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最大的金主当成了敌人，澳大利亚从中国赚得越多，就越觉得焦虑。
最近，在阿德莱德举行的澳大利亚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了颇具戏剧性的一幕。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在演讲中强调，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金主。但话音未落，他又把中国定义成了澳大利亚“最大的安全焦虑”，还说怎么处理这二者的平衡的关系，是澳大利亚目前最头疼的问题。
马尔斯的这番讲话中明显带有强烈的撕裂感，而这种撕裂感主要是由中澳两国异常紧密的经脉关系所决定的。据统计，中国已经连续16年稳坐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交椅，同时中国还是澳方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国。仅去年一年，中澳双边贸易额就突破了3250亿澳元，差不多占了澳大利亚全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
更关键的是，通过对华出口铁矿石、天然气和煤炭这些资源类产品，澳大利亚每年都能从中国赚到高达5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折算下来，澳大利亚平均每天都能从对华贸易中净赚超过12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在澳大利亚的港口、矿山、农场和城市里，目前还活跃着近900家中资企业，双向投资存量超过350亿美元。现如今，就连澳大利亚人离不开的进口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中国也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进口汽车来源国。
既然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如此重要，那为什么澳大利亚还要对中国产生安全焦虑，甚至当成自己的“头号假想敌”呢？中国到底对澳大利亚构成了什么直接威胁？从军事角度看，中澳之间隔着广阔的南海和东盟诸国，中国从未对澳大利亚本土构成过任何军事压力。从经济角度看，中国不仅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金主，也是其海上贸易航线最忠实的使用者，破坏中澳贸易航线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
其实，马尔斯的焦虑根源并不在于中国做了什么，而在于澳大利亚眼中的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地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澳大利亚长期自视为南太平洋地区的老大哥，但近年来，随着和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上升。这让澳方感到自己的后院不再那么稳固，一种被边缘化的恐慌便随之不断蔓延。
其次是扩军的现实需要。澳大利亚正在推进耗资巨大的“奥库斯”核潜艇计划，这是澳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项目。澳政府要让国民接受这笔天文数字般的军费投入，就需要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中国就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
另外就是美澳之间那根无论如何也割舍不断的同盟纽带。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就是以美澳同盟为绝对核心的。这意味着，无论美国的战略重心如何调整，澳大利亚都必须紧跟步伐。现在美国把印太战略的矛头对准了中国，澳大利亚自然很难保持独立的战略判断。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尔斯的焦虑，本质上是其结构性困境的投射。澳大利亚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在安全上却必须紧跟美国。正是因为这种矛盾的存在，才让澳大利亚的每一步对华政策都走得格外别扭。
但如果澳大利亚沿着这条别扭的路子继续走下去，那么付出代价必将是实实在在的。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已连续两年下滑，双边贸易顺差也跌到了近年来的低点。作为澳大利亚经济支柱的铁矿石出口业，如今整个大盘都在持续收缩。随着中澳之间的政治互信不断被澳方消耗，澳大利亚国内的商业环境也在不断恶化。而澳大利亚在关键矿产等领域力推的所谓“去中国化”等努力，也被不少经济学家批评为不切实际的政治幻觉。到头来，所有成本将转嫁到澳大利亚企业和消费者头上。
而从战略层面来看，澳大利亚也在丧失其本就所剩无几的的自主性。一个中等强国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是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和独立思考的战略定力。但澳大利亚近年来的表现，却越来越像是一个被美国的盟友体系彻底绑架的跟班。美国指哪，澳大利亚就打哪。这种战略上的被动，不仅削弱了澳大利亚的国际公信力，也让它在太平洋地区事务中的角色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可靠。
马尔斯对中国既爱又恨的态度，本质上是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缩影。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澳大利亚一直试图在接触与对抗之间走出一条独木桥来。但独木桥走得久了，终究还是会有失衡风险的。澳大利亚需要认清一个基本现实，在如今的国际格局中，“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旧剧本，已经越来越难演下去。意识形态挂帅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优先，否则一个中等国家是走不长远的。
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如果澳大利亚继续把中国当作所谓的“最大安全焦虑”来炒作，不仅无助于解决澳方真正的安全关切，反而还会让自己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困境。中国从未要求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中国想要的仅仅是澳大利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要在主权和领土等问题上为他人火中取栗。如果澳大利亚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中澳关系就只能在低烈度对抗和有限度合作的矛盾中，继续消耗。
这种消耗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但对澳大利亚的伤害显然更大。澳大利亚现在需要做出判断：到底是把中国当作需要严加防范的安全假想敌呢？还是当作值得尊重并谋求深化关系的合伙人呢？这两个定位，将决定未来十年中澳关系的底色。一旦选错了，到时澳大利亚要付出的代价，恐怕就不是一句的“最大焦虑”所能掩盖的了。
文 | 郑文浩 前新华社资深军事记者、军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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