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我的手机响了。
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省长。
我刚按下接听键，耳边就响起一个声音：“新来的，挂了电话，先下楼给我买杯咖啡。”
郑雅欣的手拍在我胳膊上，不重，但带着不耐烦，像赶苍蝇。
她当然看见屏幕上的字了。
电梯里还有三个人，都低着头，没人说话。
那杯咖啡，我到现在都没喝。
01
我叫程文乐，今年二十八。
接到调令那天，我正在乡镇档案室整理一份八年前的旧材料。
那是我在乡镇待的第三年，每天跟灰尘和发黄的纸页打交道。
镇上的同事都叫我“活档案”，说我记性比电脑还好。
调令来得突然。市里组织部一个电话打过来，说让我三天内到市委办公室报到。我问为什么是我，对方只说“省长亲自点的名”。
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来了。
报到的日子定在周一。
我提前一天到了市里，在招待所住了一晚，翻来覆去睡不着。
早上六点我就到了市委大楼门口，门口的保安看了我半天，才让我进去。
大楼很气派，十二层，外墙是深灰色的瓷砖，看着就让人觉得很严肃。
我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后来是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指的路，她说：“新来的吧？办公室在八楼。”
这个阿姨就是董淑英。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她是谁。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已经站了四个人。
一个男的，三个女的。
男的大概四十出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拿着文件夹。
三个女的里，有一个站在最前面，烫着卷发，拎着一个皮包，一看就是领导模样。
“你哪儿的？”她问我。
“我是新调来的秘书，程文乐。”我答。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嘴角往下撇了撇：“新来的啊。”
就是这一眼，让我感觉不太对劲。
电梯往上走，谁都没说话。我在心里默默数着楼层数字，就听见手机响了。
我低头一看，屏幕上赫然两个字：省长。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刚调来第一天，省长就给我打电话？我赶紧按下接听键，还没来得及说话，眼前的一幕就发生了。
那个卷发女人，后来我知道她叫郑雅欣，伸手拍在我的胳膊上：“新来的，挂了电话，先下楼给我买杯咖啡。”
她的语气很随意，就像在使唤一个服务员。
我愣住了。
她当然看见屏幕上“省长”两个字了。但她还是这么说了。
电梯里另外三个人，都低着头，像什么都没听见。
我深吸一口气，冲着手机说了一句：“领导您好，我一会儿给您回过去。”
然后我挂了电话，对郑雅欣说：“郑主任，我先接个电话。”
“你认识我？”她愣了一下。
“不认识，但您一看就是领导。”我说。
她没再说话，脸上的表情却变了。那种表情我后来才读明白，是“你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电梯到了八楼，门开了。
郑雅欣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小程，先去档案室熟悉一下环境，会有同事给你安排工作。”
她说“档案室”两个字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点说不清的味道。
我没多想，点了点头。
后来我才知道，档案室是这个办公室里最不受待见的地方。被安排去档案室，基本上等于被边缘化。
而这一切，从那个电梯里的电话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02
档案室在九楼东头，最角落的一间屋子。
门一推开，灰尘扑面而来。
屋子不大，大概二十来平米，靠墙全是铁皮柜子，柜门有的关着，有的敞着。
地上堆着几个纸箱，里面塞满了文件。
窗户开了一条缝，风灌进来，吹得纸页哗哗响。
我把窗户关上，开始打量这间屋子。
说实话，这地方跟我在乡镇的办公室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文件更旧，年份更久远。
我随手翻了翻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里面的日期是十二年前的。
“习惯吗？”
门口传来声音。
我回头一看，是电梯里那个穿蓝色夹克的男人。
他笑着走了进来，递给我一杯水：“我叫孙俊晤，市委秘书长。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谢谢孙秘书长。”我接过水杯，“我刚来，很多东西还不熟悉。”
“慢慢来，不急。”孙俊晤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咱们这个小地方，规矩多，人情世故也多。你刚来，多听少说，总没错。”
他说完就走了。我看着他背影，总觉得这话里有话。
快到中午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年纪不大，看着也就二十五六岁。她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靠在门框上打量我：“你就是那个新来的？”
“是，我叫程文乐。”
“我叫何思彤，办公室文员。”她喝了口水，“你有得罪郑主任？”
“没有啊，我今天才第一天来。”
“那她怎么把你弄档案室来了？”何思彤眨眨眼，“这地方平时都是保洁阿姨待的。”
我没说话。
何思彤看出我不想多聊，耸耸肩走了。临走前说了一句：“中午食堂吃饭，自己带饭票，楼下小卖部有卖。”
下午三点的时候，董淑英来打扫卫生。
她推着一个清洁车，车上面放着拖把、水桶、抹布，还有一瓶清洗剂。她进来的时候看见我，愣了一下：“小伙子，你怎么在这儿？”
“董阿姨，我是新来的秘书，叫程文乐。”
“新来的怎么安排在档案室？”董淑英放下拖把，“这地方平时都没人来。”
“我也不知道。”我老实说。
董淑英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她开始拖地，拖了两下，突然停下来：“小伙子，你中午去食堂吃饭了吗？”
“去了。”
“有人跟你说话吗？”
“有，一个叫何思彤的姑娘。”
“她跟你说什么了？”
“就说郑主任好像不太待见我。”
董淑英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她继续拖地，拖到门口的时候，回头说了一句：“这办公室以前也来过几个年轻人，都没待满一个月就走了。”
“为什么？”
“自己琢磨吧。”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很复杂。不是恶意，也不是善意，更像是一种“你自求多福”的警告。
那天晚上，我加了三个小时班，把档案室里的文件重新整理了一遍。
铁皮柜子按年份排好，纸箱里的文件分类归档，墙上挂了一个文件索引表。
做完这一切，已经快十点了。
我站在档案室门口，看着焕然一新的屋子，心里踏实了一些。
可我没注意到的是，我整理的那些文件中，有一份被人动过了。
那天晚上，有人进过我办公室。
03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准时到了办公室。
门锁是好的，但我总觉得不对劲。桌上的文件被翻动过，有几本放在了我没放过的位置上。我翻了翻，没发现少了什么，就没太在意。
八点十分，郑雅欣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小程，昨天在档案室怎么样？”她笑着问。
“挺好的，我把文件都整理了一遍。”
“那就好。”她点点头，“对了，今天有个文件需要你处理一下，等会儿我让人送过来。”
她说完就走了。我坐在那里，总觉得她今天的态度跟昨天不太一样。昨天的冷，今天的笑，都让人捉摸不透。
九点的时候，何思彤送来了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绝密”两个字，封面很旧，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这是什么？”我问。
“郑主任让你看的。”何思彤压低声音说，“据说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跟一个烂尾项目有关。”
“什么项目？”
“我也不清楚，你别问了。”何思彤摆摆手，“我只负责送文件，别的事不管。”
她把信封放在我桌上就走了。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会议记录，日期是八年前的。
会议记录的内容是关于“滨江新城”项目的立项讨论。
参与单位包括市规划局、市城建局、市财政局，还有几家开发商。
会议记录显示，当时的副市长孙俊晤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推动者。
而我在乡镇处理过的那起群体事件，也跟“滨江新城”有关。
那是一次征地拆迁引发的冲突，当时上访群众说“政府骗了我们，项目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那份会议记录我看了两遍，总觉得哪里不对。
记录上孙俊晤的签名，看上去很顺滑。
但翻到背面的时候，我发现纸背有轻微的压痕，是写字时笔尖透过来的痕迹。
那个压痕的笔画走向，跟签名的走向对不上。
这意味着这个签字，极有可能是描上去的。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我开始翻档案室里的其他文件，想找孙俊晤在其他文件上的签字笔迹做对比。
翻了两个小时，找到了三份有孙俊晤签字的文件。
对比之下，明显不一样。
那份会议记录上的签字，笔画僵硬，缺乏自然过渡，像是照着某个模板描上去的。
我正琢磨着这是怎么回事，门突然被推开了。
“小程，在忙什么？”
孙俊晤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茶，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在整理档案。”我把文件合上，“孙秘书长，有事吗？”
“没事，路过看看。”他走进来，“怎么样，对这里还满意吗？”
“挺好的，很安静。”
“安静好啊。”孙俊晤点点头，“这年头，能静下心来做事的人不多了。”
他说完就走了。我目送他离开，总觉得他刚才那句“能静下心来做事的人不多了”，像是在说我，又像是在警告我。
04
第三天早上，我发现电脑被人动过了。
我设置的桌面壁纸被换掉了，文件位置的排列方式也变了。
我调出电脑的开关机记录，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有一次开机记录，持续了大概二十一分钟。
有人用我的电脑了。
我找到何思彤：“思彤，你昨晚有没有进过我办公室？”
“没有啊。”何思彤摇摇头，“我六点就下班走了。”
“那晚上咱们办公室还有人加班吗？”
“郑主任经常加班，其他人一般不走那么晚。”
我沉默了一会儿，决定不声张。告状是最蠢的做法，尤其是对一个刚来三天的新人来说。越级举报这种事，在乡镇我就见识过，往往举报者先死。
那天下午，郑雅欣给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起草一份调研报告，说是省长要用。
“这个报告关系到咱们市里的一个大项目，你好好写。”她拍着桌子说，“明天早上八点交。”
我熬夜写到了凌晨两点。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把报告打印出来，又通读了一遍，确认没问题后，交到了郑雅欣办公室。
“放在那儿吧，我等会儿看。”她说。
九点开会的时候，孙俊晤拿着我的报告，一页页翻着，眉头越皱越紧。
“小程，你这个数据不对。”他指着其中一行，“这个项目的预算跟实际支出差了将近六千万，你是怎么算的？”
“不可能，我核了两遍。”我站起来，“所有数据我都跟财政局核实过的。”
“你的意思是我的审查有问题？”孙俊晤的脸色沉下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重新写。”他把报告往桌上一摔，“今天下午五点之前交新稿。”
我拿回报告，发现自己写的数据被人改过。有两页纸被替换了，里面的数据和原文完全不一样。替换的那两页纸张偏新，跟其他页有明显的色差。
有人在交到孙俊晤手里之前，动了我的报告。
是谁？怎么动的？
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回忆着早上交报告时的细节。
我记得自己把报告亲手交给郑雅欣，她拿过去放在了桌子上。
那之后一直到开会，她都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如果她没动，那她让别人动了吗？
唯一有机会的，就是孙俊晤本人。
那个局，做得不复杂，但很脏。脏到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个办公室里，不是做好事就能被认可的。
05
转折出现在第五天。
那天下午，董淑英来打扫卫生。她擦完桌子，拖完地，临走前在我桌上放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只写了一行字：“滨江新城，旧厂房，八年前的备份。”
我看了三遍，然后把纸条撕碎了扔进垃圾桶。
下班后，我等到所有人都走了，才锁上办公室的门。我没走正门，从侧门出了大楼，绕了两条街才打车。
出租车在一片老工业区停下。
这里到处都是废弃的厂房，有的被拆了一半，有的还伫立在原地，墙面长满了野草。
我按照董淑英给的地址找到了一栋三层高的红砖楼，楼门半掩着，布满了铁锈。
我推开门，里面黑洞洞的。
我用手机照明，找到了楼梯。
上了三楼，右手边第一间屋子，门锁已经坏了。
屋里堆满了纸箱，积了厚厚一层灰。
我在纸箱里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一份复印件。正是那份八年前的会议记录原件。
我打开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
原件上的签字根本就不是孙俊晤的名字。
记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市长签字同意，省长批示“不同意”。
省长的批示是红笔写的，力道很大，“不同意”三个字几乎要戳破纸面。
但后来流通的版本里，省长的批示被替换成了“同意”，市长签字改成了孙俊晤的签名。
整个审批流程完全被篡改了，目的是把“滨江新城”做成一个手续合法的项目。
我拿着这份复印件，手都在发抖。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脚步声。
“咚咚咚”，不紧不慢，踩在铁梯上，声音很闷。
我赶紧把复印件塞回信封，躲在门后。脚步声越来越近，在我藏身的门外停住了。
“小程，出来吧。”
是孙俊晤的声音。
我没动。
“我知道你在里面。”他语气平淡，“你以为董淑英是帮你？她儿子八年前在滨江新城工地摔断了腿，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我故意让她给你传这个地址，就是为了等你来。”
门被推开。孙俊晤站在门口，后面站着两个保安。他手里拿着一部手机，屏幕上正在录像。
“私自调取机密文件，”他说，“小程，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06
我被关在会议室里。
屋子很大，一张长条桌子，两边各摆着五六把椅子。墙上的时钟走到晚上九点十七分。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头顶的日光灯管嗡嗡响。
对面坐着三个人。孙俊晤坐在中间，左边是办公室主任老周，右边是人事科科长。
“小程，”老周推了推眼镜，“你知道今天的事有多严重吗？”
“我就是去找一个文件。”我说。
“找文件？”孙俊晤把手机放在桌上，“找到了什么？”
“找到了真相。”
“真相？”孙俊晤笑了，“你一个刚调来五天的小秘书，知道什么真相？”
“滨江新城项目的真相。”我盯着他的眼睛，“审批文件被篡改过，省长当年根本没同意。”
会议室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老周和人事科科长面面相觑。孙俊晤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
“你有什么证据？”他问。
“我有那份文件的复印件。”
“复印件不能作为证据。”
“那原件呢？”我说，“原件现在在哪儿？”
孙俊晤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说：“小程，你还年轻，不懂这其中的道理。有些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这个项目牵扯太多人了，你一个人翻不了天。”
“那你准备怎么处理我？”
“暂缓你的任职，先停职审查。”他转过身，“后续如果查实你确实有不当行为，那就按章程办事。”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可能要回乡镇了。”
他说完就走了。老周和人事科科长也走了。会议室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时钟发呆。时钟走到十点半的时候，门又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董淑英。
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拖把，低着头说：“小程，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你什么时候被他们发现的？”
“前两天。”她的声音沙哑，“孙俊晤找到我，说如果我不配合，就让我儿子的事永远翻不了案。他知道儿子的事是我的命门，我没得选。”
“那你给我那个地址，是假的了？”
“地址是真的，备份也是真的。”董淑英抬起头，“但我告诉他们你会来。他们在厂房里装了监控，把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我在你办公室抽屉里放了你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调查滨江新城’的字样。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档案室那天晚上吗？”
“记得。”
“那天晚上进你办公室的人，是我。”
我看着她，心里一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你为什么最后又来找我？”我问。
“因为我不忍心。”董淑英的声音开始发抖，“我也想让我儿子有个说法。但你是个好人，我不该拉你下水。所以我来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董淑英走近几步，压低声音：“省长明天会来。”
07
省长来得比想象中还要快。
第二天上午九点，魏翔的车队停在了市委大楼门口。
我那时还在会议室里。窗帘拉着，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能听见楼下传来的动静，有人喊“省长来了”，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省长秘书小马。他看了我一眼，说：“程秘书，省长要见你。”
“现在？”
“现在。”
我被带到省长办公室。
屋子不大，陈设也很简单。
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墙边立着两个书柜，里面全是文件。
魏翔坐在办公椅上，手里拿着一支钢笔，正在看什么东西。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心里很忐忑。
“听说你去查滨江新城了？”他抬头看我。
“是。”
“查到什么了？”
“查到一份被篡改的文件。省长的批示被改过，市长签字也被替换成孙俊晤的签名。”
魏翔没有回答。他放下钢笔，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桌子中间。
“你看看这个。”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司法鉴定报告。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八年前那份滨江新城项目审批文件上的省长签字，系伪造。
真正的省长批示是“不同意”，而非流传版本中的“同意”。
报告日期是八年前，出具单位是省司法鉴定中心。
“这份鉴定报告，我八年前就拿到了。”魏翔说。
“那您为什么……”
“为什么不处理？”魏翔站起来，走到窗前，“因为处理不了。这个项目牵扯了市里一半的领导，光是副市长就有三个。一旦查办，整个班子都得垮。但我不处理，不代表这件事就翻篇了。”
“那你调我来，是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一个不怕事的人。”魏翔转过来看着我，“你在乡镇处理群体事件的时候，三份文件你留了一份原件。那件事之后，我就打听过你。你这个人，有分寸，也敢下死手。我需要一个干净的人来引爆这颗炸弹。”
“那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直接派人下来查？”
“如果我派人查，那是官面上的事，会有无数种方法让事情不了了之。但如果是你。是一个刚调来的小秘书查出来的。那就没人能压下来。”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嗡嗡响。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我问。
“把这份鉴定报告交上去。”魏翔说，“剩下的我来办。”
我拿着那份鉴定报告走出省长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站着好几个人。
郑雅欣站在人群中间，脸色惨白。
她看见我，嘴唇抖了抖，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
08
接下来的一周，我一直在写材料。
我要把滨江新城项目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哪些人参与了，哪些文件被篡改，资金怎么流的。每一次签字，每一次会议，每一笔转账，都要写明白。
我翻遍了档案室里的所有文件，找到了三十七份关联材料。
这些材料有的藏得很深，被夹在其他项目的文件夹里；有的被做了标记，像是有人刻意留下的“尾巴”。
我一份份整理，一份份比对，写了一个详细的核查报告。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滨江新城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
项目的土地是违规转让的，开发商是孙俊晤的小舅子，建设资金中有近一半是挪用的专项资金。
而郑雅欣的丈夫，就是这个项目的实际财务负责人。
她把程文乐视作眼中钉，不是因为她看不起乡镇来的小秘书，而是因为她害怕。害怕我查出她丈夫参与了那个项目，害怕她自己的仕途就此终结。
这个发现让我沉默了很久。
周四那天，省纪委的人下来了。
来了四个，两男两女，领头的姓刘，是省纪委调查室的主任。
他们看了我的核查报告后，跟魏翔谈了两个小时。
谈完之后，当天晚上就带走了孙俊晤。
我当时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透过走廊的窗户看见孙俊晤被带下楼。他没有挣扎，甚至没有回头看。只是低着头，脚步有些沉重。
他只回头看了一眼大楼，然后上了车，走了。
郑雅欣没被带走。
她还在办公室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何思彤告诉我，郑雅欣的脸色非常难看。
我没去找她。
09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整理最后的材料。门被推开了。
郑雅欣站在门口，头发有些散乱，眼妆花了。
“程秘书，”她的声音沙哑，“能不能出来说两句？”
我跟着她走到走廊尽头，那里有一个茶水间。她倒了两杯水，递给我一杯。我接过来，没喝。
“坐吧。”她指了指小圆桌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她也坐下来，沉默了很久。
“我丈夫参与滨江新城的事，你肯定已经知道了。”她开口了，“我不是求你放他一马。他做的事，他自己得担着。我只求你……高抬贵手，别把我牵扯进去。”
“那你让我干什么？”
“就说你不知道这事儿。”她低下头，“就说你那几天没查到我丈夫那一块。”
“郑主任，”我放下杯子，“你觉得撒谎能解决问题？”
“那你能怎么办？”她抬起头，眼眶红红的，“我还有个孩子今年上初中，如果他妈也被抓了，他这辈子怎么办？”
“那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有选择吗？”她的声音突然高起来，又马上压下去，“孙俊晤是我表哥，他让我帮忙的时候，我能说不吗？”
“你可以。”
“说得轻松。”她冷笑一声，“你知道在这栋楼里，得罪一个人有多容易吗？”
我沉默了。
郑雅欣站起来，在茶水间里来回踱了几步，突然转过身来，扑通一声跪下了。
“程秘书，我求你了。”她哭了出来，“我求你了，看在我是女人的份上，饶我一回。”
我坐在那里，看着她跪在我面前。
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
电梯里她拍我胳膊的样子，她让我买咖啡时的语气，当众讽刺我的嘴脸。
那些画面一个个闪过，然后又一个个散去。
“你起来吧。”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我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咖啡收据——就是那天电梯里，她让我去买咖啡的那张收据。我一直没扔，放在口袋里好几天了。
“这是那张收据。”我把收据放在桌子上，“郑主任，这杯咖啡我一直没喝。不是记仇，是想提醒自己，在哪儿都不能混到让人随便使唤的地步。你好自为之吧。”
我走了。
身后传来郑雅欣的哭声，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
10
一周后，省纪委公布了调查结果。
孙俊晤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
跟他一起被查的还有市规划局长、城建局副局长，以及四名开发商。
郑雅欣因为情节较轻，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副主任职务，调往市志办工作。
事情尘埃落定。
何思彤找到我：“程秘书，恭喜你啊，这下你可出了大名了。”
“没做什么大事。”我说。
“还不大？”她睁大眼睛，“你查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窝案，省长都亲自表扬你了。听说下一步要提拔你当办公室副主任？”
“我拒绝了。”
“啊？”
“我申请调回乡镇。”
何思彤愣住了：“为什么？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放弃？”
“因为这里太干净了。”我看着窗外，“干净到让我觉得不真实。我怕待久了，也学会演戏了。”
“你这人，真是……”何思彤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临走前一天，我给董淑英打了个电话。她儿子因为在滨江新城项目工伤的事，得到了赔偿和后续的医疗救助，她特地跑来感谢我。
“程秘书，您是个好人。”她说。
“董阿姨，你也是个好人。”我说，“只是做好事之前，先想想自己能不能承受后果。”
我走的那天，天气不错。
出了大楼，我回头看了一眼。十二层高的灰色大楼，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我看了几秒钟，转身上了公交车。
公交车上，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张咖啡收据。已经很皱了，上面的字都有些模糊了。
我把收据翻过来，在背面写上了一行字：“郑主任，那杯咖啡我替您喝了。”
然后我把收据叠好，放进了衬衫的口袋。
到了乡镇，我直奔档案室。门一推，灰尘又扑面而来。我笑了笑，打扫干净，把办公桌摆好。
隔壁的老张头探进头来：“小程，你不是去市里当秘书了吗？咋又回来了？”
“干不习惯。”我说。
“那倒是，”老张头抽了口烟，“市里规矩多，哪有咱们这儿自在。”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阳光很好，晒得水泥地泛白。几只麻雀在窗台上啾啾叫。
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屏幕，是省长。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接了起来：“领导，您说。”
“小程，你真的不后悔？”魏翔问。
“不后悔。”
“那行。你是个有种的。”他顿了一下，“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打我电话。”
“谢谢领导。”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桌上。档案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
我翻开桌上那本还没写完的乡镇志，从头看起。
第一篇写的是镇上那棵老槐树，据说有三百多年了。镇上的人都说，那棵树见过太多事，却什么也不说。
就像档案室里那些泛黄的文件。
它们静静地躺在铁皮柜子里，等着某个不怕事的人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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