音像是从水底浮上来。
“我身无分文，没有地方去。”
“我不敢回上海，更不敢见你。”
“后来，我在北京生下了孩子。”
“我一个人，抱着她，坐了三天火车回上海。”
“李裁缝收留了我。”
“她给我找了这个地方住。”
“我就这样，带着孩子，过到现在。”
她说完了之后，屋里安静了很久。
那个小女孩趴在床上，已经快睡着了。
我看着她瘦小的背影。
又看着韩雨彤。
她低着头，手攥着衣角。
“张哥，我对不起你。”
“你对我那么好，我却连真相都不敢告诉你。”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你了。”
我踱了几步，停在窗前。
窗外是黑漆漆的夜，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我转过来：“孩子叫什么？”
“豆芽。”
“大名呢？”
“马若曦，跟我姓。”
我看着她，叹了一口气。
“你一个人，拖着她，怎么过来的？”
韩雨彤抬起头：“就那么过来了。”
“我打零工，我在饭店洗过碗，在街上发过传单，在建筑队做过小工。”
“什么活都干。”
“李裁缝帮了我很多。”
“没有她，我可能早就……”
说到这里，她停住了。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六年前，我把名额让给她。
我以为她回城之后，会过上好日子。
可我没想到，她过的，是这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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